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影行和成书年代

经过联系、整理、摄片、勘覆，两份手稿，均经重装，参照“今本”检查，个别叶章有错乱。由于手稿字迹潦草，中有涂改也有缺损，另补释文，作为附录，考虑影行。

这时，南京成立江苏古籍出版社，社长高纪言同志来沪约稿，我和他提到《大同书》手稿，他极为高兴，当晚，我陪他到方行同志寓所商定，由该社照原件大小影行线装出版。他俩叫我写篇“说明”，我于1985年2月8日代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写了如下“影行说明”：

1961年，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将家藏多年的康有为遗稿、函札、电稿以及书籍图书等捐赠本会，其中不少是未经印出的原稿手迹，《大同书》也有三册手稿。

隔了多年，我们得知天津图书馆也藏有《大同书》手稿，经派员赴津勘覆，返沪勘对，发现我会所藏，在“今本”（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版）乙、戊、己、庚、辛（六至十五章）数部；天津所藏，重装成三册，有“今本”甲、丙、丁、己（一至五部）、癸数部，都是毛笔行书，写在四开元素纸上，系康有为亲笔手稿。实系一稿两存，配合成帙，适成全璧。

《大同书》手稿和“今本”并不一样，他基本上不分章节，也不分段，“今本”则分段分节。“今本”戊部第二章《论妇女之苦，古今无救者》、第二章《女子最有功于今道》，手稿就连在一起，没有“第二章”、“第三章”的分目。每部开始，也没有“去界”的总标题。在内容上，有些差异，如乙部好多小注，就是后来添注。手稿字迹潦草，中多涂改。

在康氏家属捐赠我会的文稿、图书中，另有《政见书》、《论语注》、《孟子微》等手稿，也是用毛笔写在四开元素纸上，开本大小、纸张色泽、字体笔迹和《大同书》手稿完全一致。这些手稿，都写于光绪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即公元1901年至1902年，《大同书》也应同一时期的撰著，梁启超所说，到“辛丑、壬寅间”，康有为“避居印度时，乃著为成书”，是可信的。

《大同书》手稿发现后，我们曾考虑印布。同时，各方探询还有半部的下落。前些时期，终于在天津图书馆找到了重装三册本，经反复核对，两个藏本实系同源，是一部书。经天津图书馆大力支持，将他们的藏本借给我们摄片配补，汇成本书。

其实，“出版说明”写得简明并能为所有读者都能接受比较好，经过考虑，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和上海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参照我所草拟，另写一简单说明：

康有为是我国戊戌维新运动的首领，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社会思想曾影响着一代进步的中国人。

《大同书》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是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文献。但长期以来，这部著作的手稿“秘不示人”，被深藏于箧底。近来，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先后发现康氏《大同书》手迹，经过鉴定，并参照已刊版本校核，是书恰成完帙，真可谓南北合璧。为满足学人研究的需要，征得收藏单位的同意，特将分别珍藏于两地的康氏手迹合为一部，公诸于世。

《大同书》手稿的发现，对研究康有为思想的发展以至成书年代，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康有为自称《大同书》是1884年他“二十六周岁”所撰，但手稿记载1884年以后的事很多，且有不少“政变”后他出亡欧、美的见闻。由此推论，是书的成书年代尚可存疑。

《大同书》手稿基本上不分章节，也不分段，和排印本不同，其内容也有差异。为保存手稿真迹，现以宣纸珂$版影印出版。由于手稿字迹潦草，颇多涂改，文后另附释文，以便于读者检阅。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博物馆、天津图书馆的密切配合和积极帮助；又蒙汤志钧、方行同志给以诚挚热情的关心和支持。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谢意。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8月

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在书末另附说明是：

康有为《大同书》手稿分藏上海博物馆和天津图书馆。

《大同书》手稿卷三、卷四（部分）、卷五、卷六、卷七（部分）系康有为家属康同凝、康保庄、康保娥于1961年捐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交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原装三册，内容相当于《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版排印本乙、戊、己（缺总论）、庚、辛（六至十五章）数部；《大同书》手稿卷一、卷二、卷四（部分）、卷七（部分）、卷八藏天津图书馆，分装成三册，相当于排印本甲、丙、丁、己（总论）、辛（一至五章）、壬、癸数部。经与排印本相校，内容出入颇多，似为属草之稿。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重要著作，这部手稿，经我们商议，请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供学术界研究。

