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新的‘自由’”

尼采所说的“超善恶”，实际上打破了一个道德世界的图像，他将一个深不可测的艺术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并非将两个世界简单地置换，而是将生命活动的一切现象包括道德估价都看成是生存“谎言”，即艺术形式。艺术是生命天生的、“形而上学的”活动。生命不仅仅像日神艺术那样构筑种种外观形式，而且还像酒神那样自我取消、自我破坏，体验一种与存在(生成)冥合的快乐，就如同加入酒神合唱队那样，以太一的极乐为目的。所以，尼采所说的“超善恶”，在两个方面为生命指出了新的“自由”:其一，后形而上学时代生命解释世界的自由，“无物为真!一切皆允许!”我们自身就是价值和意义的赋予者;其二，为我们诠释了自由的深度，肯定自我生成和破坏的生命之乐。

一

道德估价被尼采看成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一种表层现象。他给予我们一个更为深邃的世界，即一个艺术世界。我们谈论的善与恶、罪与罚的问题，不过是一些表层现象。我们把尼采的整个的哲学立场看成是超越道德的视角:一方面，他考察道德的视角的各种生理—心理的起源，把这种条件与某种生命的类型(“善良的欧洲人”)关联起来，道德视角是为了保存群体，很长时间都是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甚至全部地球上的人生存的条件;另一方面，对迄今为止的道德视角的“颠倒”，尼采大胆地主张一种非道德主义，除了与道德的视角拉开距离之外，还让像他那样追求自由精神的人看到未来的自我塑造的希望。从道德视角向非道德视角的上升，其实就是生命的力量的上升，人的视域也被大大地拓宽了。尼采使我们看到了新的自由:

我们新的“自由”。——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之感啊!我们的精神解放了，我们不再受任何“目的”体系的限制了。同样，事物的本质中也没有了“赏”与“罚”这些概念的位置了!同样，善与恶的行为也不能再称它们自身善或恶了，但是只有在保存某种人群类型的视角主义中才有善与恶的判断啊!同样，我们对快乐与痛苦的评价也不再有宇宙学的意义，更不用说形而上学的意义了!(——悲观主义，冯·哈特曼先生的悲观主义，声称要称量生存的快乐和痛苦，也只是武断地把快乐与痛苦禁锢在哥白尼以前的囹圄和视野中，如果这不是柏林人的笑料的话，肯定属于落后的东西和堕落的东西。)(WP:789)

很清楚，尼采的这段话表明他的反柏拉图主义或西方形而上学的立场。从他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一切旧价值都不再对人有任何的约束力了。因为像“目的”、“善”、“恶”、“赏”、“罚”等都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原文”。即它们既没有宇宙论的意义，也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从视角主义上看，它们只不过是某种生存类型的价值判断或估价。这说明，视角主义将一个形而上学世界终结了。“上帝死了”就标志着这种形而上学的终结。这种终结等于给生命解缚，生命不再受到尼采所谓的“一神论”的统治了，因为“一神论”乃是人类的停滞状态，即相信在类群中只有一个标准和规范，并将这一道德溶化在血液中。尼采说:“创造诸神——多神论——的绝妙艺术和禀赋，乃是一种中介，通过它这种创造的冲动得以释放、纯化、完善和使自身高贵;因为本来这种不引人注意的冲动，就与固执、不顺从以及嫉妒相关。”(GS:143;KSA 3，S．490)

