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种文化到生态文化

从两种文化到生态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两种文化的危机必然引发了“第三文化”的历史祈求。同时，随着当今愈来愈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文化呼之欲出。在沟通与融合两种文化的可能性问题上，斯诺肯定了“第三文化”的可能性。从现今学者对生态文化蓝图的勾勒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分析来看，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似乎就是生态文化的理论前奏。生态文化显然是融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是斯诺命题的必然选择。

一、从两种文化到“第三文化”

两种文化的核心所指是，科学家与非科学家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两大阵容，他们所表征的文化群体在价值趋向方面判若鸿沟。这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无论是文化自身的整体发展，还是个人的文化导向，均应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而两种文化的分裂不仅导致文化内部的分崩离析，而且给人类的全面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斯诺所谓的热核战争、贫富分化、人口增长等问题，无不与两种文化的分裂密切相关。所以，化解两种文化危机的“第三文化”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导致两种文化的危机直接原因，是当今社会中科学文化的霸权地位及由此滋生的“文化偏至”。在当今文化语境下，科学文化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代名词。现代文化的乐观心态、人类中心主义等特征无不与近来科学文化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科学家对大自然认识、理解与改造的巨大成就，已经演变为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膨胀心态。科学家几乎抱有一种凭借自己的科学认识与严谨的科学精神，完全可以认识、理解并彻底改造前人认为无比神秘的大自然，这是一种典型的乐观主义心态，由此形成了人类锐意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文化的主流。

相比较而言，人文文化的日益边缘化也为两种文化的危机埋下了怨恨的种子。人文文化，即斯诺所谓的“文学知识分子文化”，远没有科学家那样乐观，甚至认为科学家粗鲁自大。他们的声音柔和而又拘谨，压抑的语调中透露出些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哀怨。人文文化继承传统，缓慢变迁，不像科学文化那样日新月异。即使遥远的荷马史诗、晦涩的圣人言语，仍然可以在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中间激起悠远的回音。在现代文化之中，这个群体虽然是个客观的存在，其规模却在不断的萎缩，生存空间亦受到了科学文化的严重挤压。但却在对抗科学文化的强势话语中，独守着文化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与灵魂自律。

显然，由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两个群体所构成的两种文化，已经在人类的文化结构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影响到了人类文化及人类社会的进程与自我完善。两者互为指责，或者干脆不相往来。“非科学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的处境。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都缺乏远见，特别不关心自己的同胞，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antiintellectual），热衷于把艺术和思想局限在存在的瞬间。如此等等。稍有挖苦才能的人都可以大量讲出这种恶言毒语。双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完全是破坏性的。大多数是以危险的曲解为依据的”^[21]。

斯诺所言这些现象，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依然严峻。在大学校园，文科与理科学生不相往来，甚至相互抵触。在现实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工作者难以同处一室，收入差异明显等等。诸如此类的两种文化分裂与不和谐，在当下有增无减。所以，两种文化的危机是跨时代的人类难题，仍然需要引起人们的警惕与思考。

当然，两种文化的阐述不免导致对文化的简单理解与片面分析，尤其是其中的“二分法”思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陷。诚如前述，斯诺本人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确，将文化截然分类“两类”，是很容易遭到多方反驳的。毕竟，任何事物的归类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文化分类就更难了。即使在科学文化内部，纯科学家与应用科学家如工程师，两者知识方面的不理解同样导致了巨大的鸿沟；即使在文学知识分子内部，“隔行如隔山”的事例，亦比比皆是。但是，正如斯诺本人所言，两种文化不过是个隐喻。它确实揭示了当今人类社会真实的文化生态，而且容易引起人类对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警觉与自我完善。

同时，至为重要的是，从数字方面来看，两种文化的命题是在引导人们思考第三种文化的可能性。在斯诺看来，第三种文化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在他那个年代还没出现。“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斯诺虽然没有详细勾勒出他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轮廓，但是他认为第三种文化“为了完成自身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同时，“有必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文学文化的某些极端表现”^[22]。显然，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实质上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融共存，是需要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建设的宏大文化体系。