值此出版之际，谨向捐赠手稿的康氏家属致以深切的感谢！

上海博物馆、天津图书馆

事隔多年，我方知道，他们没有采用我写的“说明”，主要原因是我考定《大同书》不是撰于1884年，而是撰于辛丑、壬寅间。而个别人员却看到天津藏本前犬养毅题句，说是康有为流亡日本时，曾将“深藏箧底”的《大同书》手稿“出示”^[5]，而康有为在政变后曾经流亡日本，从而推论：“《大同书》成书及流传经过大致是，1898年9月12日，康有为去日本时，已有稿本‘廿余篇’，在东京时，曾向日本友人‘出示’此稿，此后即随康有为周游列国，‘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6]接着，又有人附和，说这是“根据最新发现的《大同书》手稿及有关资料，提出的关于《大同书》成书年代的新见解，由于有坚实的史料基础，具有很大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是研究《大同书》成书年代和康有为大同思想的新收获”^[7]。并补充他看到的材料“确证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确曾将《大同书》原稿给犬养毅看过”^[8]。

论述书籍的成书年代，应该先看书籍的内容，结合作者的思想进展，而不是单看他的自述；当然，从作者友人的回忆和记述中也可作为参证。然而，如果书籍中记载的事迹，有的是在他自称撰期之后，那就对他自称的撰期难予置信了。不过，既然有人提出“确证”，那就不得不辨。

康有为在旅居日本时，确曾见过犬养毅，但他到日本不止一次，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次将《大同书》手稿“出示”犬养毅？是否是1898年？

于此，先将康有为旅居日本先后的情况作一简单说明。

1898年9月，政变发生，康有为由北京逃沪转港。10月19日，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出发赴日。25日下午，入神户。旋入东京，住牛"区市个贺加町三番地^[9]。1899年4月3日（二月二十三日），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赴加拿大，这是第一次。

同年10月，康有为自加拿大还香港，23日，经过日本时，“始终监视”，“上陆拒绝”^[10]，被留难。这是第二次。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辛亥四月初三日），康有为自新加坡到香港。6月6日（五月初十日），赴日本。初去箱根，后居神户^[11]。他到神户后，先住梁启超所居双涛园。双涛园原为神户华侨麦少彭别墅，地近海滨，松影婆娑，“双涛”即指“海涛”、“松涛”而言。康有为有《辛亥夏来日本须磨，居任甫双涛园，筑小楼，十弓临海，名曰天风海涛楼，室成，与任甫、觉顿乐之，兼寄若海索和》，诗云：

海外逋亡十四年，又来须磨结三椽。

纸窗板屋生虚白，夕霭朝晖览万千。

松罅旧亭立前后，丘中曲径得回旋。

小楼坐大吾知足，吞吐东溟占碧天。^[12]

梁启超也有《南海先生倦游欧美，同居须磨埔之双涛园，述旧抒怀，敬呈一百韵》^[13]。

这年10月，武昌起义，随着各省响应，康有为以为“革命必无成”，慨叹“国事亦多变，神州竟未还”，恋栈旧制，眷念清室，在双涛园写了《救亡论》《共和政体论》，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对当时革命形势不相适应。

1912年3月，康有为自双涛园迁须磨长濑园别庄。6月，撰《中华救国论》。次年归国。这是第三次。

康有为和犬养毅相晤，应为第一次和第三次。至于他将《大同书》稿本“出示”犬养毅，却不是第一次赴日，而是第三次赴日时。

犬养毅（1855—1932），日本冈山县人。1890年，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历任各属国会议员。1897年底，派宫崎滔天、平山周等调查中国秘密会社。1898年，任大隈内阁文相，组织东亚会（后与同文会并为东亚同文会）。这时，他结识孙中山、陈少白等；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时，也与犬养毅有交往。如今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犬养先生书翰》中藏有康有为、孙中山、毕永年、王照、梁启超等笔谈。其中康有为与犬养毅笔谈有两件^[14]，其一曰：