尼采认为“上帝死了”之后，即“一神论”终结之后，生命冲动得到了释放，我们必须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他的“自由精神”的概念。这种自由精神，首先是尼采哲学的自我克服。他的思想是对自己早期“疾病”(追随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克服”，并重新获得了健康，他逐渐走向了“自我”，更加怀疑和蔑视，深深地独处。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要捍卫生命，抵制痛苦，做一个英勇的悲观主义者。这就是勇敢地面对生存的可怕的问题，不仅不害怕，而且还勇敢地面对敌手。所以，他将他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作为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用他的话说就是以一种健康的本能来克服浪漫主义，是一种“治疗之方”(HH，Ⅱ，Pre．)。这本书赶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发行。他将伏尔泰看成是一个像他自己一样的精神贵族。他赞扬伏尔泰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通过希腊式的适中制服了他那多种形态的甚至和最伟大的悲剧式暴风雨不相上下的灵魂。他的这种做法，德国人没有人能达到。法国人比起德国人，天性中更接近希腊人(HH，I:221;KSA 2，S．182)。

《人性的、太人性的》将“自由”看成是与“信仰”对立的概念(HH，I:225;KSA 2，S．190)。可以看出，他将生命的自由看成是某种自我立法。从这个方面，人们可以将尼采看成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他对伏尔泰的肯定就包含着这个方面。但是，尼采并没有把自由思想押宝在启蒙运动上。他对自由精神的理解与启蒙关于的人的解放思想虽然有着相同之处，但是他并不认同现代的自由观念。

在《超善恶》中，尼采专门探讨了“自由精神”。他认为，这个概念被欧洲和美洲滥用，成了一种很狭隘、很有限、很受束缚的精神类型，它与真正的自由精神的意图和本能相反。这种被错误命名的“自由精神”，带有现代的民主气味，即“平等主义”。从本质上看，它追求的是畜群的幸福，安全、无危险、舒适、方便，叫嚣“权利平等”、“同情一切受苦的人”，并把受苦的人看成是要消除的对象(BGE:44;KSA 5，S．61)。尼采所谈论的“自由精神”与此截然不同。它是超善恶的类型。它追求的是自身的独立性，“最深刻的思想甚至仇恨形象和类似”(BGE:40;KSA 5，S．57)。这是高贵的灵魂，“自上而下”的灵魂，甚至是“秘传的东西”。拥有这种精神就是敢于冒险，深入自己的恶之中去。自由精神对应于尼采所谓的“未来哲学家”，即“诱惑者”(BGE:42;KSA 5，S．59)。自由精神就是一种新的尝试，一种诱惑。它诱使人们离开确定性的、理性的海岸，驶向不确定性的、非理性的奔腾不息的大海。所以，尼采并没有将自身陷入启蒙理性的观念中，他不像康德那样诉诸理性，而是将一个权力意志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

正是《超善恶》中关于“自由精神”这一部分，尼采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看成是欲望和激情的世界，权力意志的世界，力的关系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可认识，因为它是绝对的生成，属于一个流动、变化的世界。我们的认识只是表达了权力意志，即想要认识的意志。如果有认识产生，那么必然是一种道德的虚构，这当然与生命的保存密切相关。但是，如果自由精神超越善与恶，不是以真理为目标，那么这就要求一种勇敢的品质，一种忍受非真理的勇敢:不要生命的稻草，而习惯于走在绳索上。

自由精神与道德是相对立的，尼采在他的《论道德的谱系》中，指出了两者的不同。他将迄今为止的道德即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看成是一种奴隶道德类型。相反，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就需要摆脱习俗和道德，他拥有一种真正的权力意志和自由意识，还有一种确确实实的人的成就感。他是一个“有权利做许诺”的人。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从自己的角度观察别人，并以此尊敬和蔑视别人。也就是说，他必然尊敬与他自己相同的人，他的许诺并非随便做出的。他必然能够对自己的许诺负起责任。当然，他蔑视的是那些巧言多变的骗子，那些虚弱而无能的轻浮者(GM，Ⅱ:2;KSA 5，S．293-294)。这里，自由与许诺、自由与责任关联在一起。

