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命题的译法与理解

（三）重要命题的译法与理解

如果说辨析个别词汇不足以阐明《历史的观念》所蕴涵的史学思想，那么探讨一些重要的史学命题无疑有助于深化史学思想的传播史研究，同时，比较和分析译本中的注释内容，也能窥见译者不同的理解。譬如，“商务馆译本”侧重于外国人名的注释，较少摄入译者的解释，这种注释至多是辅助性的；相反，“陈明福的译本”专注于对晦涩的术语、英文本的参考书目以及引文进行疏解，这种注释势必影响读者的接受和理解，易形成一种导向性的阅读方式。

在《历史的观念》的后论部分，柯林武德主要阐发了自己的史学思想，譬如，最为人熟悉且深受批评的史学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不过，《历史的观念》（诺克斯版）所谈及的史学命题却未能得到充分的阐释，编入的各个部分在逻辑上也存在某些抵牾，进而译者的注释不仅是必要的，也有助于澄清柯林武德的论证逻辑。为了更好地理解柯林武德，接下来将选择重要的史学命题做些分析。

（1）“理性限度内的自由论”，柯林武德并非书斋式的学究，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批判了现实生活，在预感欧洲文明陷入危机时，他尝试倡导一种新的历史思维，藉此批判野蛮主义反思欧洲文明，后论编录的“历史与自由”即是例证。与其他政治思想家不同的是，他并不拘守于辨明政治概念，而是叙述腐蚀欧洲文明的诸多历史事实，藉此阐明自由是人类理性限度内的自由，研究历史最终在于获得自我认识；《新利维坦》则是其政治思想的结晶。由此，读者倘若仅阅读《历史的观念》中的“历史与自由”部分，那么势必会对柯林武德产生语焉不详的错觉，甚至认为他的论证逻辑出了问题。故此，中文译者在处理这种情形时，他们会采用页下注释或在译序中做些解释。显然，这种史学思想的接受样式也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

下文将继续用“陈明福的译本”与“商务馆译本”作为分析的案例，重点辨析两译本在翻译“历史与自由”时所存在的差异，进而理解译者接受史学思想的方式。“陈明福的译本”选取了页下注释的方式，他在“译注一”的开头便指出柯林武德“论证理路颇不清楚，各项要点亦跳脱无定”，究其根源，主要归咎于“论证的取向”和“论证的内容”的含糊。就“论证的取向”而言，译者区分了两种处理“历史”与“自由”两个概念的论法：一种是“扣紧概念之本质意义的哲学论法”，另一种是“扣紧概念之发生意义的历史论法”；而柯林武德选取的是历史的、具体的论证策略。至于“论证的内容”，译者认为“柯灵乌显然是把问题扣紧在历史的理念本身、从17世纪以迄19世纪末的历史发展上头，并与此为其问题的思想背景”，此外，柯林武德试图超越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柯灵乌面对问题时的情境及其用心，是我们阅读本文时所不可忽略的”。这番梳理旨在界定“自由”一词的两种内涵：一种是相对自然科学而言的历史学科本身，另一种是相对自然而言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历史中发现了人类的自由。⁽⁴⁸⁾与“陈明福的译本”的不同，“商务馆译本”在此节时未做任何注释，我们倘若要理解译者的接受过程，只能求助《历史的观念·译序》论述柯林武德政治思想的部分内容。译者并未局限于“历史与自由”这一节，而是转向分析柯林武德撰写《新利维坦》的社会情势、思想背景及其政治观点。由此，译者提出如下批评：首先，柯林武德仅局限于从民主制的形式去论证英国的政治传统，而未触及到政治的实质，进而指出柯林武德存在偏见和浅视。其次，柯林武德植根于不变的人性论的政治理论与他的历史理论形成了内在的冲突。再次，译者批评了柯林武德偏狭的自由主义，混淆了社会主义思潮与纳粹主义思想在本质上的区别。最后，由于社会情势的恶化，柯林武德对英国的政治和政府持有一层怀疑和悲观的看法。⁽⁴⁹⁾显然，两译本的译者在理解柯林武德的自由观念方面存有较大的偏差，这种偏差反应了译者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考路径，也透露了形成译本的外在社会环境。

（2）“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个毁誉参半的史学命题，亦是柯林武德历史哲学思想中最具争议的问题。譬如，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认为柯林武德的思想染上了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并指出“他（指柯林武德——引者注）滑稽地拔高单个历史学家的重要性，过分夸大纯思想的威力，以至于不惜忽视原始资料的支配性地位；他常常混淆过去诸多社会存在（诚如我们所知，它们现在并不存在，但是它们曾经的确存在过），顺便说一下，他也混淆了‘事实’与‘资料’的差别”。⁽⁵⁰⁾与马威克不同的是，德雷、沃尔什等“同情之理解者”，他们并未幼稚地认为柯林武德忽视了历史过程，而是从历史研究主体去阐释历史经验的“内部”与“外部”两重特性。显然，中译本亦面临了如何翻译和理解“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问题。让我们来阅读一下“商务馆译本”与“陈明福的译本”两译本有关“批判的思维”的翻译，通过这种译文的比较，我们会发现与语言相关的诠释学问题：

②［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3页。

③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215.

