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意义的设定

在讲述伽达默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论解释学之后，我们隐约“格义式”地涉及另外一个人物，即列奥·施特劳斯。施特劳斯的著名与其说是因为其解释学思考的内容深刻性，其表现在于他看书的眼力，不如说是因为他培养了一群政治理论家的独特成就。它不仅仅因为有一个有才华的思想星群，而且是因为它教授和训练不止于一两代的学识渊博的大师。可以说，这就是施特劳斯派之所以具有经典意义上的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很难说施特劳斯是解释学中的人物，但是奇怪的是，他的著作常常被作为古典作品解释学的典范而被解释学、语义学及文学批评理论广泛引证。我们发现，与伽达默尔煞有介事或以一种“更加学术化的形式”从事解释学的事业相比，施特劳斯真正的志趣是政治哲学，这近乎被施特劳斯认肯是直接面对问题本身。可以说，如果他也有解释学理论的话，那也是在政治哲学视野中来成就的。我们可以随意举出一篇作品，像《迫害与写作的艺术》这样的篇什，就分明看到施特劳斯乃政治哲学中人物。施特劳斯的哲学乃是哲学解释学的歧出。他在这一篇文章中，对意义与作者原意之间的关系，做了富有创造性的解释。首先，他认为意义直接与作者使用语言时所理解的意义联系在一起，这部分意义是作者自己所意识到的意义，可以说是显白意义；其次，意义也包括作者自己使用语言时尚未意识到或者有意要隐瞒的意义，或称作作者语言的引申意义，这部分意义作者在使用语言时，自己也未觉察到。由于意义包括这两种与作者意识相关的不同成分，相应也出现两种不同的解释意义的方式。

施特劳斯写道：“无论他人是在世还是死去，要理解他的言语，大概要涉及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们暂时把这两类不同的情形分别称之为解释与说明。”“确定语言使用者说了些什么，以及他又如何实际上理解到他所说的，就称之为解释。至于讲话者是否把他的理解明确表达出来，都无关紧要。说明则不同。说明是去确定辨认讲话者语言中他自己所没有意识到的隐晦的意义。”“这样一来，认识到某一语言表述是在讥讽或是欺蒙，属于对这一语言表述的解释；而发现某一语言表述是某种愿望的无意识流露，或是某种兴趣、某种偏见，或某一历史境况之无意识流露，则属于对这一语言表达的说明。”^[23]

施特劳斯在这里实际上对同一意义与作者意图之间设置了二重心理联系。作者一方面通过他的作品有意识地寄托他的意图，以让作品替他说些什么；另一方面，作品的语言也是作者的愿望、思想，以及他的历史处境的无意识表露，作者并没有察觉到他无意中流露出了某些在他无意识底层的东西。

作者有意识要在作品中表达的意图，施特劳斯称为“显白意义”，解释的任务是被指定为去发现作品中的这种带作者意图的意义。同时，使作品中作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那部分意义明朗化，则是说明或阐明的任务。施特劳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为即使依然执着于以作者的原来意图去等同作品意蕴的理论，也感到有必要承认作品的意蕴有可能包括作者所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成分，甚至存在着作者有意要隐瞒的成分。这里蕴涵着这样两个意思，一是作品的意蕴不再完全由作者的意图确定，不等于作者的原意；二是作品的意蕴中那部分作者没有意识到或有意隐瞒的内容，虽然还象征性地挂在作者的名义下面，但是它必须由解释者来确定。以斯威夫特为例，斯威夫特写作《格里佛游记》时的意图是抨击人类社会的不公，却留下了一本儿童读物。

在我看来，施特劳斯的策略就是在时代的无意义无方向之中，不得不去面对意义，他所有的仅仅只是古典理性主义这个稳固的资源。人们一般认为，施特劳斯也受惠于海德格尔。他曾经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他在思辨哲学领域超越了所有同时代人，他教导整整一代人怎么思考、怎么读书。他使得向古典哲学、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真正回归成为可能，发现了理解对人的本体存在的意义。显然，这些都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最重要贡献。而受海德格尔启发，伽达默尔看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理解如果企图以克服个人经验的局限来达到普遍性认识，人生的完整性便遭到了破坏。理解趋向于排斥个人经验的观念运动，是伽达默尔称之为哲学中最成问题的走向。知识在观念的运动中，失去了个人经验中的个性，经验被剔除后，知识和真理中的历史因素也被剥离掉，知识成为观念堆积起来的躯壳。然而，在“最地道的解释学处境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要让我们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体认出施特劳斯自己作为一个解释者的经验很困难。^[24]施特劳斯的意义理论最终要人们在读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时要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尽管内心里不愿意顺从当时的律法却要公开肯定律法。这一问题涉及在一个“多数人”的律法的城邦生活中如何做一个哲人很相似。此处施特劳斯似乎设了一个“局”：“公开”与“内心”的不一致的矛盾，但通过哲学在“隐讳写作”和“显白写作”之中的缝合，哲人不自闭于无声的个体的内心深处，而是扩散到他所看到的一切所有的事物。于此，在知识层面上便加重而不是消除了这种矛盾。