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再次谈到他的“自由观”。他反对现代的自由主义观念，认为自由主义机构一旦建立，就立刻不再是自由主义了，因为自由主义机构开始蚕食自由。这被尼采理解为损害权力意志，拉平山岳和沟壑，并将之标举为道德，这是畜群所需要的。所以，这种自由主义，使人类变成了畜群。尼采回答了什么是自由的问题:就是一个人有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守分离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准备为他的事业牺牲他人包括他自己。这说明自由与权力意志是基本一致的。尼采继续说，这种自由概念意味着男性本能、好战本能对其他本能的支配(例如“幸福”本能)。“自由人是战士。——对个人或民族，自由依据什么来衡量呢?它依据必须克服的阻力，依据保持在上端所付出的努力。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恒久地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遥，紧挨着奴役的危险。”(TI，9:38;KSA 6，S．139-140)紧接着在论歌德的段落中，尼采认为歌德代表了一种自由精神，他的酒神类型，他什么也不放弃，尽可能地容纳、吸收和占有。他要的是整体，反对理性、感性、情感、意志的相互隔绝(比如康德)。唯有个体被抛弃，在全之中万物才能得到拯救和肯定(TI，9:49;KSA 6，S．151-152)。

由此可见，尼采所谓的自由精神，是与信仰(“一神论”)和道德(柏拉图—基督教道德)相对立的东西，他将之理解为他的权力意志的概念。自由关联着权力欲，权力的增长。所以，它必然要求克服阻力，保持在一个高的水平上。这种精神桀骜不驯，追求自我独立，只肯定同类的人，反对畜群价值。这种自由精神类型的人，做出许诺一定承担其责任，不是随便说说，也不是巧言多变的骗子。他是战士，他是酒神类型的整体的人，比如歌德。

二

从上述尼采发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自由精神探讨的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一神论”)终结之后，人的本能和冲动获得了释放。这种释放不是走向一种丛林生活，而是肯定生命冲动及其纯化、完善和高贵。他明显替一种自然主义进行辩护，但是这种自然主义既不是卢梭式的，也不是霍布斯式的，而是肯定了生命的艺术使命: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的存在才有正当理由。第二个维度就是，他不仅指出了生命的自我立法，摆脱了外在权威，而且指出了一种最强的权力意志类型，即他所谓的自由精神，这就是他的酒神精神类型。

根据前一个维度，尼采要求我们成为艺术家。或者说，他使我们自我认识和反思，我们就是生存艺术家。一些现象包括道德、科学、形而上学、道德、政治、(狭义上的)艺术等，都是生命的艺术创作。它们并没有揭示或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原文”，而是表达了一种视角主义的对世界的解释或估价。成为生存艺术家，意味着与过去的信仰和道德进行战斗。不要奢谈什么“理想主义”，因为那往往就是我们新的道德陷阱。现在是积蓄力量的时候，是“道德真空”，是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的时候。这种生命的自由状态，就如同艺术家那样主张多视角、多维度地观看世界。尼采的《快乐的科学》取自法国普罗旺斯语种的“gaya scienza”，它标志着歌手、骑士与自由精神三者的统一。一种普罗旺斯主义就是将道德踩在脚下。在这部书中，尼采要求我们要像艺术家学习。

艺术家可以教我们一种艺术，即如何从近处和远处观察自己。从远处观察自己，就可以摆脱身边的琐屑之事，以自己为“英雄”;从近处观察自己，就可能将最近、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变得硕大无比，变成真实之物(GS:78;KSA 3，S．434)。从一种艺术家的视角来看，无论如何我们看事物的视角都不是恒定不变的。“与事物拉开距离，直到看不见它们的程度，如果我们还想看到它们，我们的眼睛可以补看;或者变换角度观看，将之裁剪并放到框架中;或者使之部分地相互遮蔽，以便我们使用建筑上的透视法;或者用有色玻璃观看，在夕阳的余晖中观看，或者赋予事物一层不完全透明的表层。凡此种种，我们都应当向艺术家学习，并且争取在其他事情上比他们更聪明。因为这种微妙的力量通常随着艺术的中止和生活的开始而终止;但是我们想成为我们生活的诗人——首先是最细微、最日常的生活。”(GS:299;KSA 3，S．538)这里，艺术家观察事物的不断变化的视角，体现了他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用到我们的生存上。我们对待世界和自我，就如同艺术家观察事物那样，不受单一视角的局限。这可以说就是“上帝死了”之后，尼采为生命指出的一种新的自由，也就是摆脱信仰和道德的自由，一种非道德主义的自由。它不是现代抽象的个人主义，而是一种丰富的个人体验，能够运用众多不同的视角，能够感触众多不同的观点。在传统形而上学终结和真理受到质疑的时代，尼采为我们发现了艺术的使命。“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们就不会毁于真理。”(WP:822)

