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方法的失与得

在一些学术讨论中，我们真不知道怎么用中国话说话了，因为有很多西方哲学中的基本词语用汉语翻译时是很混乱的。其中争议比较大的就有关于“先验”与“超越论”的译名争论。是否应该把“先验的”（transcendental）这个通译名改为“超越论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开始学哲学起，一直听和说的是“先验论”“先验哲学”“先验方法”和“先验现象学”，而如果我们改口讲“超越论的哲学”“超越论的方法”和“超越论的现象学”，那不仅别扭，而且会改变讨论的语境。这里当然不是讨论译名的地方，我们只谈先验方法得失的问题。

一、先验方法为什么值得一谈

先验方法（the transcendental）应该属于欧洲人的专利，因为从译名争论上看，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定译”。transcendental一词有“先验的”“超验的”“验前的”“超越论的”等译法，这多多少少说明了我们这些非欧洲人用非欧洲的语言不容易把握这种方法。比较起来，对于我们中国人，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更众望所归一些。然而，先验方法很值得一谈。

首先，先验方法不仅属于哲学的专利，而且看起来具有很神奇的能耐，它想给一切思想打好基础。我们人类刚好无法完完全全地逃避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思想的地基问题，因为我们的思想基础总是成问题的。比方说，人人都相信开拓思维的好处，但用的方法有的是康德的启蒙，有的是海德格尔的诗意，更有甚之有的用的是毒品（drugs）。^[32]所以，传统哲学家很自然地想，我们必须想办法站在某个牢靠的地基上，就好像世界必须像我们自己站立在教室上的方式，也必须站在什么东西上面。因此，说白了，先验方法试图解决的是知识完整基础的问题，还要解决塑造我们生活的最深刻的东西的基础问题。

其次，不单单那些把知识看成演绎性的各种体系的哲学家在谈，而且那些超出知识论立场的哲学家也在谈。笛卡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这些具有不同立场和态度的哲学家，都在谈。就拿海德格尔来说，他的哲学就其开端而言，符合现代先验哲学方法来重新讲述存在问题。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作为存在标记的此在的筹谋如果成功，就能够洞见存在的意义。存在对我们而言是无法领会的，故而只能通过此在。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实践准先验方法阐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诺言。^[33]可以说，先验方法不仅是作为思想基础进行反思的主要技术，而且它也是西方传统中的一种主要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通常被人们叫作本质主义或者基要主义或者本体论或者存在论的思想方式。

二、先验方法的路向

什么叫做先验方法呢？德勒兹在解读康德时说：“‘先验的’意味着普遍的和必然的。但‘先验的’定义则是：独立于经验。‘先验的’可以适用于经验，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只适用于经验；但它并不产生于经验。”^[34]从定义来看，下面这样一些词就具有“先验的”意味：众所周知、全部、笃定、必然地等。这些词都不存在相应的经验。我们前面说，它是从柏拉图以来的本质主义追问方式和思想方式。也就是，超越感性世界，追随“共相”“理念”“本质”“普遍”。所以，先验方法是在这样“形式在先”的领域寻根问底。我们怎么来解释这个论点呢？我们需要仔细了解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的思想路线。但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不需要像康德等哲学家那样笨拙地拿着很多行李，四处突围来解释它。交出行李，我们就可以轻松上阵了，而康德的先验统觉学说则是用吸血鬼小说来作为例证。

简单来说，先验方法的要义在于如何把某种东西证明为一种基础锚，证明为绝对无可怀疑的。过去，自然、上帝、存在、自我是世界的基础锚。而这些基础锚在传统哲学中一直是那么稳定的基础，它们成为其他存在者的条件。也许我们能够用先验验算的格式来表达一切思想的根据：ABBBAAB。拆开来说，就是A决定B，是B的条件，而B反过来不能影响A，则A就是超越B的。^[35]这是美国学者安乐哲帮助东西方哲学家沟通而设想的一个关于“超越”的解释。比方说，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里的“决定”其实就是“规定”。用《西游记》来说，孙悟空没有办法逃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孙悟空的活动是由如来佛决定的。

