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

二、国民教育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

鉴于俄国文化的落后状况、列宁非常重视发展国民教育事业，只有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才能扫除文盲，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人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管理的能力，从而造就新一代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专家。只有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才能使人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培养高度的觉悟、严格的纪律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所以，列宁强调指出：教育任务对于“俄国尤其重要。这个任务在俄国应当提到首位，因为我们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训练群众”⁽²⁷⁾。他还指出：“教育工作者和共产党这个斗争的先锋队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决不能忽视这个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²⁸⁾。

（一）要明确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特性和目的

为了使苏俄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列宁对资产阶级旧教育制度的弊端进行了批判，阐明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特性和目的。

首先，列宁针对资产阶级鼓吹的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等伪善说法，明确指出：“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²⁹⁾。过去，资产阶级鼓吹政治应当由工农群众的“主人管”，工农群众只要“生活下去”、“要工作”就行了。而现在工农群众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所以，“政治应该是人民的事”⁽³⁰⁾，必须通过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懂得政治，能够参与政治生活和进行政治管理。另外，列宁指出：我们过去主要是从事阶级斗争的政治，现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从事国家建设的政治”，因而，我们应该重新教育群众，“应该首先把群众同国家经济生活的建设联系起来”⁽³¹⁾。“要使教学工作的性质适应向和平建设的转变”⁽³²⁾。

其次，列宁认为，要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宁很早的时候就曾指出过：“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³³⁾十月革命后，列宁把这一思想写进了党的纲领。他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规定了如下条文：“对未满16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的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熟悉各主要生产部门）”；“把教育和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³⁴⁾。根据列宁的思想和党纲的有关规定，苏维埃俄国一直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的一部分。

最后，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³⁵⁾，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³⁶⁾。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新人，既要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又要掌握一切现代科学知识。列宁说：“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³⁷⁾；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³⁸⁾。

（二）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

列宁强调为了使苏俄的教育事业普遍开展起来，除了大力发展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还要注重业余的社会教育的开展。1919年12月，列宁签署了《关于扫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居民间的文盲》的法令，要求“共和国全体居民年龄从8岁到50岁，凡不能读不能写的，必须学习识字”。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全俄扫盲工作非常委员会”，统一组织、实施这项工作，在城乡各界开办了各种类型的识字学校，在红军中也成立了扫盲大学。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从各方面帮助工人和劳动农民自学自修（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讲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等等）。”⁽³⁹⁾列宁也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曾经批评职业教育总局的工作，“远非一切都是从首先发展我国青工教育并使这种教育有具体方向这一合理愿望出发的”⁽⁴⁰⁾。他要求职业教育总局改变“从部门利益考虑”，机构膨胀，不适应广泛的国民教育需要的不良状况。

列宁还特别关注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工作。农村的教育工作更落后，农民的文盲率更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不能提高，便直接影响其思想政治觉悟的提高。所以，列宁强调说：要做争取农民的工作，使农民脱离同资产阶级的联盟而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必须提高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是执政的工人阶级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⁴¹⁾。列宁还提出了通过创建合作社来改造小农经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使俄国居民充分而广泛地合作化，这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由此，必须提高农民的文化教育程度，要使农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都能自愿地参加进去。列宁指出：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⁴²⁾。他还提出，要培养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要把革命气势、革命热情，同做一个有见识的和能写会算的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具有做文明商人的本领。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农村的文化教育工作呢？对此，列宁也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1）通过国民教师去争取农民，有计划地组织他们下农村，去传播文化知识。（2）发动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友好互助形式，必须在工人中组成许多以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党的、工会的、个人的）。也可考虑把党的所有城市支部与各农村支部结成帮扶对子，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来满足农村支部的文化需要。（3）要从农村实际出发，不应当马上把纯粹的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农村去。现在就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目标，不但无益，反而有害。（4）要增强城乡文化联系工作的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样，才能开始百倍迅速地前进。⁽⁴³⁾