无论如何，古典理性主义哲人仍然是哲人，任何有价值的学说都不是单纯的学说。和创造性解释一样，“隐讳写作”的现代概念对当代读者来说远比对施特劳斯这样的哲人来说更是一个新颖的事物。因为哲人即使不提出“隐讳写作”概念，也始终或常常在“隐讳写作”。笛卡尔早就说过：“我在动手写它之前，曾经打算把这一方面我认为知道的东西统统写进去。然而，画家不能在一个平面上把立体的各方面同等地表现出来，只有从其中选择一个主要方面正对着光线，把其他的方面都放在背阴处，使人们看正面的时候可以附带看到侧面。同样情形，我的论述里也无法包罗我的全部思想，所以我只有用较大的篇幅表达我对光的理解。”这一写作实践本身说明了，“显白写作”与“隐讳写作”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也可以说，就是这个原因使古典理性主义哲人的作品也许有不同于和多于他们所认为的意义。古典理性主义哲人通常预感到历史进程脱离其“那正确的理解”^[25]标准的解释。如果是这样，那便有必要强调解释本质上代文本传达的特性，所关心的是“如其所想地理解别人的思想”。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他能概括一些方法，而是他已经有作品，他在某种程度上能掌握自己，因而他的作品和他的方式也能被其他人认识。

一、文本解释的“真”

在今天，真正的解释经典应该具有合理的怀疑精神，就像弗洛伊德寻找梦和口误那样，对表面实在采取不信任态度。最重要的是用理性祛除神秘化，摧毁面具和幻觉。例如，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在处理作者和解释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展示了猜测与怀疑的解释学形式。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诉求观念的转变，拆毁人们的信仰和动机。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思想家在写作某一文本时，只从一个角度理解它的事实。施特劳斯认为，这可以被视为任何一个重建理性主义的解释者都应该坚守的底线。所谓“思想史客观性的唯一可行标准”，以便解决“究竟什么是文本解释的‘真’”的问题。有学者如施特劳斯的解释概念，认为对这么一个问题不能只在无关痛痒的地方挠挠，必须坚持所谓“思想史客观性的唯一可行标准”。如果“狐狸满腹伎俩，而刺猬只有一个绝招”（古希腊）的话，那么施特劳斯会坦言：“我就是刺猬型学者。”

二、字里行间

在此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对于任何一位本色的坚持经典理性主义研究者而言，文本的意义虽然不是自明地给予的，但是它的重要的问题总是如何去知道文本的真义，如何在面对不同的解释时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古典理性主义，有一点是确定的，只要我们践行“从字里行间去阅读”的方法，就会在理解方面有比较健全的视野：拒绝见木不见林。这便是古典精神。凡是不想以别人的自我理解方式来理解别人思想的人，都不可能对别人采取一种批判的，即让自己有别于他人的立场，而只能在一种实际上是追随范例的阐释的阐释中作出批判。像别人理解他自己那样去理解别人，这一要求虽然有困难，但仍然是合情合理的。^[26]

什么叫古典精神呢？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属于时代或适应于其他东西而不放弃自身。事实上，人们能够毁坏精神，如“砸烂孔家店”就是对于人们可以怎样让古典精神与所谓时代发展保持一致的最暴力的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古典精神在它当时形成的最高阶段依赖于诸如私人藏书阁和私塾学校的机构。而体现了古典精神的那些人则依赖于其同时代人的宽容和尊敬。可是，时代意愿的一次改变就足以扫除这一切。

三、历史主义是古典精神的逆子

强化经典的最新敌人是谁？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那个敌人就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不善待经典，它对“作者的意图”观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强调经典“对我们的信念作出了什么贡献”，强调从现在的角度看，经典里“什么是原作者没弄明白的”。^[27]而不再强调首要的问题是“原作者的精言妙意是什么”。还有，作家不能像作家阅读自己的作品那样阅读自己的作品，只有在其他人的心目中，表达才呈现出它的生动和富有意义。这种对待经典的态度，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在撑腰，这就是民主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认为，人应当是他自己，不应当用外面的模子塑造自己。没有英雄崇拜是成熟的标志。民主原则否认伟大，它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身心愉快，不必忍受令人不快的比较和差异，我们对经典以及原来的精言妙意的遗忘不过是这种民主原则的恶性延伸。可以说，历史主义的精神的儿子的出现，与其前辈并不相像，它长大之后，要真正成为男人，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去了解他的父辈，即古典精神。

当今天的我们在面对经典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表面“错误”时，它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证实我们比经典作家更高明。

四、解释经典的任务

我们认为，当代解释学者对基础主义的反对是正确的，但正像伽达默尔那样，他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释”（尼采说“存在的只是解释”，即不能离开解释看存在，即不存在解释之外的绝对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存在的唯一解释’或‘唯一解释的存在’），这意味着所有的解释都是非基础的和可改变的。这个观点被进一步推论所加强：由于所有解释是可以改变的，所有理解也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所有理解都是解释。这些推论实际上是可疑的，因为它在虚构一种什么东西也解释不了的东西。对于每一个不是野兽的人在实践上是接受不了这一点的。因为，它忽视了理解和解释的区别：解释通常意味着某些有意的或至少是有意识的思考，而理解则不必然有意识，甚至我们根本不需要思考就能理解。如果没有前反思的、非语言的经验和理解的、没有清楚说出的背景，解释就无以存在。

这说明“作者意图”是必要的而又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认为你所理解的“作者的意思”就是“原原本本的”既不可能，也不是语言本性所要求的。解释学告诉我们应该放弃“终极的作者的意思”的观念。我们解读经典的任务是弄清楚作者说了什么，而不是把对所说的内容作真假判断作为首要任务。换句话说，理解他人比较判定他人具有优先性。

但是我们又不能说“解读”经典完全不需要“作者的意思”，那样就没有经典的“解读”了。因此，理解作为解释的基础的观点，不仅在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那里有过明确的阐述，而且我们也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要了解经典中关键性概念的意义，我们有时须将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实践纳入其中。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的具体性原则”。它要求的是“必须尽可能地就其本身来解释作者”。如何“回到某某”的这个省思在这个原则里结束，它也应该在这个原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