二、从“第三文化”到生态文化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斯诺所设想的“第三文化”与如今所倡导的生态文化产生了跨时代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种文化就是对生态文化的预言与呼唤。

有学者将生态文化的蓝图粗略勾勒为器物、技术、制度、风俗、艺术、理念及语言七个方面^[23]。这些方面既肯定了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与历史贡献，同时也充分吸纳了传统人文文化的积极因素。

“如果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的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决不是向原始文明的简单回复”^[24]。斯诺在很早以前就有类似观点。“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即应用科学已有可能使亿万人的个人生活摆脱不必要的苦难——摆脱我们这种赋有特权的社会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的苦难，一种如此原始以致文明人不愿再提起的苦难”^[25]。这种苦难有来自食不果腹、衣不保暖的煎熬，也有来自疾病致死的残忍。

同时，斯诺确信，“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中都有许多事是人们所无能为力的”，“人还注视自身以外别人的生活，对此他受到爱、情感、忠诚、义务的束缚：其他每一种生活都和他一样也有不可弥补的部分；但也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补救的，或者可以给以补救的”^[26]。例如个体或他人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直面的难以改变的事实，这是不可弥补的，科学文化无能为力。而人类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可以借助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的发明创造得到弥补的。言外之意，人的需求的满足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实际上从人类本身的角度，已经涉及了生态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针对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而言，但应该也有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维度。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27]。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所以，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了环境与生态两种看似类似，却又有本质性差异的观点。

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生态文化的逻辑起点之一就是要超越二元论”^[28]。换言之，主客二元论是生态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的逻辑起点。这就要求人类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生态整体主义绝非要求人类无度地自我牺牲，而只是要求人类有限度地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应当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可承受的发展’的重点在于把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其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29]。

其实，无论是把“sustainable development”理解为“可承受的发展”，还是理解为“可持续发展”，均逃脱不出二元论的牢笼。因为期望人类自觉主动地善待自己的周遭世界，不啻痴人说梦。人们近来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断呼唤，之所以产生了远大于斯诺时代的回音与共鸣，根本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科学文化的先天局限——对现实世界的开疆拓土难以逾越人类悠远的终极追问。尤为可贵的是，人们摒弃了科学文化的乐观情绪，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人类需求满足方面的有限性。毫无疑问，人类的需求满足也是一个渐进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只有充分肯定人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维度，方能真正意义上践行生态整体主义的理念，才能真正超越关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二元论缺陷。

三、从斯诺命题到生态文化之必然

斯诺命题为当今的生态文化建设提供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锲入点，是沟通两种文化的历史语境。斯诺命题的提出并不是空穴来风，诚如前文所述，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而如今广为热议的生态文化，却是在直面当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环境问题时，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解决当今社会不可持续发展征兆的必要药方。同时，从学理上看，生态文化是融合两种文化的必要桥梁。如果说，斯诺命题是前人对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那么，生态文化显然是迫于环境现状的必然选择。

而且，当今生态的文化选择，似乎可以在斯诺命题的历史渊源中找到历史的锲入点。所谓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给出定义如下：“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这是人的价值观念根本的转变，这种转变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30]。显然，生态文化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斯诺命题的立足点，本质上正是两种文化价值观念方面的对立：科学文化倾向“人统治自然的文化”；文学知识分子倾向“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

