自民党发动全面进攻

1980年，自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多数议席，具备再次发动教科书攻势的有利条件。为了实现扭转战后“左翼偏向教育”的目标，1980年至1981年，自民党在内阁会议、国会等权力中枢发动“教科书大批判”———自民党调查局、自民党“文教部会”及其下属的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等以提出问题、发表调查材料、研究立法等方式全面出击。

1979年末，三塚博率领“文教帮”开始造势，反复宣传社会科教科书存在“偏向”。1980年1月，自民党机关报《自由新报》连载《现在的教科书》一文，以此为信号，第二次教科书攻势明朗化。至1980年12月4日，自民党“文教部会”正式设立5个小委员会，加强包括教育领域立法在内的政策研究力量：高等教育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渡边秀央），教员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中村靖），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三塚博），教育基本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唐泽俊二郎），学制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近藤铁雄）。这些专业性很强的党内机构，担当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研究，几乎涉及从教员资格考试到学生志愿活动义务化等所有范围。教育基本问题小委员会的任务是“研究修改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其运作的法律，防止再次出现东京都中野区的教委公选制度。”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的任务是“首先弄清目前小学、中学教科书是否注意到爱国心等问题，重新审核教科书审定标准，强化审定态势”。[7]“文教部会”的成员有“文教帮”之称，是一批具备文教政策专门知识的国会议员。“文教帮”与擅长农业与林业政策的“农林帮”一样，是自民党内力量不相上下的两股强大势力。1981年1月23日，自民党召开党内大会通过“声讨左翼偏向教育”的运动方针，掀起攻击教育和教科书的高潮。

1980年11月，自民党调查局抛出一份诽谤教科书的文件《令人忧虑的教科书》。这份文件污蔑学校正在使用“共产党制作的教科书”，“利用教科书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出了“有色教科书大扫除”的口号。文件煽动说：“共产党一个劲儿地制作教科书，社会党即日教组取得定单后四处贩卖，自民党和政府付钱。”“写教科书就有印税收入。印税平均约占5%，小学和中学是政府付钱，所以大约有400亿日元。这样，每年20亿日元的印税中，有相当一部分落入共产党的赞同势力的口袋里。”“日教组教育斗争的中心口号（共产党也是如此）是，‘让教学科目具有思想性’。所谓思想性，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共产党时兴的话说，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思想性。让国语和社会科学夹带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能够顺利实现的。数学就难了，在1＋1＝2的计算中，塞进社会主义思想相当困难。理科也很难。所以，这些家伙认为他们的目的大体能实现。他们的目的几乎已经达到了。”如何应对这种形势？“要征讨共产党和日教组，把审定的文章做足就行。一个接一个地定为不合格就可以。”“值得怀疑的家伙就是要全部处罚。如果说，这样做就没有教科书了，教科书没有了还不好吗？没有教科书不能上课的教员就让他们辞职。在法律上，教科书是教材的一种，所以，真正有实力的教员必须是没有教科书也能上课的人。《学习指导要领》就是为此而制定的。遵照《学习指导要领》讲课就行。如果是我来审定教科书的话，略微粗暴地说‘就看卷尾’。因为卷尾会列出著者的名字，扫它一眼，哎，这个不行！用不着看内容就定为不合格。然后再从文章中找出为什么不合格的借口，就是这么回事。就这样对有色教科书进行大扫除吧。”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善出版发行：第一，教科书企业缺乏编辑能力；第二，审定制度有必要健全审定措施与法律；第三，需要在教科书的发行、选用和宣传上使用资金。[8]这份文件用语粗暴专横，带有强烈的反共政治色彩，可能是自民党内某重要人物在内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文件仅从教科书的编撰者与选用者的党派所属，判断日教组及共产党“掌握了国语和社会科教科书”，提出必须完善文部省的审定制度及其立法，加强教科书出版社的编辑能力，从经济上支持自民党认可的教科书进入市场，实现扫除“有色教科书”的目的。

事隔一个月，1980年12月，自民党调查局又抛出一份报告《新社会科公民教科书分析》，提出教科书存在三类“偏向”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消灭了爱国心”，二是“教科书包含政治意图”，三是“在野党事先审查《学习指导要领》”；“教科书的政治意图”集中在下列问题上：“（1）防卫、自卫队、安全保障，（2）北方领土，（3）国际社会与和平主义，（4）核武器及战争，（5）爱国心与宪法，（6）议会制度，（7）群众运动与罢工，（8）家庭及老人，（9）国民的权利与义务。”[9]由此可见，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几乎都被自民党视为特定的“政治意图”的产物。《新社会科公民教科书分析》与前述经团联出版的《经济教育》异曲同工，都是针对公民教科书的批判，财界主要着眼于经济问题的表述，自民党则注重铲除“马克思列宁主义”，恢复“爱国心”，强调增强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尽管自民党具备研究和制定教育政策的组织系统，但在研究教科书的所谓偏向方面，仍需借助民间右翼文人的力量。80年代初，筑波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教科书问题研究会”的小团体，校长福田信之亲自担任会长，实际负责人是筑波大学讲师森本真章，因此它又以“森本小组”著称，日教组称其为“与自民党合作者”，[10]参加“反对教育、教科书反动化国民集会”的民众，则将其视为“自民党使用的反动文化人”。[11]右倾文人与财界、自民党紧密配合进攻教科书，是80年代教科书攻势的重要特征之一。