柏原兄心术最仁，才大心细，再一游历各国，更成大才。若近者相待以来，无微不至，何不令一出外国游乎？若令出游，莫若同行。至此间梁生等微通国语，原无待如柏兄者始能接待也，未知宜否？若得柏兄同去，则佳甚。

其二曰：

我两国同教同文，较泰西各国，其情最亲，其办事亦有不同。我邦通人侧首东望，莫不在此，并不必引公法也。以我两国自有经义可引，所以深得敝国人心者亦在此经义而已。闻贵国宪法，太后皇后亦在臣列，此即经法与敝国同之者也。今伪临朝之篡废，在西人公法认之，且必为托于训政，亦以公法免干预内政之故。惟我两邦兄弟唇齿，其情亲而势逼，似有不能以西人公法论者。若坐令寡君忧死，而伪临朝佣□主而擅权，外分内讧，支那必亡，高楼大厦之倾，其旁邻亦为危墙所压，似不能不议支柱之也。

康有为也曾赋诗寄犬养毅：

夷吾不出奈苍生，问取木堂嘉树成。

万里东归不得见，海云冥冥怒涛横。^[15]

木堂，即犬养毅。康有为忙于“勤王求救”，而犬养毅这时和孙中山、陈少白也有交往。因犬养毅时掌文部，所以康、梁还请犬养毅担任神户同文学校校长。至于《大同书》“稿本”，却没有提到，因为这时康有为还没有写出《大同书》“稿本”。

有趣的是，《康有为大传》的作者为了“证明”“康有为在东京向他（指犬养毅）出示过《大同书》二十余篇”，引用了康同璧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1919年，康有为在《电请犬养木堂转达日本内阁撤兵交还青岛》中写道：

昔在汤河，同浴温泉，曾以《大同书》就正于执事，执事以为自有东亚数千年以来，未尝有此书也。

说是“把犬养毅重读《大同书》写的跋和康有为给他的电文相参考，可以确证康有为流亡日本时，确曾把《大同书》原稿给犬养毅看过”^[16]。殊不知这个确证，却是确证犬养毅看到《大同书》，是在康有为第三次流亡日本的1911—1913年间，而不是1898年的第一次。

在这段确证中，说明《大同书》是在康有为和犬养毅“昔在汤河，同浴温泉”那个时候，“曾以《大同书》就正于执事”的，辛亥后康有为与犬养毅在汤河“同浴温泉”，曾有诗二首记其事，一曰《偕犬养毅木堂浴汤河，原与阮紫阳观弘法大师清泷步月夜行，秉烛穿林，犬养木堂后至，倚桥口占诗，木堂请书》：

山庙幽幽月似银，峭崖曲径倚桥频。

萧萧飞爆照山月，说法声声清净身。

摩崖剔藓扪山径，秉烛穿林照树阴。

见雨白龙直飞下，雷声大吼海潮音。^[17]

一曰《偕犬养毅木堂、阮鉴光紫阳游汤河，原不动泷，木堂请题诗》：

飞瀑轰雷响振林，风涛搏石激潮音。

天惊地裂皆摇动，证取如如不动心。^[18]

这两首诗都写于辛亥后第三次旅日时，清楚地记载他与犬养毅“昔在汤河，同浴温泉”。

《康有为大传》的作者从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中找此“确证”，然而就在《年谱续编》中，也清楚地记录康有为第三次旅日与犬养毅游宴事，她在“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先君五十四岁”记：

四月十日，返港省母。

五月十一日，重游日本，寓须磨门人梁启超之双涛园，自筑小楼临海，名曰无风海涛楼。时与矢野文雄、犬养木堂等把酒话旧。

“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先君五十五岁”记：

十月，偕犬养木堂游日光山，观瀑布。

康同璧倒是清楚地记载1911年至1912年间康有为与犬养毅的交往的。

康有为将《大同书》“出示”犬养毅是在1911年至1912年间，也就是说，是在“辛丑、壬寅”后的十年，是他“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后的十年。梁启超“收拾丛残，发愿手写”《南海先生诗集》，第一篇即收《大同书成题辞》：“梁启超谨案”中特地注明它是“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康有为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九日”为此书作序，随后在日本将《南海先生诗集》影行，梁启超手写的诗和“谨案”，康也没有表示不同意。因为《大同书》确撰于“辛丑、壬寅”间。