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两种文化针锋相对。科学文化借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力张扬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文学知识分子则秉持着传统的谦逊与哀婉的情调，常常执着于人类的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将向何处去？等等。一者立足于现实的感性生活，一者却执着于虚幻的遥远冥思。无论是人对自然的统治，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两种文化的价值选择存在巨大的鸿沟。而生态文化孕育与诞生的历史背景，正是科学文化主导下的人与自然现实关系的日益紧张。可见，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历史与思维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在对待人类行为的把握上，生态文化是调节两种文化相互指责的必然选择。科学家崇信人的行为可以改变一切异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文学知识分子虽然拥有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却在科学文化占主流的现实处境中逐渐被边缘化，对人类祛魅后自我膨胀的行为忐忑不安。而生态文化的宽容、和谐、互利等相互主体性的原则，是对科学家张扬人类行为能力的纠偏，也是对文学知识分子忧虑情绪的安慰。生态文化部分肯定了科学文化关于人类行为的乐观情调，也吸纳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拷问的合理倡导。

在对待人类文化知识的选择上，科学文化的理性追求日新月异，而文学知识分子文化却重在传承辉煌的传统。“文学的变化较科学要慢。它不能像科学那样自动校正，因而误入歧途的时间更长”^[31]。人文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缓慢变迁，即使远古的史诗似乎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跨越时空的共鸣。而科学文化却在追求知识的不断创新与文化的自我否定中，警告人类的文化知识在科学方面不再是一劳永逸的了。所谓终身学习，显然是人们在科学文化超短周期的变迁中的文化适应与知识满足。比较而言，生态文化却综合了两者的文化知识心态。文化的传承需要来自文学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而知识的瞬时万变要求科学文化不断自我反思与纠偏。

简言之，无论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还是对自我行为的把握，还是对待人类知识文化的选择，两种文化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甚至互不相让。而生态文化是架设在两种文化巨大鸿沟之间的桥梁，很好地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同时，吸纳了两种文化彼此的合理元素。可以说，生态文化是两种文化的必然选择。这也很好地诠释了，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与当今热议的生态文化，两者殊途同归的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既超越了科学文化的功利性与乐观主义，也克服了文学知识分子文化的个体性与悲观情调。一方面，生态文化缓解了现代文化中客体的承受限度，改善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生态文化又超越了传统文化的冷漠关怀，并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扩展到人类自身。从这方面来看，生态文化与斯诺所谓的“第三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斯诺只是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敏锐地触摸到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文化的裂痕，而且这种裂痕此时尚未有世界性的征兆。但是，在如今两种文化分裂的世界性文化语境中，斯诺命题的前瞻性为世人所公认。其对“第三文化”的预言，将在生态文化的未来建设与发展中继续传承，并得到系统性的完善。

【注释】

[1][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3—4页。

[2]同上，第5页。

[3][英]斯蒂芬·科里尼：《导言》，见《两种文化》，C.P.斯诺，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3—4页。

[4][英]斯蒂芬·科里尼：《导言》，见《两种文化》，C.P.斯诺，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5页。

[5][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6页。

[6][英]斯蒂芬·科里尼：《导言》，见《两种文化》，C.P.斯诺，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7][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38页。

[8]同上，第43页。

[9][英]斯蒂芬·科里尼：《导言》，见《两种文化》，C.P.斯诺，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10][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9页。

[11][英]斯蒂芬·科里尼：《导言》，见《两种文化》，C.P.斯诺，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12][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46页。

[13]同上，第2页。

[14][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4页。

[15]同上。

[16][英]斯蒂芬·科里尼：《导言》，见《两种文化》，C.P.斯诺，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63—64页。

[17][英] C.P.斯诺：《再谈两种文化》，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01页。

[18][英]斯蒂芬·科里尼：《导言》，见《两种文化》，C.P.斯诺，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页。

[19]王文勇：《审美与恐惧：克尔凯郭尔审美悖论》，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20]俞兆平：《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21][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4页。

[22][英] C.P.斯诺：《再谈两种文化》，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68页。

[23]卢风：《论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4]同上。

[25][英] C.P.斯诺：《再谈两种文化》，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74页。

[26]同上，第73页。

[27]王诺：《“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见《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28]王诺：《“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见《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29]同上。

[30]《生态文化》，百度百科网，登录时间：2015年6月22日。登录网址：http://baike.baidu.com/view/521577. htm。

[31][英] C.P.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