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先验自我

什么是先验自我?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这个理性领域的本性，以及它如何不同于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事物，先验的领域如何不同于经验的领域。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的知识和美德——这两者都发生在先验的领域——来做到这些。这里要形成的基本要点是，在运用我们的理性的时候，在充当真理和意义的执行者的时候，我们开始卷入到单纯经验的观点不可能对其做出充足理解的活动。

让我们来看一下自然科学。心理主义会宣称，推理、论证、知识和科学都仅仅事关我们的心理构造。例如，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都被说成是我们的机体适应其环境的方式;它们没有被看作是在告诉我们有关任何事物的真理。真理观念在心理主义那里变得有问题了;我们形成的判断和命题最终不过是机体的或者心理的反应，实际上与心脏的跳动、胃的消化或者怡然自得和郁郁寡欢的情绪没有什么差别。按照心理主义的看法，甚至在各门科学那里，我们所做的也不是揭示存在的东西;我们只是做出反应。

相反，现象学坚持认为，尽管我们是生物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受造物，我们的知觉和判断需要大脑和神经系统以及主观的反应，但是在进行判断、证实以及推理活动的时候，我们表述的意义和达到的呈现却能够与我们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存在方式相区别。这些意义和呈现能够被传达给他人，而他人的主观情感可能与我们的主观情感大相径庭;这些意义和呈现能够被记录下来，能够在论证中当作前提来使用，能够得到确证或者驳斥。它们拥有某种持存(subsistence)。可以就它们本身而不是通过我们的主体性来表明它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各种意义本身就是一致的或者是相互矛盾的;各种判断本身就是真的或假的。意义和判断属于我们所谓的理性的“空间”，在实施范畴活动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空间。因此，我们除了是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以及主观的存在者之外，我们还作为执行者而进入理性的空间，进入理性之物的领域，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跨越出去”、超越我们的主体性;我们作为先验自我而进行活动。

让我们再来考虑一下正义的美德。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他成为一个理性的存在者。他达到了能够理解某个论证并遵循其结论而行动的年龄阶段。他能够依照理念而不仅仅是依照自然倾向和情感来行动。在其生命的早期阶段，小孩子主要是受自然倾向和冲动的控制，只是具有一种尚不成熟的理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懂得必须把自己看成仅仅是众人之中的一个，不能总是把自己的满足放在首位。他必须看到还有他人，必须公平地对待他人。通过这种方式，小孩子身上就发生了一种正义感。甚至在年幼的孩子们中间也会出现这种正义感的早期阶段，他们能够很快地判断出这种行为或者那种行为“是不公平的。”

正义美德的发展需要两种东西。这里所涉及的人，必须通过引导和反复的实践活动而成为具有道德德性的人，而且除此之外，作为更深一层的可能性条件，这个人还必须已经成为一个理性的执行者。他必须已经进入理性的空间并且能够实施范畴活动。正义感的出现需要理性在年轻人身上在场。正是通过理性的力量，我们才能够客观地观察某种境况，判断其中所牵涉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真正应得的是什么。正义的美德是理性在实践事务之中的最为卓越的运用。其他的美德也涉及理性的发展，然而正义更是如此，因为它需要能够决定各种平等状态的能力，能够说出对于我自己和他人而言恰好是“相同”东西的能力。

作为人类，我们的整个道德和情感生活，都是由于我们能够运用理性这一事实而得以可能的。一个成熟的人，就是能够听取有关实践事务的论证，对这些论证进行评价并据此而行事的人。有些人却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沉湎于情绪和冲动;人们没有办法和他们说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永久的还是间歇性的状态，这种人的先验自我就被模糊性冲淡了。本来应该进入他们行为之中的范畴思维没有能够奏效。

