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否定到文化超越

既然翻译中的权力话语会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导致文化沟通和交流中的不公正和不公平，那么，如何才能批判并最终消解翻译中权力话语的影响，以展现人文主义关怀呢？我们认为，译者应当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批判作用，以文化否定带来文化超越。“文化否定”与会引起制度更替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不同，它是“对蕴含于社会制度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人所创造的意义世界的否定，否定的结果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变换、文化的发展，亦即人的自我发展。”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4页。 文化否定的根源在于译者本身的不完善性: 译者作为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其认识和理解方式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建构、性格和思想的塑造都离不开他所处其中的生活世界；然而，现实世界在赋予了译者认识和理解文本的能力和条件的同时，也在译者身上烙下了时代精神和文化背景的印迹，这成为译者难以跨越的文化界限，也造成了他在阅读和理解原作时的种种局限，形成了译者和读者在对话和交流中的种种障碍，并最终造成了译作对于原作一定的背离，而这对于译作读者和原文作者而言都是非常不公平的。要消除这一不利的影响，就应当以文化否定的形式去消除译者在文本理解方面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让他可以站到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去认识原作，理解作者所要传递的意义和心声。这对于译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的自我批判与否定的过程，意味着他需要接受原作中与自己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用作者的价值观影响甚至改写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并向着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他者敞开内心；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视域空间得以开阔，他与作者的对话得以更加顺利地进行，他和读者也能够更加自如地进行交往实践活动。

所谓“文化超越”，是指人的自我实现的追求活动，是对新的意义世界的构造和向往何萍，《生存与评价》，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66页。译者在阅读原作的过程中，能够意识到作者与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原作所表达的意志、思想和情感可能会有与自己不契合甚至截然相左的地方，因此，他必须具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以作品能否促进本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为标准决定是否需要译介这一作品。因为，一部作品可以影响并塑造一批本民族读者的价值观，也可以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发展产生积极抑或消极的影响。所以，一个优秀的译者应当有主动吸收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的意识，对原作中的思想和观点形成理性的认识和理解，并能够在译作中对于读者进行有益的引导，从而让译作读者也能够突破自己原有的认识局限，更加理性地看待原作和原文作者。在此，我们认为，应当以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作为主导性思想，为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提供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交往环境，让他们能够真诚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释，并通过对话、商谈和辩论取得相对一致的共识。这是一种立足于个体层面的交往关系，希望通过实现个体交往关系的合理化达成对于制度和文化的一致性评价；而翻译批评也应当在这样一种自愿而无强制的语言交往中在批评者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和理性共识。这种共识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地放弃权力和使用暴力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的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怀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但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规则还必须为所有人遵守，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行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转引自 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 与哈贝马斯对话》，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这显然也是一种理性的交往形式，它要求读者和批评者放下对于作品的好恶和对于译者的偏见，充分尊重参与评价活动的每一位主体，以达成对译作价值的合理性评价为目标，积极地投入到阅读和评价的活动中去。基于各个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译者同样可以在充分传达了作者的创作特点和语言风格的基础上，在译作中展现出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不同魅力。许渊冲即指出: “我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是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竞赛，这是我对文学翻译的‘认识论’。在竞赛中要发挥优势，改变劣势，争取均势”。许渊冲，“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红与黑》新译本前言”，《外国语》，1993(3): (23—28)，第27—28页。 这种竞赛显然不同于罗马译者的竞争，因为它的目的是既要传播异域文明的先进之处，又要展现本族文化的内涵所在，使读者在获得新知和开阔眼界的同时，还能对两种文化都心怀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