右倾文人在自民党的教科书攻势中，不仅擅长发现“偏向”问题，而且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自民党撰写进攻教科书的“教科书”。1980年3月4日，自民党调查局政治资料研究会，特别邀请森本真章发表演讲，一年后，自民党调查局公开出版森本的讲演稿———题为“教科书的偏向与问题点”的小册子。1981年2月森本小组出版了森本真章、泷原俊彦编写的《满是疑问的教科书》，森本等人以新学期使用的中学公民教科书为靶子，从中找出47个“缺点”并将其归纳为7个问题：（1）家庭与福利问题：强调充实保育设施是社会的责任，日本福利落后。（2）国家防卫问题：从阻止增加防卫费的政治意图出发，表述日美安保条约可能把日本卷入战争，“希望战争的势力”，“用全世界的核武器能够屠杀人类几次？”爱国心是错误的吗？（3）宪法与政治问题：对宪法的表述欠缺真实，批判长期政权，议会多数党“专横”，议员只在选举时活动。从不信任官僚，批判选举区的偏颇观点进行表述。对示威、罢工、团体交涉等照片的处理方法有问题。（4）对工会、公务员的罢工权的判断方法有问题。（5）权利与义务问题：在判断义务、伴随权利的责任与公共福利的方法，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人权问题上表述偏颇。（6）经济与社会问题：仅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进行表述；把大企业看成坏人，将企业利益与居民损失画等号，体现反对核电站、反对石油基地的意图；对广告、宣传业持片面见解。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如何看待日本的过去的表述，强调日本的后进性，令人联想到反美亲苏。（7）对教科书选择表述的人物有疑问。[12]据此，森本等人提出：中学公民教科书存在严重偏向，《学习指导要领》虽然规定教科书要表述“爱国心”，但未被编撰者采纳，反之，“大众运动”等没有规定的内容却出现在教科书内。还有违反教科书审定标准的表述，有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容欠缺公正；片面表述安保条约和大企业；谴责广告、宣传业等特定的赢利企业等。有关防卫费的表述违反了《学习指导要领》提出的目标。

小学社会科教科书也是森本小组攻击的对象。森本等人从中剔出“偏向与问题点”，为各家出版社的教科书“定性”：“公害教科书”（中教出版，五学年，上下册）———封面插图2页，正文用39页表述公害问题；“农民起义教科书”（教育出版，六学年，上册）———用27项共30页表述农民起义和示威游行；“表述天皇杀人与被杀的教科书”（教育出版，六学年，上册）等。另外，小学国语科教科书内，还有培养革命意识灌输反战思想的教材，仅强调战争、原子弹“悲惨”的教材，缺乏道德上的考虑，使学生对成年人产生不信任感的教材。森本小组不但完全站在执政党、大企业集团和军方的立场上衡量学生的社会道德教育，质疑批判教科书，按照政府加强军队建设与日美同盟、遏制民众运动、限制和削弱民众民主权利的需要对教科书横加挑剔，为执政党蓄谋已久的教科书攻势提供“偏向根据”，而且针对教科书的“偏向”“问题”提出了具体对策。森本真章在《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建议》中提出：第一，文部省应根据审定标准进行严正审定。第二，改善现行《学习指导要领》。第三，重新研究教科书的选用方法。第四，“由持正确见解的学者、教师编写教科书”。[13]森本的4点建议受到自民党的高度重视。自民党及右倾文人提出的上述“偏向”及纠偏对策建议，后来全部变成文部省围剿和平民主教科书的实际措施。5年后，右倾学者炮制出严重歪曲史实的教科书，堂而皇之地打入了教科书市场，在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活动中扮演了独特的重要角色。