尼采在虚无主义时代看到艺术比宗教、道德和哲学这些过去的颓废形式更能够激发生命，使生命陶醉。我们的科学、认识、道德、宗教、哲学等都陷入了某种非艺术状态:客观性、反映状态、意志被消除状态。它们使人变得枯竭、贫乏、苍白、痛苦，因而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也看到了艺术中的悲观主义。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生命的净化，叔本华的艺术则让人听天由命。还有，现代艺术总表现为虚假的“强大”。比如，在浪漫主义中，多愁善感，这并非强大的标志，而是一种欠缺(WP:826)。尤其是，现代人还将艺术变成了某种施暴的艺术。“现代艺术是一种施暴的艺术。粗糙而强迫推行概念逻辑，题材被简化为公式，公式在施暴政。线条中包含着一种未开化的杂多，一种压倒一切的堆积，把感官弄得混乱不堪;色彩、题材和欲望的蛮横。例子:左拉，瓦格纳，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还有泰纳。因而便是逻辑、堆积和蛮横。”(WP:827)现代艺术也只是一种“伪币制造活动”(WP:824)，它适应于现代精神的需要。人们将一种艺术的方法搬到另一种艺术中，将艺术的目的与知识、教会、种族、哲学等目的混为一谈，似是而非。这种现代的混杂并不是力量强大的表征，并不符合尼采所谓的自由精神。或者说，现代的自由观念是一种表面的、虚假的自由，它不理解自由的深度。要达到自由精神的高度，还需要最强的权力意志。这就是尼采为我们指出的自由的深度。

所以，自由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将自由与权力意志概念关联起来，以反对现代的“伪币制造活动”。上文尼采就将他的自由精神、自由观与权力意志概念看成基本一致的思想。这不仅反映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他的手稿中也持同样的看法。比如，他将“自由”看成是权力欲(WP:720)。自由是对阻力的克服:“阻力的程度必须持续地克服，以便保持在高端，这是自由的尺度，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被理解的自由，都是肯定的权力，权力意志。”(WP:770)他还说:“我的观点不是围绕自由的程度考虑的，这种自由被赋予个人、他人或所有人，而是围绕着权力的程度思考的，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应当向其他人或所有的人实施权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由的牺牲，甚至是奴役，准备了更高的类型出现的基础。”(WP: 859)如果自由被看成是权力意志，那么自由就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不是为了自我保存，而是为了自我提高。这种自我提高就是尼采所谓的自由。它是一种自我克服、自我超越。现代人的自由观念，尤其是“个人主义”，这种虚假的自由恰恰反映了畜群的价值(WP:786)。与此不同，尼采这样来定义自由:“只有生成的无辜才给我们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自由。”(WP:787)所以，自由必然超出自我中心，走向一个可怕、可疑的生成世界，走向酒神精神，肯定生成和破坏，反对一切存在概念。他批判叔本华说:“悲剧并不教人‘听天由命’……可怕可疑事物本身就已经体现着艺术家的权力本能和雄伟气魄，他不害怕它们……艺术从事着肯定。”(WP:821)

