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点转换:

虽然我们把理论活动也看作是理论实践，即，也是一种实践活动，但是，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因为它们是在哲学领域中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和思维理路。王南湜指出: 这两种可能的哲学理路是由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决定的。一种哲学理路，如果认为理论思维为生活实践的一个构成部分，理论思维并不能从根本上超出生活，并不能在生活之外找到一个立足点，认为理论理性从属于实践理性，它就是实践哲学的理路。一种哲学理路，如果认为理论理性可以超越于生活，在生活之外找到自己的阿基米德点，认为理论理性高于实践理性，它就是理论哲学的理路。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根据这一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哲学主流是理论哲学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从天上到地上”，而他认为哲学应该是“从地上到天上”。很明显，这种“从地上到天上”就是指把哲学奠基于人们的社会现实生活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去寻找支撑点，然后再“下凡”来指导人间。所以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除了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之外，哲学家更需要改变世界，而且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实践的。

我们可以从几个近期翻译研究中常常出现的关键词来看一下这两种哲学理路看问题的不同方式。就以“人”抑或“主体”这一概念为例，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页。 这样的个人是感性的，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活和活动的人，所以他们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但同样也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人；他们的主体性也是有限的主体性，而不是无限的，其主体间性也是来自社会性，而不是由自我反思和折射所得出的结果。而理论哲学就不是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思考，而是把人看成是“绝对精神”、“自我意识”、“人自身”等，即，把人看成是能独立于生活实践之外的抽象存在物。如笛卡尔把人设计成为他哲学的一个支撑点和出发点，这种人纯粹是一种理念性的人，是抽象的人，而绝不是现实中的人，这也是他的哲学寻求绝对的确定性所要求的。

再如语言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采取了理论思维模式，把语言看成是静止、封闭的结构，依靠内部差异性形成意义，而否认现实世界中实际使用的言语具有规律性，同时也把语言同现实世界的关联性割断，所以在应用到译学研究中导致了对静止对等模式的追求。而本体论语言观也受到本体论哲学的影响，视语言为存在的家园，认为是语言在说人而非人在说语言，从而把人引入思辨的迷宫，放弃了对日常语言的观察和研究，也不适于对翻译学进行指导。不难看出，翻译学中主体所面对的语言应是实用性的日常语言，它受到语境的制约，有言说者的意图，有对话者的理解，同样它也是有语用规律性的，不仅受构成规律的左右，还必须接受协调性规律的检验。这些不同的语言观也是不同哲学理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认识论哲学追求确定性，所以在语言问题上主张排除主体的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干扰，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客体的纯粹性，结构主义语言学就是在这样的哲学理路中形成的语言学理论；而本体论语言学则在真理起源问题中追问本体问题，认为哲学话语的真理性所依托的所有起源都因语言本身的性质而不可能是起源性的，因为一切事物的显现无不依靠语言，正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 “从意义世界产生的那个时候开始，人类除了拥有语言符号之外别无他物，只有借助语言符号，我们才能够思想。”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50. 所以，语言才是我们的栖居之所，即，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这样一来，这一哲学理路就把语言问题引向了本体论的思路，而与现实的语言问题有了根本差异。也正是这样，我们说理路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差别是翻译学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