另一方面，执政党在国会发起攻势。自民党及民社党的议员，在国会召开教育问题的会议时，不断抛出财界、自民党及右倾文人提供的“偏向证据”。法务大臣奥野诚亮充当进攻教科书的急先锋。1980年7月22日，奥野诚亮率先在内阁会议上谴责教科书：“在培养爱国感情方面存在极大问题”。10月15日，文部相田中龙夫在众议院文教委员会上批判教科书说：“现行教科书表述爱国心有问题”。1981年2月4日，民社党总书记塚本三郎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高举一本扉页为民众游行照片的教科书说：“这是从扉页就开始假设石油基地是坏东西的教科书。首相，请你看一下，全部是这样的。”随后，塚本又把矛头指向教师使用的教学指导书籍：“在文部省鞭长莫及的教学指导书内，……共产主义甚至写到了乌托邦”，“与教科书主张的‘权利’相比，‘义务和责任’仅占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塚本还污蔑说日教组“对所有的教科书进行调查”，查看写了多少反战和主张权利的游行，反对公害，以及增进福利的内容，然后制作排行榜“传达指令”；教科书出版社邀请日教组“画圈”多的人编撰教科书，[14]通过这类带有“反共”色彩的政治攻击，为执政党加强统制教科书的立法活动进行铺垫。情况表明，教科书成为执政党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

1981年4月11日，自民党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发表了教科书制度改革方案，把“纠正偏向”、教科书“国定化”等作为改革重点，6月5日，自民党文教部会、文教制度调查会召开联合会议，提出“从教科书选用中排除日教组”，“清除家永诉讼的影响”，进行“严正的教科书审定”等口号，随后，公布了自民党教科书问题小委员会拟订的文件“提起制定《教科书法》”。在这份文件中，自民党把教科书“偏向”问题归结为三个原因：一是教科书公司制作教科书、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各地教委选用教科书，教科书出版社为了扩大教科书销售，不得不迎合日教组编写教科书的要求，选择受日教组欢迎的编撰者，从而导致送审教科书的原稿粗制滥造。二是文部省审定教科书人手不足，时间不够，造成审定不严格。三是日教组有组织的运动对各地教委选用教科书产生了很大影响。文件建议，从教科书出版社、教科书制度两方面采取措施。第一，对教科书出版社提出“道德规定”———应该提高对本社业务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的觉悟，明确自律态度，努力制作内容妥当、公正的教科书。从“学术”和“教育上的考虑”两个角度编写教科书，充实、加强编辑体制，研究教科书的“应有状态”。第二，“教科书制度改革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1）文部省“更加严正地审定教科书”，为制作真正适合教育的教科书付出最大努力。（2）增加教科书调查官，改善待遇并完善调查研究需要的各种条件。（3）实现中小学教科书的选用地区广域化，以都道府县为单位选用。（4）研究《学习指导要领》，制作更妥当的教科书。（5）研究制定关于教科书的审定、选用、发行、供给的综合性法律。[15]自民党的上述方案，企图掌控教科书的编写、审定及选用的全过程，彻底矫正教科书的“左翼偏向”，排除日教组的影响；为了让出版社编撰出自民党满意的教科书，通过文部省修改《学习指导要领》进行约束和导向；推行广域选用方式，确保其认为“妥当的教科书”得到广泛选用；通过立法实现国家彻底控制教科书。这一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当时的496个教科书选用区将被归拢为47个，将有效降低以日教组为首的工会力量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改革方案是自民党、大企业团体及右倾文人合作的结果，不仅牵涉中央与地方有关机构———文部省及各地教委，而且涉及教育、出版等各个领域。自民党吸取了家永教科书诉讼运动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在教科书反映学术成果方面，自民党、文部省及右倾文人根本没有能力与学术界主流对抗，因此，自民党决定通过强调教育的特殊性，分离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割裂教育与“历史认识问题”，向青少年灌输经过日本政府过滤的知识，培养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目标的人才。

遭到多方攻击的社会科教科书究竟有无偏向？就教科书表述日本自卫队的内容而言，日本学术界、教科书编撰者、自民党各持不同看法。绝大多数研究宪法的学者认为，自卫队的存在违反宪法第9条，自民党则完全肯定自卫队“合法”。因此，教科书表述了国民中存在“违宪”与“合法”两种不同意见。法务大臣奥野诚亮把同时表述两种不同观点的教科书定性为“共产党制作”，反映出自民党攻击教科书的政治意图———重整军备。

事实上，教科书内并不像自民党等大肆渲染的那样。1980年6月10日出版的自民党机关报《自由新报》，刊载《现在的教科书》一文，集中攻击“和平教材”的代表“一朵小花”（小学四年级《国语》教科书上册，教育出版社发行），说它“为了否定战争、强调和平而歪曲事实”。作者读后感到，“一朵小花”不失为一篇感人的优秀作品，其中没有说教和口号，更没有强加任何反战意识。它通过父母对一个因为吃不饱肚子总是嚷着“还要一个”的小女孩的关爱，描写了战时普通民众的艰难生活。“一朵小花”是父亲在出征的火车站台上，采摘给女儿的最后的礼物。作者用10年后失去父亲的母女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女儿要为母亲准备午餐外出购物，问道：“妈妈，鱼和肉，买哪个？”———描写了和平与战争时期民众生活的鲜明对比。自民党的攻击恰恰暴露其刻意掩盖战争给民众生活留下的伤痕和痛苦记忆，促进修宪和重整国家军备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