拥抱自然，尽管它的美带有可怕之处，因为这样才能成全伟大的人的概念。这种伟大的人乃是整体的人，歌德类型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缺乏这样的伟大的整体的人。因为不同的力都是用来实现某个目标的，我们拥有的是多样化的人，虽然这是历史上不曾有的混沌，但是这却不是世界创造之前的混沌，而是创造之后的混沌，就是歌德也受到了这种多样化的人的影响，而不是奥林匹亚诸神的形象(WP:883)。我们可以看看尼采表达的这段话:

教导不过分适用于力量过剩的人——不是平庸之辈。节制和训练仅仅是高度的一个台阶:“金子般的本性”则站得更高。

“你应”——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在基督教和阿拉伯的命令中，在康德的哲学中都是无条件地服从(至于是服从上级还是服从概念都是不重要的)。

比“你应”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比“我要”站得更高的是:“我是”(希腊诸神)。

野蛮的神对节制之乐不感兴趣——它们既不简单，也不轻浮，更无节制。(WP:940)

所以，人若是有了“金子般的本性”，他就应当站得更高，这里的高度是自然意义上的生命，权力意志达到的高度，“高贵的自然”。更高的状态就是“我是”的状态，这是希腊诸神的自由，自由的游戏状态才是人的高贵性的体现。婴儿对世界的肯定也即是这个“我是”的状态，与世界合一，这是最高的幸福。或者说，它是一种生成的无辜思想。这种生成观能给予我们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自由。对存在不作道德判断，将之看成既存在又隐藏、既生产又破坏的游戏，这是一种自由的最高状态，一种酒神精神可当的自由。哲学传统只教人如果建立价值，如何将生成固化，这其实没有看到酒神的生成和破坏的精神，没有从这种破坏中体验生命的快乐。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说:

人啊!你要注意听!

深深的午夜在说甚?

“我睡了，我睡了——，

我从深深的梦中觉醒:

世界很深，

比白昼想象的更深。

世界的痛苦很深——，

快乐——比心中的痛苦更深:

痛苦说:消逝吧!

可是一切快乐要求永恒——，

——要求深深的、深深的永恒!”(Z，IV:19;KSA 4，S．404)

三

上文中，尼采将“午夜”与“白昼”相对比，他其实表达了这个思想:如果说白昼或者说一个光的世界代表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世界的话，这是理性的“白昼”，那么他的“午夜”则标志着本能和冲动的世界、权力意志的世界。这标志的就是他的哲学的肉体的出发点，生理的出发点。他并非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认为欲望的“午夜”比理性的“白昼”更深邃、更始源。这就如同他在《悲剧的诞生》中给出的两种艺术即日神和酒神一样。前者指向的是外观世界，或者说它属于视觉世界;后者指向了原始的太一，制作太一的摹本，即音乐，属于听觉的世界。这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构成了希腊悲剧的典型特征。希腊人欲求悲剧的意志，对生存基础上的一切可怕、邪恶、破坏、不祥事物的辩护，产生于快乐和力量，产生于健康和充实。所以，从本质上看，希腊是反悲观主义的。就是到了其瓦解和衰落的时代，希腊人还是很乐观、“肤浅”和充满戏子味，他们对逻辑的兴趣和将世界逻辑化，都显得更“快乐”、更“科学”。与希腊相比，我们现代的意志占有优势的是理性，是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功利主义，这难道不是衰落的表征吗?难道不是真正的悲观主义吗?难道不是生理上的疲惫吗?(BT，Self-critique，4;KSA 1，S．15-16)

尼采看到我们现代用理性的“白昼”否定生命的生理条件、否定肉体的思想症状。现代构造了一个理性帝国，它实际上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从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开始，西方高得吓人的知识金字塔就昭示了这种理性与本能的对抗，一直到现代科学，它甚至要求研究生命并为生命立法。这种理性主义根本没有基础和源泉，它实际上乃是某种工具，服从于现代人的统治的欲望，服从于现代人的暴政。这只是一种疲惫的、衰落的生命无能于权力的表征。相反，真正强大的标志，必然是出于健康和充实，甚至肯定生命的一切可怕、邪恶、破坏和不祥的事物，表现为一种悲剧意志，一种酒神状态。这才是生命最终的快乐，最高的自由。现代精神，无论如何都是混乱和模棱两可。