安乐哲所讲的这种“超越”关系很可能扎根于神学意义上的“超越”。他自己把它叫作“上帝模式”。在西方人心中，当然还应该有“存在模式”。

“上帝模式”和“存在模式”有些不同：如果A可能是B的形式条件，在形式上先在于B，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本体论或存在论或本质主义的思想方式。^[36]比方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表明“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37]便是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共产主义的主要方面。再比方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主导型隐喻很简单，不过文化作为有机体，会从产生到成熟到衰落到死亡。就所搜集的证据来说，他关于文化成长和衰落的图像不是根植于经验的观察。毋宁说是让人们相信他用来使得历史事实之流变得有意义的先验假设之一，不如说它是一个古老的、已被抛弃然而又复活了的对时间结构的构想。卢梭—康德的哲学类型。拿他们在讨论自然权利方式来说，他们的理论也被黑格尔叫做“形式上的”，意思是说，他们寻求的人的权利的基础不是从物质需要出发推断出来的。相反，如果权利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它就必定是以超越我们在经验上有限需要的某种东西为基础。这种东西就是意志，但意志并不是那类人们可以通过日常经验的或科学的研究所发现的东西，而更像是一种必须被具有的绝对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关于权利的讨论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诺齐克认为这种先验论证，即以某一经验的或实际的前提或意识的先验结构为开端，然后反推它的可能性条件。^[38]它能够达到比先前的思想家们更高更抽象的层次。卢梭的“公意”概念对于如何获得具体的法律特征没有做任何说明，很显然要达到那种无与伦比的抽象性，只有程序上的形式主义才能保证不让法律被滥用。这与霍布斯、洛克他们提出以经验方式确定权利的基础不同。霍布斯从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去做为了保存他自己的生命所必须要做的事这一论断出发，引出了承认他人具有同样权利的义务，以及无论他人何时这样做都要寻求和平的义务。黑格尔认为，无论是经验的还是先验的方法都有缺陷。他认为只有把权利放置在历史的动态结构中才能找到正确考察的基础。

如果A可能在等级上高于B，那么A就构成对B的支配和决定，这就是人们所讲的实存论或神学的思想方式。前一种A和B之间的关系是“先验的”，后一种关系是“超验的”。^[39]然而，可以作为“超越”关系和“超越”路向，还有其他选项。例如，近代的“自我模式”。现在则是“文化模式”，甚至弄出了“恋母情结”诸如此类，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即成为基础。

另外，先验论证不见得只有上述几种模式。也许有人会说，文化不能成为一种基础锚，因为文化不稳定，而且文化种类繁多，文化相信地方性、实用性、特殊性，如此等等。但是，哪一种模式是稳定的？许多文化批判者发动对文化的批判的理由就是，我们需要站在我们文化之外的某个阿基米德点上批判文化。这种观点能够成立吗？不能！这种观点没有能够理解，任何反省都是人类自身的一部分，文化之于我们就如同水在水中的关系，对我们文化进行批判性反思，正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按照例如中国文化或它的缔造者们所达到的或归于它的目标的成功或失败而对其进行讨论，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并不是那些属于仅仅从外部施予解决社会难题的标准现象。在其中，人可以在正确与错误的解决方法之间作出选择，能够选择不同的文化策略，或者在用多少有些费劲或节俭的方法来达到事先指定好的目的。这样的目的也许是不缺乏的，但它们受到不可控制的与无目的的东西的阻碍。这个理解属于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之中”的贡献。

三、先验方法的成功和漏洞

先验方法的运用有很多相对成功的例证。笛卡尔对我思绝对性的证明、康德对范畴和时间/空间形式的证明、斯特劳森对概念图式的证明、海德格尔对在世界之中揭示先天结构，等等，都很有说服力。