考定书稿的成书时代，最关键的是看它是否符合作者在各该时代的思想内容和作者那个时代是否相符，如果作品中明显记载这一时代以后的事迹，那就值得怀疑了。康有为自己说《大同书》成于1884年，而《大同书》手稿却有不少1884年以后，以至他出亡海外，定居印度的记录，那他当然不可能在1884年就写有此书。

康有为不可能在1884年就已写有《大同书》，我在上面“《大同书》撰于辛丑、壬寅间”、“《大同书》手稿”、“定居印度和《大同书》”等章节中已经举例说明，考辨证实了，这里不想过多赘述，只想就《大同书》手稿中几个1884年以后的记录以及他政变后出亡的若干事例，简录如下：

《大同书》手稿记1885年事：

已而强国有法者吞据安南，中国救之，船沉于马江，血蹀于谅山，风鹤之惊误流羊城，一夕大惊，将军登陴，城民走迁，穷巷无人。

按：见手稿第一册第一叶，与“今本”第一页同。1885年2月14日法军攻占谅山。2月23日，占领镇海关，“一夕大惊”，自为1885年2月后事。手稿与“今本”文字全同。

而吾行经羊城华德里，飞砖压顶，幸隔寸许，不然，吾死于光绪乙酉岁矣。

按：见手稿第一册第二十九叶、“今本”第24页，“光绪乙酉”，当1885年。手稿与“今本”文字全同。《大同书》手稿记1887年事：

若光绪丁亥香港华洋船之惨祸，光自火焚，焦头烂额，中于烟毒，船家尽焚，已而沉下，予几不免焉。后一日自港归，见海中犹露船桅出水面数尺也，为之心胆俱裂，是役知交多有死焉。

按：见手稿第一册二十八至二十九叶、“今本”第25页。“光绪丁亥”，当1887年，《康南海自编年谱》是年亦记：“八、九月游香港。”手稿与“今本”文字全同。

《大同书》手稿记1887年、1888年事：

吾既少孤，寡母育我。姊嫁百日，夫即病死。妹有三子，夫丧中年，以病自伤，数载遂殒。

按：见手稿第一册二十八叶、“今本”第28页。“姊嫁百日”，“今本”作“吾妹逸红才慧，甫嫁百日”；“妹有三子”，“今本”作“吾姊琼琚静贞好学，生有三子”。有增改。查康有为妹倩游湘琴卒于1887年，他的三妹琼琚卒于1888年，均见《康南海自编年谱》。

《大同书》手稿记1895年事：

吾门人陈千秋通父者，绝代才也，年二十六以肺痨卒。吾哭之恸，伤传道之无人焉。

按：见“手稿”第一册第十三叶、“今本”第14页，“为吾门冠”四字，手稿无，后来增加。查陈千秋卒于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上述事例，“今本”虽有增改，但情节是一致的，且手稿都写在正文中，不是后来增添，可知手稿不可能是1884年所撰。

“今本”也有记1888年以后事迹，而为手稿所无的，如“今本”：

吾年二十，光祖溺于连州大水之难。吾弟幼博（主事，名有溥，字广仁），戊戌之难戮于柴市，携骸而归，身首异处，至今思之心痛。

而手稿《爱蛮之苦》却作：

吾年二十，先祖溺于连州大水之难，至今思之心痛。

“今本”“吾弟幼博，死于戊戌”数句，系后来增上，戊戌当1898年，是否凭这一条就说《大同书》写在“戊戌前”呢？不能。因为“手稿”不是没有提到康广仁，不是没有提到“戊戌”。查手稿第二《论女》下《妇女》云：

吾于群妹，目击其苦（按指缠足），心窃哀之，誓拯二万万女子之苦。故弱冠以还，即开不缠足会，其后同志渐集，舍弟广仁主持尤力，大开斯会于粤与沪上，从者如云，斯风遂少变。戊戌曾奏请禁缠足，虽不施行，而天下移风矣。