④［英］柯林乌：《历史的理念》，陈明福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第288页。

细读上述两个译本的翻译，我们会发现加下划线的部分存在理解上的偏差。（1）历史学家批判自身思想是否是第一位的，“商务馆译本”强调了历史学家批判自身思想的优先性；而“陈明福的译本”突出了历史学家追溯思想发展的历史先于并限制了自身思想的批判。（2）英文末尾一句中的It究竟是指什么？如果“它”指称历史学家对自身思想的批判，那么这种批判并不构成历史知识的要素，而是形成历史知识的条件；如果“它”指向历史学家追溯思想发展的历史，那么这种历史势必构成历史知识的要素。显然，译者的不同理解势必影响到读者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把握，随之而至的问题便是何种翻译更贴近柯林武德意欲表达的思想呢？倘若要解答此疑问，那么我们需要考察柯林武德的“思想重演论”，例如，柯林武德曾例举了阅读哲学文本的例子，在此案例中，柯林武德指出阅读者不仅要做分析语法的语言学家，更要做个理解哲学问题的历史学家。就此而言，译本所产生的困惑宜追溯到柯林武德所想解答的史学理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其实，柯林武德的论述是想表达“思想重演”的内涵，即任何思想的重演都使用了批判思维，由此，批判思维倘若仅指向思维逻辑的认识形式，那么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批判只不过是一种产生历史知识的条件罢了；如果批判思维定位于历史内容本身，那么这些内容当然构成了历史知识的要素了。诚然，这种“认识形式”与“历史内容”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的统一体。由此，伽达默尔会认为，语言是诠释学经验的媒介，“任何翻译都似乎是不可能的”，无论翻译者如何设身处地把自己想象为原作者，翻译仍是受文本内容的理解所指导的“再创造”，“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而不只是重现”。⁽⁵¹⁾质言之，伽达默尔的观点看似消解了我们所欲探究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绕过翻译的不可能性问题，那么两种翻译只是作为我们理解与阐释柯林武德的资料，这种资料是互补性的，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的理解。

此外，“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史学命题，还关涉到re‐think（再思考）、re‐create（再创造）以及re‐construct（重构）等词汇，这些词并不指纯粹个体的私人性经验，而是指与思想对象相关的研究主体，以及研究主体对问题或局势的领会与把握。最重要的是，这个史学命题中“思想”对应于英文词thought或thinking，它们多重的释义也影响了翻译者的理解，“思想”有时指一种心灵过程，指向了thinking；有时又指心灵形式，与记忆、想象、意图等词相关。

总之，译本的比较研究具有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也展示了史学思想传播过程中译者的诠释性理解。研究者虽然从中西史学思想比较的角度，探讨过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但很少从文本翻译的跨学科去探究译本所产生的问题，亦较少从文献校勘的方面理解“文本语境”与史学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即便这项研究缺乏更多的档案文献，我们仍可从中译本之间的比较去考察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的接受史；进而可援入文本翻译、文本诠释等新的史学方法。另外，与国外研究者相比，国内研究者多趋向于阐发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义理，偏重“纯粹型”的研究，甚少结合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做“应用型”研究。史学理论界即便人人言柯林武德，替他贴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标签，不过，在史学实践方面他的影响依旧很小，实践的历史学家亦几乎未公开承认受惠于柯林武德。相反，国外有些学者却承认自身深受柯林武德的影响，譬如，“剑桥学派”思想史的领军人物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在一次访谈中坦言，自己深受柯林武德的影响，思想史的研究理论亦部分来源于柯林武德的史学思想。⁽⁵²⁾显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疏离现象表明，任何思想的传播不仅关乎到自身的理论逻辑或理论问题，而且涉及传播过程中的社会语境和与之竞争的理论资源。

【注释】

(1)具体情况请参见顾晓伟：《论柯林武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以〈历史哲学讲稿〉（1926—1928）为中心》（2013年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据顾晓伟的研究，朱谦之在1932年的《历史哲学大纲》论及历史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首次提到Collingwood并将它译作“柯林渥特”，请参见顾晓伟的博士论文。

(3)王绳祖：《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思想与时代月刊》，1943年，第19期，第17页。