因此，无论是在理论事务还是实践事务上，我们的先验自我都是我们作为理性和真理的执行者的那个部分。先验自我是被当作真理执行者来看待、被当作能够负责任地宣称实际情况是什么来看待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生物学的和心理学的有机体，除此之外，我们还是理性存在者，属于康德所谓的“目的王国”;当我们承认自己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把自己当作先验自我来看待。现象学试图描述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形成先验自我的存在。现象学就是对于先验自我的探索，这种先验自我是在其全部意向性形式上的先验自我，伴随着各种意向相关项，也就是这些意向性的目标。既然我们的理性使我们成为人，所以现象学就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性的探索。

究竟是什么使得我们成为理性之人，哲学家们的理解常常过于狭隘。他们认为，我们的理性主要就是能够从特殊经验抽象出普遍概念的能力、实行三段论推理的能力以及洞见自明真理的能力。然而，我们的理性所包含的远远不止是这些能力;它还包括我们用来认定在其缺席和在场状态上的事物的各种意向性，包括句法和整体—部分的结合体被引入我们经验到的事物之时所需要的各种意向性，包括人类特有的回忆方式、想象方式和预期方式，还包括我们能够实行的各种明见性形式以及证实形式。它还包括我们借以被确立为有责任的道德执行者的各种意向性。对于作为理性执行者的我们来说，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意向性都是基本的，如同抽象出共相以及进行三段论推理的能力一样重要。本书描述的所有结构都是先验自我即负责真理和证实的执行者的构成成分。现象学极为充分地描述了我们作为表现的接受者是怎么样的。

的确，理性的一个成分就是能够说出“我”(I)的能力，这种能力就在于使用一门特殊语言的某个符号来特定地指涉我们自己，指涉我们正在使用这门语言并且正在使用“我”这个语词的时刻提出一项真理宣称。如果我说出这样一句话:“我相信那扇门是开着的”，我使用“我”这个词做了三件事情:首先，它指涉我，它把我作为正在被讲到的那个人挑出来;其次，它意指我是正在说出这个英语句子的那个人;第三，它意指我是为随后的那个特殊宣告负责的真理执行者。我把我自己标示成这个句子所表达的范畴联结以及其中的真理宣称的责任者。唯有某个先验自我才能够以这种方式说“我”。它可以使用一种语言来说出它正在用该语言断言某件事。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的分别，让我们在自我和一枚棋子之间做一番类比。考虑一下棋局之内和棋局之外的一枚棋子。在某种意义上，一枚棋子是一个单纯经验上的事物。如果我把一个“车”扔在桌子上，我就是在把它当作世上的一个物件来看待，当作“经验上的‘车’”。即使我把它从棋盘的一个格子移到另一个格子，我可能仍然是把它当作普通的对象:我可能是在把它看作一个彩色的木块，从我这里向外移动了10英寸。但是，如果我把它当作一盘棋局里的棋子，比如当作正在准备“将死”对手的棋子，那么我就是在把它看成一枚“先验的‘车’”，而不仅仅是一枚经验上的“车”。这时候，我把它当作棋局里的一个参与者，而且它也在充当棋局的参与者。与此类似，当我的肉身机体按照理性的规则而运作并参与真理游戏的时候，它就是作为先验自我而活动的。当然，如果这个“车”在棋局中是以某种方式自己走动的(而不是被我移动)，并且可以宣告自己在移动，那么我们的这个类比就会更加恰当。先验自我能够做到所有这些事情:它不仅在真理的游戏中(也就是生命的游戏)主动地行动，而且与此同时还表达它自己。

动物有意识，但是它们没有先验自我。它们可能接近某种近似于语言和真理的东西，但是没有完全进入理性的领域。如果我的狗做了什么“错事”(它突然冲着我叫，或者弄脏了地毯)，我可能当时就会以某种方式惩罚它，但是假如我在一个月以后试图向狗重提它的那次“错误行为”或者它先前声张的“意见”的话，那么我的做法就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如果你向我抱怨我上个月做过的事或者去年说过的话，你的抱怨却是有意义的，因为我是在理性的领域里言说和行动的;我在真理游戏中进行活动，我说过或做过的事情被记录在案，并且超出它发生的境况继续作为这样的活动而持存。我能够作为一个先验的自我而行动，非人类的动物却不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