所以，虽然“上帝死了”，我们看到了新的自由，生命的自我立法的可能性出现了，但是，现代的状况绝对不是明朗的，人们在许多方面“仍然虔诚”。现代的整幅画面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它可以是生命上升的运动，也可能是生命下降的运动。”(WP:113)面对这种状况，尼采的教导是让人站得更高，看到自身创造的可能性，不要受到概念的蒙蔽，而应当是像孩子一样把它们看成是玩具。只有这样才能担保人的自我创造，这就是人之所是。他虽然在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指出了自由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样看到现代的“伪币制造活动”，为了与现代的混乱和模棱两可区分开，他让我们看到自由的深度，将古希腊诸神时代的那种高贵的自由看成是自由精神类型。只有具备了“金子般的本性”的人才能从中体验到其中的深刻快乐。

当然，尼采这里的精英主义并非站在世界的外部，而是他自己生命实践的写照。他把视角主义变成了一种自我超越的实践，这首先是他自己的实践，因为他的思想从追随叔本华和瓦格纳的“疾病状态”，最终走向了自我和健康的状态，这是他自身的经历，是他对世界的解释或估价的自我发展和最终形成。他做一个“善良的欧洲人”可以说很容易，但是他偏偏要求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这不是说，他与现实绝缘，寻觅自己的世外桃源，而是像拿破仑、歌德那样成为一个整体的人:不再自我否定。所以，他从一开始就从古希腊思想中洞察的酒神精神，到最后仍然是他对生命、对世界的基本态度，这是他的生存美学，一种伟大的艺术。尼采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价值重估一定成功，但是至少他给我们一种不同的思想途径和方法。在这方面，他带有自身实践的视角主义是有价值的。

或许人们认为尼采比较傲慢，因为他认为自己比一般人站得更高，只有他才具有超越所有地域和民族的视角的眼光。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距离人类6000英尺高，他一直坚持的等级制、“距离感”都是这种“超越”的表达。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需要从他自身的经历来作判断。尤其是，在他看来，只有“距离感”才能够积蓄力量，才能够重估一切价值:“我教导否定所有使人虚弱的东西——使人衰竭的东西。我教导肯定所有使人增强的东西、积蓄力量的东西、证明力量感的东西。”(WP:54)这表明了尼采站在一个游戏世界的高度来看生命的兴衰这场游戏，但是尼采绝对没有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冷静地观察这场游戏(或斗争)，他真正地投入这场斗争中，他不希望看到生命价值的下降，而是从古希腊人的生活中发现了一种可以提升生命价值的可能性，一条“上升的路线”。所以，只有从这个视角来看，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和非道德主义才有真正的意义。这也说明:一方面，尼采不是简单地回到古希腊，他是从现代出发来发掘古代的意义的;另一方面，在对古代的借鉴意义上，他的视角仍然放在了现代，他看到了“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的新的塑造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旧的价值仍然会反复，现代还是一个杂乱的时代。很多问题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人类的前途仍然未明。这里仿佛是丹麦哲学家齐克果(S．Kierkegaard)的“或此或彼”(either/ or)的诊断。

总的认识:我们现代世界的模棱特性——这种征象可能指向衰落和强大。强大的标志，多数人成熟的标志，在传统的(残留的)消极情感评价的基础上可能被误释为软弱。简言之，我们的情感，关于价值的情感，还没有时代感。(WP:110)

总的认识。——其实，每一次大的增长都伴随着巨大的破坏和毁灭:痛苦，是毁灭的象征，它属于阔步前进的时代;每一次人性的多产和强有力的运动也同时会引起虚无主义的运动。这是极重要的和最根本的运动的标志，是转向新的生存条件的标志，标志着最极端的悲观主义的形式，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这一点我已经领悟出来了。(WP:112)