(4)表格来源于《卡林渥德的历史思想》内容的概述，参考该文第17—21页。

(5)余英时：《一个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介绍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最初发表在《祖国》（1956年，第14卷10期），其后被收录在《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和《史学、史家与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7—144页）。

(6)此文先后收录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和《史学、史家与时代》，第145—186页。

(7)陆伟芳、余大庆：《历史研究必须致用于社会：浅谈柯林伍德与章学诚的史学价值观》，《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董淮平：《章学诚与柯林武德史学思想比较散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何永生：《比较研究中的文化利用与评价：以余英时之章学诚与柯林武德比较研究及其所受批评为例》，《河北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8)陈明福：《历史的理念·译者序》，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8页。

(9)陈启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6—327页。

(10)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社会科学》，2003年，第12期，第93页。

(11)［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乔工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第163—164页。

(12)［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乔工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第164—169页。

(13)程西筠：《英国史学发展概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3期。

(14)［苏］维诺格拉多夫：《近代现代英国史学概论》，何清新译，三联书店，1961年，第78页。

(15)［苏］И.С·加尔金主编：《欧美近代现代史学史》，董进泉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8—29页。

(16)［苏］E.M.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王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97页。

(17)《历史科学·方法论问题》，刘心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7页。

(18)Andrus Pork，“Cri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Soviet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Vol.27，No.2.（May，1988），pp.136 139.

(19)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续集》，三联书店，1983年，第535至546页。

(20)何兆武、张文杰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7—382页。

(21)张文杰：《略论柯林伍德的历史重演论》，《河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

(22)张志刚：《从两位思想巨匠看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纪念汤因比和柯林武德诞辰一百周年》，《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论克罗齐和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

(23)陈宇光：《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与人性科学》，《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柯林武德历史思想概念的解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柯林伍德历史哲学中三个核心观念及其相关观点的思考》，《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

(24)王晴佳：《思想之树常青：评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读书》，1987年，第2期。

(25)W.J.冯·德·达森（W.J.Van der Dussen）：《论历史的实践领域——科林伍德的哲学》，《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12期；《科林伍德论史学方法》，《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4年12期。

(26)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7—165页。

(27)李宏图：《人、思想、历史》，《贵州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8)贾鹤鹏《柯林武德进步思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余伟《试论柯林武德对“末世论”的批评》，《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张作成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语境分析与内涵再探》，《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而台湾学者则更多以英文资料为主，史伟民《作为思想史的历史：柯灵乌命题的意义及局限》，《台大文史哲学报》，2007年第67期，顾晓伟：《从常识的历史学到构造的历史学》，《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3期。

(29)据林正珍所言，他之所以组织以柯灵乌为主题的“文本分析研读”（第五期），是因为随着柯灵乌身后文稿问世，有必要“进行更深刻而多元的讨论，以及著手若干重新评价的工作”，请参阅http://benz.nchu.edu.tw/~chenlin/text/text-index.htm。

(30)［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1页。

(3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3页。

(32)［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23页。

(33)［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译后记》（商务版），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63页。

(34)［英］柯林乌：《历史的理念·译者序》，陈明福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第6—7页。

(35)［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3页。

(36)［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37)R.G.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Art，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45，p.257.

(38)《西方大观念》（第二卷），陈嘉映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979页。

(39)［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214—216页。

(4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译后记》，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62页。

(41)［英］柯林乌：《历史的理念·译者序》，陈明福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第8页。

(42)［苏］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附记》，乔工等译，三联书店，1961年，第404页。

(43)姜义华、武克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0—82页。

(44)有关历史规律的讨论，请参阅陈启能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43页。

(45)［英］柯林乌：《历史的理念·译者序》，陈明福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第8页。

(46)维基百科“光照派”释义，http://en.wikipedia.org/wiki/Illuminism。

(47)［英］苏珊·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中译本序言》，陈波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48)［英］柯林乌：《历史的理念》，陈明福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第413—414页。

(49)［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译序》，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37页。

(50)Arthur Marwick，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Knowledge Evidence Language，Palgrave，2001，p.42.

(5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9—520页。

(52)斯金纳说道：“从年代上来说，柯林武德是最早的一个。我还在上中学时，我的老师约翰·艾尔就让我念柯林武德的《自传》，我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又回头来看这本书，……我深心服膺于柯林武德的核心观念——那原本是从他的美学中推引出来的——也即，一切艺术作品（包括哲学和文学著作）都是有其意图的物品，并且因此要想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力图还原和领会潜藏于它们之中的种种意图。这些意图绝不会就写在它们的表面，然而发现它们却是解释学的任务的一部分。这种研究取向通过将我们从表层引向意图，表明我们要想达成我们所寻求的理解，就必须考察各种直接的语境。这正是我最初起步时强烈地打动了我的观念”。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