（三）要努力增加教育经费

列宁提出：为了苏俄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要不断增加教育经费，同时也要动员社会出资办学。他说：“没有国家政权机关，没有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⁴⁴⁾当时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状况还很困难，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拨款还不够多。列宁一再强调要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来保证国民教育的经费。1921年9月，财政人民委员部向列宁报告了有些国家机关在编制预算和各项开支上的违法现象，其中说道：按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预算，剧院的经费支出达290亿，而高等学校的经费仅170亿。列宁看后，把这两个数字着重标了出来，并写了批语：“不成体统！”⁽⁴⁵⁾他要求必须纠正这种不能容忍的状况。1922年1月，列宁还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削减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歌舞剧院的经费，“从这样节约下来的几十亿中至少拨出一半用来扫盲和建立阅览室”⁽⁴⁶⁾。1923年初，在《日记摘录》一文中，列宁又强调说：我们不应当光讲重视发展教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而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实际着手干起来。在各方面资金都很紧张以至于不得不对某些方面的开支进行削减的时候，“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⁴⁷⁾。他还提议在教育人民委员部里也要精简过分庞大的、臃肿的和形同虚设的编制，以便节省更多的经费，“发展国民识字教育”⁽⁴⁸⁾。

列宁除了强调要依靠国家增加教育经费来发展教育事业外，还主张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他曾指出：“要让本地居民、特别是农民也负担学校的部分费用。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绝对急需的。……必须向农民要更多更多的东西来维持当地的学校。”⁽⁴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2年3月16日在给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批示中也指出，要用多种形式来办学，例如在地方预算中规定百分之几的拨款，或把学校附属于工业企业，以及实行群众自愿捐助制度等等。

（四）要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

要办好教育，促进文化建设的大发展，离不开教师重要作用的发挥。列宁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后，新教师还没有被培养出来的时候，列宁非常强调对原有教师做争取、教育和改造工作。他在拟定俄共（布）纲领草案时指出：要通过“加强对教师的鼓动和宣传工作”，“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的教师骨干”；同时，“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⁵⁰⁾。列宁说：“必须指出，几十万教师——这是一批应该推动工作、启发人们思想、同目前群众中还存在的偏见作斗争的工作人员。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全身沾染了这种文化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是共产主义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行列，因为他们有知识，而没有知识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⁵¹⁾1923年春，列宁总结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国民教育的发展状况时说：“为了推动旧的教师们前进，吸引他们来执行新的任务，使他们注意教育学一些问题的新提法，我们做了很不少的工作”，但是，仍有很多方面做得不够，“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⁵²⁾。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和发挥教师的作用，必须提高教师的地位。列宁把这一点看做是发展国民教育的“主要的事情”，并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鉴于这种情况，列宁指出：“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⁵³⁾。列宁认为：提高国民教师的地位，“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⁵⁴⁾。由于战争的破坏，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状况，全国人民处于饥饿中。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也是特别关照改善学校的状况和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他在1921年就直接起草或签署了诸如《关于农村学校的伙食安排》、《关于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按其专业归队》、《关于文教单位的房舍保证》、《关于改善学校和其他文教单位的供应措施》等许多关于改进办学条件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要求：政府和工厂应解决附设的学校的房舍、燃料、照明以及粮食供应问题，在农村要建立居民自动缴纳实物和燃料供给学校的制度，要拨一部分地方税款给学校等。在1923年初，列宁又明确提出：“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⁵⁵⁾。

列宁还强调：提高国民教师的地位，还要在工作上信任他们，要把优秀者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让他们担负一定的国民教育管理的负责工作。在列宁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对于具有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知识的教育家，教育人民委员部必须“有计划地吸收他们担任地方的特别是中央的负责工作”，并强调说：“没有这些专家的评审意见，没有他们自始至终的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⁵⁶⁾。列宁还指出：“衡量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工作成绩，首先应当看他吸收专家的这项工作做得如何，是否善于发现他们，善于使用他们，善于实现教育专家和党员领导者的合作”⁽⁵⁷⁾。当时担任苏俄教育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在后来回忆列宁的文章中也谈到，列宁经常劝告他们：要在教师中“选拔积极分子，帮助他们上进，经常注意合理提拔教师到领导岗位上去，把积极的、最有文化修养的教育工作者当作自己的支柱”⁽⁵⁸⁾。列宁的这些论述对发展国民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