上述两则“总的认识”恰恰表明了现代局面的混杂和重估一切价值的难处。现代有太多的价值混杂在一起，真正能够超越(或感触)所有的视角的人是比较稀罕的。最终，尼采关于视角的理解、超越、困难、矛盾和努力都凝结在下面这一段文字中:

所有的估价都出自限定的视角:就是保存个人、团体、种族、国家、教会，信仰和文化。——因为我们忘记估价总是来自视角，所以在单个的人身上就有相互抵触的价值和彼此矛盾的冲动的巨大的混乱。这是表现在人身上的病态，相反，在动物身上，一切现有的本能都满足一定任务的需要。

但是，这种充满矛盾的生物天性中就有获得知识的伟大的方法:他感触许多赞成与反对，他追求正义——超越对事物善与恶的理解。

最聪明的人也是最矛盾的人，他似乎有感触所有类型的人的触角——这也是他的伟大和谐的伟大事件——甚至在我们中间是稀有的偶然事件!这属于一种行星运动。(WP259)

尼采真的能够拥有超越所有的地域和民族的视角吗?一方面他自知这种难度(属于“稀有的偶然事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认为他过于傲慢。但是，不管怎样，尼采都不是用一种“作为万物的法官”的眼睛看待世界和人生，也就是说他不是用传统哲学的那种绝对的、固定的视角来给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要求我们的是超越迄今为止的道德视角，他的视角主义开拓了生命的整体的视域，把生命重新置于一种(高贵的)自然状态上。

事实上，尼采的“颠倒视角”更像是一种尝试，成功或许并非是他真正关心的，因为他所诊断的现代性仍然新旧混杂，一切都不是明朗的。但是，尼采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把哲学变成了一种诱惑、冒险和试验，他的酒神注视着可怕的事物，一直想让思想在这种不确定中冒险，甚至毁灭自身，并且重新开始，重新塑造。酒神的“注视”不是柏拉图主义的视觉隐喻(“灵魂的眼睛”)，前者来自肉体性的视角，充溢的本能和不竭的能量，看到了对于后者来说“可怕的事物”;后者“看见”(沉思)的是“真实世界”，这是传统哲学对肉体的“误解”，“一部错误的历史”就这样形成了。无论如何，尼采的悲剧性的酒神状态都诱使我们离开理性那个稳固的帝国，驶向“新的海洋”:

让我们牢牢站稳脚跟!

我们永不能走向归程!

向前看:远远迎候我们的是

一个死亡，一种荣誉，一种幸运!^[10]

总之，“上帝死了”标志着虚无主义的到来。在这个虚无主义的时代，尼采的做法仍然是虚无主义的，但这是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它仍然保留了一些对生命的诚实态度，即认为作为强力意志的生命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他反对的是普遍的绝望和消极悲观。由于绝对权威不存在，生命就需要把创造价值的使命抓到自己的手中，自由精神要求我们超越限制，走向一种自我创造和估价的审美人生。生成的世界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而不是道德现象。所以，超越道德视角，趋向生成的世界，这既是生命的新的地平线，新的视角，也是自由精神的追求和体现。

【注释】

[1]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edited by Oscar Levy，Doubleday，Page＆Company，1921，p．218．

[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9页。

[3]罗森:《启蒙的面具》，吴淞江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页。

[4]M．Heidegger，NietzscheⅡ，translated by D．F．Krell，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Kegan Paul，1981，p．139．

[5]A．Nehamas，“The Eternal Recurrence”，Nietzsche Critical Assessments，Vol．2，editedby D．W．Conway with P．S．Groff，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261．

[6]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宗成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7]G．Deleuze，Nietzsche and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157．

[8]Ibid．

[9]尼采:《尼采诗选》，钱春绮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10]尼采:《尼采诗选》，钱春绮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