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行为的领域性

人的语言行为总是隶属于特定的话题并沦为特定的语境之中，也正是这一特定的话题和特定的语境，才生成出语言行为的指涉疆域，并形成语言行为的领域，现实地突现语言行为的领域性。从根本上讲，任何语言行为都相应地生发于特定的具体的生活领域，这一特定的具体的生存领域，或者是日常生活领域，或者是精神生活领域，或者是科学、学术的探索领域，才为语言行为的生成和敞开提供了空间疆域，才使具体的语言行为获得了生成敞开的领域性。比如，“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以及所有弗洛伊德追随者们的研究“话题”。这一话题是在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把人逼迫上精神分裂的道路，使整个社会的精神处于知行分离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语境中展开的。然而，“精神分析”这一研究运动却从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这一特定领域，而不是哲学、社会学或者其他领域。语言行为的领域性，不仅表现于科学探索领域，同样在日常中也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进程中，人的语言行为也是领域化的。比如同学相见，朋友的阔别重逢，不管是哪样的具体话题，都意在叙友情，因此你必须在这一语言行为领域中畅叙你对同学或朋友的友谊、友情，管它这所叙的谊与情是否真假，程度如何，性质怎样，效果如何。而久别重逢的弟兄、姊妹，则被置于一种叙伦理的情感领域，夫妻聚会只能是堕入两性恋怨的情爱生活领域的巨大空间之中。

语言行为的领域性产生着特定的语言行为话题和语境，话题一旦产生，语言行为语境也由此诞生，特定的语言行为话题和语境又现实地把语言行为的领域性质突现出来，使其具体化和感性生气化。同时，在具体的语言行为中，往往由于语言行为语境或语言行为话题的变换，又直接导致了语言行为的领域的变化，因此，具体的语境和领域又是改变语言行为的前提。这就揭示了语言行为一方面把人分割给具体的话题，另一方面又把人分割给特定的语境，但却首先让人承受领域的分割，从而使人的生存行为平白无故地承受着话题、语境、领域的支配。话题、语境、领域变成了人的生存行为的异己力量，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的生存行为又总是在话题中抗拒话题，在语境中漠视语境，在领域中超越领域。这对抗性运动现实地构成了它们之间相互疏离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揭示了具体的语言行为中为什么会发生语境改变、话题转换、领域更替的内在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感觉到在有的语言行为中“话不投机”。“话不投机”的这种状况的发生，实际上是“话题”不对口、不对味所致。当然还有这种情况，比如说集体旅游、参观或庆典等活动，不少人难以获得一种相应的语境而与同伴共乐，这就是语言行为的无语境状态，而语言行为的“无语境”状况和“话题”不投机状况都现实地产生于语言行为的非领域性。所谓语言行为的非领域性，是指人在具体的生存行为中没有具备或丧失了语言行为的领域性能力。比如说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和一个工人参加一场学术讨论，比如参加一场有关于“哲学的未来”的学术讨论，现实的情况是他们既不能对话题(讨论主题)有任何的理解，也无法进入热烈讨论的语境中来，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一领域的语言行为能力。相反的情况或许是恰恰在这场有关于“哲学的未来”的学术讨论中，某个学者很长一段时间默然不语，完全脱离了话题磁引力，也摆脱了语境对他的控制和支配，什么原因呢？原来他是在讨论中突然被一种新的强大的情绪——离家之前与妻子争吵时的激动情境磁引去了。这就是说，此时此地他丧失了学术讨论的领域性语言能力，而暂时地陷入了另一语言行为领域。这说明：第一，领域是恃有人的，是疏离人的现实因素；第二，语言行为(更多的是功利性，而不是生存的终极意义)沟通的基本前提是领域性相同，即要具有相同领域的语言行为能力，如果各自居守不同的语言行为领域，是不可能形成沟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强求沟通，则不在于期望、请求，而在于捣毁、冲决、消灭对方的语言行为领域的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