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新自由观批判

四、经济政策新自由观批判

经济政策新自由观实质上就是20世纪中期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²⁹⁾是以经济学包装起来的包括西方意识形态、发达国家贸易竞争战略和西方大国霸权主义在内的一种理论。

经济政策新自由观起源于1985年“华盛顿共识”，自此在世界上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首先把日本经济和全球经济拖入泡沫，继而使苏联阵营解体，接着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拉丁美洲连锁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新自由观之所以能达到目的，一方面是因为各个国家有自己内部的体制缺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是以经济学包装起来的，有极大的欺骗性。

经济政策新自由观崇拜市场，认为自由市场中的竞争机制能提高社会总体的效率与福利，而通过市场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³⁰⁾就能使资源的配置“自然”达到最有效与最公平，因而，贸易自由化就是要实现彻底的自由贸易，无论经济政策还是社会政策，都应该服务于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彻底的自由贸易体制。在这一贸易体制内，既没有数量限制措施，也没有关税限制措施，政府对贸易活动应该完全不加干预并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也只有这样，一国才可以实现其贸易利益的最大化。⁽³¹⁾

这种观点是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是自由至上主义的新发展。这种观点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实质上是一种完全放任自流(laissezfaire)的贸易，不需要任何政府的干预和管制。这一观点评价市场机制的焦点，通常被放在由它最终产生的结果上，诸如由市场产生的收入或者效用等，它只看到了贸易自由化中市场机制的正面或者积极作用，只表明了无阻碍地进行商品交换和产品交易的自由的重要性。⁽³²⁾

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在理论上，西方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极端自由贸易理论仅仅是这一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贸易自由化首先应该被看做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更不要把贸易自由化与放任自流联系起来。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如果纵览国际贸易政策演进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各国政府对本国的贸易活动所进行的干预始终没有停止过，那种极端自由贸易者所设想的自由贸易制度至今还未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建立过。

诚然，贸易自由化的实质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提高人们的实质自由，为此，需要成为经济快速增长和生活标准提高的发动机的市场体系，但这也并不能否定市场有时候会产生副作用。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市场并不是万能的，还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市场的作用。“无论一个经济体系运行得多么好，总会有一些人由于物质条件起了对他们生活不利的变化，而处于受损害的边缘或实际上落入贫苦的境地。需要有防护性保障来提供社会安全网，以防止受到影响的人遭受痛苦。”⁽³³⁾

劳动力市场是多边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一个极其令人关注的市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贸易等都与其有密切的联系。倘若推行彻底的贸易自由化，不需要国家或者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干预，那么在激烈的贸易竞争中，劳动力市场的处境会令人十分担忧，国际劳工权益保护就会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自由贸易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劳工则要求改善工作条件以及提高福利待遇，两者之间在贸易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摩擦和矛盾，因此，需要在劳工权益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之间寻求协调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互相加强对方的组成部分，⁽³⁴⁾国家或者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促进自由化贸易的同时，还应该给市场以限制，从而尽可能降低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减少或者消除贸易自由化对劳工权益的侵害。

对于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支配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观点，是完全放任自流的观点，他们只强调“自由”，忽视了规则的作用，更忽视了在规则作用下保护劳工权益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这是一种在任何方面都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对劳工权益保护，更是一种无知的忽略。

经济政策新自由观漠视了人们最终能够享有的实质自由，忽视了人们有理由珍视并要求得到的最基本的自由，这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观点。多边贸易自由化中市场所起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市场能做什么，而且还取决于市场能被允许做什么。这里的“被允许”主要是国家或者国际组织所给予适当的贸易管制或者贸易限制政策，一方面起到规范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包括劳工在内的在多边贸易自由化中遭受侵害的人们的权利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