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还原为什么重要

先验还原为什么重要?

乍看起来，我们可能很想认为现象学本质上属于知识理论领域的一种活动，属于认识论领域的一项研究，但是它远远不止如此。它不只是力图解决“关于知识的问题”，力图确定是否存在着真理，以及我们是否能够达到“实在的世界”或者“心外的”世界。现象学的确产生于认识论在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代，它的某些术语和论证听起来也是非常认识论化的，但是它成功地冲破了这种限制性语境。它超越了它的起源。它逐渐与现代哲学融通并从中吸收营养，但它也克服了现代哲学的一些局限并与古代思想重新建立了联系。对于现象学的各种误解，大部分都来自于仍然深受现代思维的问题和立场影响的诠释，这些诠释依然深陷于笛卡尔和洛克的传统之中，因而未能把握住现象学的新东西。现象学要求在关于什么是哲学的理解上做出重大的调整，但是许多人无法跟上这种调整，因为他们无法摆脱其背景和文化语境。现象学恢复了古代哲学的诸多可能性，即使在解释诸如现代科学的出现等等新的维度之时也是如此。现象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表明某种传统如何能够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占有并获得新生。

先验还原的学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在哲学能够如何与前哲学的生活和经验相联系方面提供了一个新的界定。哲学面临的危害之一，就在于它可能认为自己可以取代前哲学的生活。的确，哲学达到了理性的顶点，它包含着理性的其他运用，诸如在特殊科学和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的运用。哲学研究所有这些局部的运用如何互相联系，如何适应最终的语境。因为哲学补充了前哲学的理性，它可能倾向于认为自己可以取代理性的这些运用。它可能开始认为自己能够比专门的思想类型做得更好。哲学可能开始认为它能够比政治家更好地开展政治生活，比那些反复讨论我们在共同体中的生活应该如何度过的人们做得更好。它也可能开始认为自己比宗教人士更善于解惑，能够更好地解释清楚神圣和终极是什么。它还可能开始认为它可以取代诸如化学、生物学和语言学这样的专门科学，因为这些学科没有一个是拥有整体感的。如果哲学试图取代前哲学的思维，其结果就是理性主义，由马基雅维利在政治和道德生活方面、笛卡尔在理论事务方面引入到现代哲学中的那种理性主义。

现象学对文化和理智生活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确认前哲学的生活、经验和思维的有效性。它坚持认为在自然态度中实施的理性运用是有效而真实的。人们在哲学登上舞台之前就已经获得了真理。自然的意向性的确达到了充实和明见性，哲学永远不能替代这些意向性所做的事情。现象学寄生在自然态度及其全部成就上。除非通过自然态度及其意向性，否则的话，现象学也就没有任何途径可以接近事物和世界的显露。现象学仅仅是后来者，它必须保持谦虚;它必须承认自然态度在其实践和理论运用方面取得的真实而有效的成就。现象学然后沉思这些成就及其关联的主体性活动，但是假若这些成就不存在，那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供哲学去思考。如果哲学要存在，那么就必须存在有真实的意见，必须有在先的信念(doxa)。现象学可以帮助自然的意向性澄清它们在寻找什么，但是现象学永远不能取代它们。

当现象学把自然态度中运作的意向性“中立化”的时候，它并没有削弱、毁灭、倾覆或者嘲弄它们。现象学仅仅是对它们采取沉思的姿态，使它能够把这些意向性加以理论化的姿态。现象学补充自然态度;哲学沉思真的意见和科学。现象学还会指出在自然态度中取得的真理和明见性的局限，但是各种技艺(arts)和科学已经觉察到这个事实，觉察到它们各自都是局部的、有限的，尽管它们可能没有能力非常精确地表述它们的局限。有时候，特殊的技艺和科学可能想要独自称霸，想要主宰其他的所有学科:物理学可能试图说它解释了整体及其万物，语言学也试图这样做，心理学或者历史学也是如此。当这些局部的技艺和科学试图统治整体以及其他的技艺和科学时，它们就变成冒牌的哲学，但是当哲学试图统治前哲学的知识形式，当它试图取代这些知识形式的时候，它也会歪曲自己。

通过承认自然态度中的技艺和科学的有效性，承认实践层面的审慎以及常识的有效性，现象学实行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修复工作。在现代思想中存在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倾向，想要使哲学成为所有前哲学的理性形式的完美替代物，而现象学则抵制这种倾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倾向在近年来已经分解成后现代主义，后者反冲到另一个极端，否认理性具有任何中心意义。现象学同样避免了这种否定性的极端态度，因为它首先从来没有采取过理性主义的立场。

古典的希腊思想和中世纪思想认为，前哲学的理性可以达到真理和明见性，哲学的反思是随后来到的，而且不干扰在它之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没有插手政治生活，也没有去干预数学;他只是力图理解它们是什么，而且多半是力图把它们澄清给它们自己。现象学与这种古典的理解不谋而合，不过现象学能够给这种理解增添的东西，就是它明确地讨论了进入哲学生活所要求的关注点的转变。有关悬搁的学说，在自然态度和现象学态度之间的区分，关于把自然态度中的意向加以中立化的想法，世界和世界信念的角色，所有这些都是对于采取哲学的超然态度并进入哲学思维意味着什么的澄清。这些与还原联系在一起的学说，都不是导致心灵混乱的谜题，试图让我们沉迷于内省，也不是有关我们能否走出自我而进入“心外”世界的难题;它们是对于哲学的本性的澄清。它们有助于表明，哲学的话语即先验语如何不同于人们的实践以及技艺和科学的话语，即世间语，自然态度的语言。一旦得到适当的理解，它们就能够同时照亮前哲学的生活和哲学的生活。

最后，先验还原不应该被看作是对于存在问题或者有关作为存在之存在的研究的逃避;恰恰相反。从自然态度转向现象学态度的时候，我们提出了关于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开始恰如事物被给予我们的那样去看待事物，恰如事物被表现的那样去看待它们，恰如事物被“形式”——它是在事物那里的显露之原则——所规定的那样去看待它们。我们开始在其真理和明见之中看待事物。这也就是在其存在中来看待事物。我们也开始把自我当作存在者对其被揭示的接受者来看待:我们把自我当作表现的接受者来看待。这也就是在它的存在之中看待它，因为它的存在之核心，就是对于事物之存在的探究。“存在”并非只是“像事物似的”(thing-like);存在涉及显露或真理，而现象学首先在其“是成真的”(being truthful)这个标题下来看待存在。它把“人的”存在看成是真理在世界之中发生的位置。通过所有这些有关还原之路的论述——它们听起来像是笛卡尔式的论述——现象学能够重新发现古老而又常新的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