查《康南海自编年谱》称：光绪九年（1883年）：“时邻乡区员外谔良……其家亦不裹足，吾乃与商，创不裹足会草例，……为作序文”，今尚存康氏所撰《戒缠足会启》^[19]。到了1895年，维新运动掀起，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去广州再度提倡不缠足运动，并创立粤中不缠足会。1897年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由康广仁经理。自指政变以后“戊戌”曾奏请禁缠足则为1898年8月13日。

同时“手稿”中还有不少游历海外，以至定居印度的记录。由于本书前几章已录有这方面很多例证，这里就只举两例：其一是《大同书》手稿第五十二叶：

吾昔入加拿大总议院，其下议院长诸友陪吾观焉。吾谓：“卿等具有才学，何不求为议员？”议长诸女胡卢大笑，谓：“吾为女子，例不得预。”目吾为狂。

“今本”第130页与手稿同。书中谓“陪吾观”、“目吾”以至和加拿大“下议院长诸友”之谈话，不是亲历，是不可能谈得如此具体的。查康有为于1899年4月16日，抵加拿大之温哥华。5月，去伦敦。这《大同书》手稿谓“昔入”，自在1899年5月以后，可知《大同书》不可能撰于1899年以前。手稿还不止一次地谈亲历加拿大事，如“今本”168页谓生于加拿大的动物，“昔吾从者尝猎得狨之母子，群狨列树而长号，及将烹其子也，其母号哭甚哀，啮从者之手而俱死焉，吾欲放之而不及也”，手稿也有此记载。

其二是《大同书》手稿记载印度事迹很多，手稿有时记载有空格待补，而“今本”文字则较完整，如手稿《大同书第二》第一叶：

人类不平等者有三：一曰贱族，一曰奴隶，一曰妇女。不平之法，不独反于天之公理，实有害于人之发达。观印度而知之矣。印人在昔有四种：

一曰婆罗门种，世掌学术教化；

二曰刹利德，世为王者及将相贵人；

三曰［原缺］

四曰首陀，为农工役隶。而首陀之下诸贱族又分十数等种族。

以今考之，自婆罗门列种如下：

一曰刹帝利，可为王、为大臣，为官。贱则为农，不肯执役捧杯，不食肉葱，不饮酒；

二曰偕士，读书为士，不得为王，别有衣服，不食猪牛而食羊，不食葱酒；

三曰占打，为商，亦可为官，不肯执杯，不食牛羊豕，不饮酒。

以上贵族。

一曰配哈，为工，服从于刹帝利者，不食肉葱，不饮酒者；

一曰摭麻，作下工，一切肉皆食；

一曰巫士哈，打猎，食蛇鼠，作路工；

一曰拖卑，洗衣者；

一曰咩打，作扫地除粪之工者；

一曰冬，抬死人而烧之者。

以上皆贱役，而以咩打及冬为最下。贱族之中，皆不得为官为士，而各贱族各专其职，不得改役他业，不得通婚，子子孙孙世之。

而“今本”丙部《去级界平民族》则作：

人类之苦不平等者，莫若无端立级哉，其大类有三：一曰贱族，二曰奴隶，三曰妇女。夫不平之法，不独反于天之公理，实有害于人之发达，观印度而知之矣。印人在昔有四种：

一曰婆罗门，为净行者，或出家，或在家修净行而涅槃者；

二曰刹帝利，为王种，奕世君临，统辖其余之三姓者；

三曰吠舍，旧曰毗舍，为商贾，贸易有无者；

四曰戍陀罗，旧云首陀，为农民及奴身勤稼穑者。首陀内分贱族七十余，今略举数种如下：

一曰配哈，为工，服役于刹帝利者，不食肉葱，不饮酒；

二曰摭麻，作下工，一切肉皆食；

三曰巫士哈，打猎，食蛇鼠，作路工；

四曰拖卑，洗衣者；

五曰咩打，作扫地除粪之工者；

六曰冬，抬死人而烧之者。

以上皆贱役，而以咩打及冬为最下。贱族之中，皆不得为官为士，而各贱族各专其职，不得改役他业，不得为婚姻，子子孙孙世为之。（“今本”第108—109页）

“今本”与手稿译音、内容都有不同。他对印度等级说得如此具体，应与旅居印度时垂询有关，而他后来的增改，也因定居印度、详加考察而改。“手稿”有缺字，如“三曰”下缺，“今本”增为“吠舍”，也系问清后补。“手稿”对印度的记载最多，当然与他定居印度、撰写此书有关连。