一般认为，先验方法作为对思想的基础的反思的技术，通常被人们叫做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康德把它叫做先验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在康德那里，先验方法不仅是经验可能性的条件，而且也为自我的反思奠定基础。康德要解决的问题是知识的普遍和必然有效。他的大体思路是：先看看主观演绎。其论证是：我的思想确实属于我思，既然我只能“这样想”，“这样想”主观上就是合法的。不过，主观上合法是问题的一部分，这只是完成了主观的演绎，而不是解决知识普遍有效的方法，因为我所缺乏的不是主观眼界自身的圆满，而是我能够超越我自己去看看到底有没有更圆满的眼界。换句话讲，我只能“这样想”不等于我只能“这样看事物”就是正确的和最好的。证明我只能“这样想”，不等于证明我只能“这样看事物”，更不等于证明我只能“这样想”就是正确的和最好的。井底之蛙看见的天就井口那么大，但是天并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所有这些都在主观演绎，只有达到客观演绎才是真正解决了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这就要求从主观过渡到客观。但是，康德的客观演绎的思路好像就是要证明我的眼界就是可靠的眼界，也是最好的眼界。因为我们不能直接知道事物本身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只能“这样想”了。康德就像赋予认识主体以总统般的行政权，认为“公意”可以由超越各个阶级利害的存在而得到代表，认为真理可以通过先验的明证性来演绎。

那么，康德的论证在这方面成功了吗？既成功了，又没有成功！为什么？一个答案就是，至少说康德在这里有成功的机会。一方面，我们不相信由笛卡尔、康德所激发的问题是无意义的问题。这一事实起码证明了我们是如何思考的。“认识主体，打个比方说，在这里是‘在家’，在他所探索的世界中；任何他所探索的世界的部分都不超出他可能认识的东西的边界。这是由休谟、17和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家及他们的现代继承者社会科学家所珍爱的范式。知识是关于普遍规则的知识，它们为普遍化认识主体所拥有。”^[40]康德的成功仅仅相当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和牛顿力学的成功，因为，康德所承认的知识基础大概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牛顿的力学。康德式的主体是按照逻辑学和力学规则来构造，这些规则确保它对过去的表象具有主体间价值。康德也因此超越心理学。因为他承认先天的东西，先天的东西没有发生的问题，至少没有经验发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牛顿和康德当然很成功，它们构建了现代世界。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失败。失败这个术语必须从以下方面来限定：在拷问那个作为自在存在的物自体的时候，康德始终暗自居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康德冒着只能找到一个为我们而存在的事物的危险。但康德或许认为这正是认识的本质。最终，他似乎就是通过证明我的眼界是唯一可靠的眼界去证明我的眼界的有效性和最优性的。^[41]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因为在后者看来真理只是根据与他者的协议而达成的某种暂时性的假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超验”的主观性事实的问题之后，康德紧接着另一个更高的问题：关于权力的问题，“谁判断？”康德改变了这个问题，其合法化证明是循环论证。

康德的做法有些让人失望。从生存存在论的观点看，康德的成功就相当于仅仅因为我有思想，能够这样做，我就要将他人的思想扼杀掉。康德这里也冒出了德国哲学家当中那种似乎先天具有的思想专制性质。用康德的话讲，对世界的肯定就是将由各种各样原因所规定的命运当作一种自我为因的自由来接受。这是一种从认识转向实践的态度。如果我只能“这样想”，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将他人的想法、他人的存在逼迫成为论证的对象就是我思的本性。可是，“他人”并不需要证明。所以，如果不引入“他者”，普遍性便不存在。当然，这些观点所揭发的传统哲学具有的“丑闻”性质就是在哲学的生存存在论转向当中才能显现。存在论不可能眷顾特殊的存在者，不可能支持任何一种主观的观点，就像天空允许任何一朵云的存在，不可能偏爱那一朵浓一点的云彩或偏废淡一点的云彩。