《大同书》手稿以“太平世”（大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全世界设立一个统一的整体；而立“公政府”，“欲去国害必先弭兵破国界始”。这是他受到俄罗斯尼古拉二世倡议的，在荷兰首都海牙会议后影响而发，而这次会议是在1899年5月18日才开的，康有为也说：“是事也，起于己亥，终于庚子”，也可确证它是写于1900年以后。

至于“手稿”的字体与1901—1902年所写的《论语注》《孟子微》《政见书》相同，前文已经说过了。

康有为不止一次地说是“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在“手稿”一开始也说：

康有为生于大地之上，传少农知县府君及劳太夫人之种体者，吾地二十六周于日有余矣。然而《大同书》不是1884年所撰，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使康有为倒填成书年月，还是会发复的。《大同书》手稿的发现和上海、天津《大同书》的合璧，更可确证它撰于“辛丑、壬寅间”，此后还经多次修改，它是康有为20世纪以后的撰著，不是1884年。

【注释】

[1]章锡琛、周振甫校点，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版，第126页，以下“今本”页数指此。

[2]梁启超：《南海先生诗集》，手写本，《大同书题辞》下注。查梁启超在1901年写的《康有为传》，谈到康有为的“大同学说”，谓：“先生乃著《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1902年写的《三十自述》说：“先生时方著《公理通》、《大同学》等书。”只说《大同学说》、《大同学》，未言《大同书》。后来，梁撰《清代学术概论》始谓：“有为虽著此书（按指《大同书》），然秘不以示人，亦从不以此义教学者。……其弟子最初得读此书者，惟陈千秋、梁启超，读则大乐，锐意欲宣传其一部分，有为弗善也，而亦不能禁其所为。”与前说矛盾。《南海先生诗集》系梁启超手写，康有为且于1908年11月（十月九日）亲为撰序，《大同书题辞》为《诗集》第一首，康氏不会不看见，如果梁注不是事实，康氏何不“更正”？结合梁氏1901—1902年间都只讲《大同学》，可知“辛丑、壬寅间始善成书”，是可信的。康有为在1919年3月6日（己未二月五日）称：“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著《大同书》”，而《清代学术概论》则撰于1920年，亦即《大同书》甲、乙两卷刊行以后，康有为自称“光绪甲申”“著书”以后，它又力言康有为“一无剿袭，一无依榜”，则其与前说矛盾，不为无因。

[3]见《新民丛报》壬寅年十六号，1902年9月16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4]《大同书》甲乙部，长兴书局出版，据《不忍》所载原版印出，见后，下简称“甲乙本”。

[5]犬养毅题句全文，见本书本章《〈大同书〉手稿》第二节。

[6]朱仲岳：《〈大同书〉手稿南北合璧及著书年代》，《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

[7]马洪林：《康有为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486页。

[8]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483页。

[9]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1898年11月5日副岛种臣上鸠山外务次官函，编号500092—93。

[10]日本外务省档案：内务大臣西乡从道上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函；又1899年10月19日兵库县知事之通牒，机密送第35号，编号500167—169。

[11]康有为于6月11日抵神户，见日本兵库县知事报告，明治四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发，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党关系第5卷1门6类1项4121，编于450429号。

[12]见《南海先生诗集》卷12《憩园诗集》。

[13]见《饮冰室合集·文集》。

[14]两件笔谈，均见日本冈山县乡土文化财团，见拙撰《乘桴新获》第401、407页。

[15]康有为：《过日本怀旧相大隈伯前文相大臣犬养木堂寄呈》，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第171页。

[16]马洪林：《康有为大传》，第483页。

[17]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第634页。

[18]见《康南海先生诗集》，台湾丘海学会编印，第634页。

[19]见拙撰：《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78—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