四、意识内在性之瓦解

从以上分析来看，先验方法留下了一系列的难题：我思哲学喜欢说，有一些最为根本的存在是“先验的”或“超越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超越的？有哪些存在是超越的？这未必是清楚的问题。康德说，你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观念，康德把属于经验意识之中的表象叫作内在的，而将超越了经验界限的存在称为超越的。在理性主义传统看来，凡是理性做不了主或无法主宰的领域，凡是知识鞭长莫及的领域，凡是对人的思想自由构成限制的领域，都是超越的。

马克思说，对于现实的人而言，意识、观念本身就是问题。我思通过对思想内容的过度反省来证明我思的绝对性，这会留下漏洞。因为，我思的想法类似于彻底批判自己所处的环境，就需要脱胎换骨，似乎只有这样才算彻底的批判精神，但这样一来反过来危及我思本身。其实，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我们不必让世界有个坚实的基础，我们仍然可以利用我们环境中的许许多多东西来进行反思。我们也不一定只有置身于环境的外层空间，才能认识到我们种种环境中的不正义，因为我们的环境本身并不是和谐一致的、铁板一块的存在。环境有不同和矛盾的组成部分，允许我们对其他部分进行批评。同样，你可以为你的行为的这一点或者那一点辩解，但是你不能证明你的生活方式和整套信仰是有理由的。由于相对论、量子力学、哥德尔不完备定理、霍金理论、博弈论等等，粉墨登场，今天的知识理论更谦虚些。

有人认为，内部的批评容易导致不够彻底，而外部的批评则容易远离正题或者难以理解。我想，就这种深奥的说法而言，我们还不如海德格尔、马克思那样宣布与形而上学休战来得正确。海德格尔从“此在”出发，从而内在性被贯穿，“我仍在世界中寓于外部存在者处”^[42]。马克思从实践学说出发，要求把存在物（事物、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这里说的不多不少证明知识的先验基础如果事先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先验基础的丰富性会随着实践而发展。

【注释】

[1]萨特：《寻求方法》//•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页。

[3]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2页。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5页。

[5]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页。

[6]Popkin, Richard H.Cartesianism and Biblical Cristicism, Lennon, Nicolas， Davis,Problems of Cartesianism, P.61.

[7]罗伯特·穆齐尔：《穆齐尔散文》，徐畅等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8]阿兰·巴丢：《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

[9]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8页。

[10]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黄忠晶等编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05页。

[11]恩伯莱、寇普：《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华东师范大学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12]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13]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页。

[14]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3页。

[15]张汝伦：《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152页。

[16]汉斯·布鲁门伯格：《神话研究》（上），胡建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

[17]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张卜天译，北京大学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8]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安延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1页。

[19]阿兰·巴丢：《小万神殿》，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20]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4页。

[21]•阿兰巴丢：《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22]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世界建构》，安延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页。

[23]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64页。

[2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

[25]Reiner Schurmann.Heidegger on being and acting.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Christine-Marie Gro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tho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3.

[26]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27]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7页。

[28]吉尔·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龚重林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30]道恩·威尔顿：《另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视野》，靳希平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

[31]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

[32]在英文和中文的理解中，毒品也是可以入药的。它的意思并不是由科学定义决定的，而是由道德和政治的考虑（责任、社会和身体等）决定。

[33]弗莱切：《记忆的承诺：马克思、本雅明、德里达的历史与政治》，田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34]吉尔·德勒兹：《康德与柏格森解读》，张宇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35]安乐哲：《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36]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为了说明最高一般理念于特殊事物之间的关系，柏拉图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即北斗星与在大海上航行的船舶之间的关系。北斗星相当于最高绝对理念，而船舶相当于在北斗星引领下行进的特殊事物。这个引路星辰不来源于船舶，却可以引领船舶航行；船舶可以在此星的引领下不失方向地航行，但却永远不能抵达这颗引路星。引路星永远高居于船舶之上，是船舶可望不可即的指南。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

[38]Robert Nozick.Anarchy, State, Utopia, Oxford: Blackwell, 1974, p.261～262.

[39]孙周兴：《存在与超越：海德格尔与西哲汉译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0页。

[40]F.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出版社、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41]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4～25页。

[42]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