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精神活动的关系和本质

从以上对求真、向善、爱美的简要叙述中可以看出，客观规律、社会规范和人的情感，是人的自由活动的三大根据。理智是人的认识的心理功能，是理性与智慧的统一，是人的认识活动的直接的、主导的心理因素。意志是人自觉地调节自身的心理状态和外部行动去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因素。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特殊反映形式，是人的需要的、直接的心理表现。理智、意志、情感的统一结合，互相促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表现，构成了人从事实践活动的基本心理因素。

1.真善美关系密切

我们需求的意向性总是朝着某个能为我们提供满足的客体对象，因为满足而认为它们有价值。因为需要的不同，相应地情感也不同。由高级需要而产生的情感属于高级情感。在过去的心理学中，把人的复杂的情感倾向称为情操，并把情操分为求知、审美、道德、宗教四种。现代心理学把人的复杂情感称为高级情感，并分为理智感、道德感、审美感三种。

求真属智力需要。在求真的活动中，产生了求知、成就等理智感。

向善属道德需要。在向善的活动中，产生了协调、亲合等道德感。

爱美属审美需要。在爱美的活动中，产生了愉悦、怡情等审美感。

真善美既然分属于精神生活的不同领域，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军港之夜》这首歌唱道：“海风轻轻地吹，海浪轻轻地摇”。在好天气里，港湾夜间是不会有海风的。“所谓海风，是指来自海洋深处的风，从陆地吹来的风则叫陆风。大气中的风，看来杂乱无章，但每一丝风都严格地遵循着从气压高的地方吹向气压低的地方的科学规律。在海岸边，白天海风，夜里陆风，朝朝暮暮必然如此。只是来了台风，气旋，风雨交加时，风才服从于天气系统，破坏了每日每夜的正常运行。《军港之夜》的歌词描写的并非这种恶劣天气的夜晚，所以军港之夜吹的是陆风。”^[97]在理性认识上，应将歌词改为“陆风”，但“陆风轻轻地吹，海浪轻轻地摇”使人觉得别扭，因为歌曲意在通过风、浪来渲染军港之夜，所以此处就是只求其美、不求其真了。

客观事物具有多面性的特点，它们存在的具体形态不是单一的，这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它的各个不同侧面去观察它、欣赏它，从而也决定了它和人们审美观念的联系也具有多面性的特点，尤其是自然美经常具有善恶美丑对立的两重性。对象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人们发生审美关系的主导方面也有所不同，因而在一定的条件下，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善恶美丑的观念也是可以转化和变换的。

这里容易发生矛盾碰撞的是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伦理和审美这两极是相互适应的，即善适应美，恶适应丑。这当然说的是适应，并不是等同，因为象我们指出的那样，伦理领域和审美领域不是吻合的，而是互相交织的。”^[98]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差异会使审美评价和伦理评价之间产生某些矛盾：外表美的人道德品质卑鄙，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高尚、纯洁、正义的人外形却不美，所谓“鬼怪面貌，菩萨心肠”。比如贝多芬的面貌就存在着不少缺陷。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曾作过这样的描绘：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地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斯”（希腊神话中的妖女）头上的乱蛇。眼睛又细小又深陷，鼻子又短又方，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那么，贝多芬的美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只能是在贝多芬粗犷的外表下蕴藏着的高度智慧和坚强不屈的意志，他时常说起自己肩负着的义务，他必须用他的艺术，为可怜的人类，为未来的人类有所作为，给人类做点有益的事。正如罗曼·罗兰所强调指出的：亿万听众从其乐曲中深切感受到的“灵魂的力量”，“性格的伟大”。贝多芬是现代艺术中最英雄的力量。他是在痛苦中、在斗争中的人们的最伟大最亲善的朋友。

以上说的是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实际活动中，任何一种情感都包含着多种因素，理智感、道德感与审美感之间常常是互相影响、互相交叉甚至是互相重合的，因此真善美之间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三者互相促进。

就衣食住行而言，中国传统的建筑是土木结构，由于材料的限制，中国古代建筑没有西方教堂那样高耸入云的高度，而是平面的院落。这是“真”的限制。从百姓的四合院到皇家宫殿、宗教庙宇，大体都是沿一条中轴线纵深排列着一连串的院落，以人们的长幼尊卑及活动的内容形成空间序列的排列。这是“善”的安排。每一院落的正面建筑向人们展现出自己的功能、形象，既有整体的气韵，也有局部的雕琢。其最为精彩之处，是把自然的花草树木移入院内，足不出户便感受着自然景色及其交替变化，使人与自然共处。这是“美”的表现。

从艺术创作上说，孙犁曾谈起：“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忱，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99]真、善的极致促成了孙犁的文艺创作，“十年浩劫”使孙犁也遇到了邪恶的极致，但他不愿意写这种东西。

从科学研究上说，自然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它深入自然现象的本质，从无数个别现象中概括抽象出最本质的东西。人类在进行自由的、有意识的、合乎目的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既要符合客观物质运动的科学规律，也要遵循美的规律。在科学领域，除了追求正确、真实、客观之外，也同样有着对美的要求，遵循着艺术美的原则。人类对于自然奥秘的每一个发现同时激发着人类去进一步发现自然的热情，发明创造的热情蕴含着对美的热忱追求。居里夫人说，她在科学工作中能找到“至美”的乐趣。

从社会生活上说，高尔基认为“美学是未来的伦理学”。这意味着审美和道德有机的相互联系，在小说《母亲》里高尔基描绘了伦理成为审美的未来的画面：

人们互相友爱、每个人在别人眼前都象星光一样明亮的时刻一定到来！由于获得自由而变得崇高的人们，将无拘无束地在大地上走来走去。人人都襟怀坦白，每个人的心地都纯洁真诚、毫不嫉妒，大家都没有恶意。到那时，生活不再是现在这样，而是——为人类服务，人的形象将高高升起；对自由人来说，一切高度都可以达到！到那时，人们将为着美而生活在真理和自由之中，谁能更开阔地胸怀世界，更深切地热爱世界，谁就是最优秀的人；谁是最自由的，也必定是最优秀的——因为他们身上有最大的美！过这种生活的人，才是伟大的……^[100]

2.理想世界的构建

从哲学的层次而言，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生活是主体借助于语言符号为中介的。语言符号的物质载体可以是声音、文字或其他任何东西，这其中，审美的语言符号是十分丰富的。

人类精神活动特有的中介是语言符号，同时也是人们精神交往的中介。不论语言符号的物质载体如何，但其内容却必定是意义。因此，精神交往其实也就是意义的交流，而意义的交流也就是与对象的心灵对话。

一个对象的存在领域可以划分成两部分，即直接的现实的存在领域和非直接的可能的存在领域。前者为对象的现实性，后者为对象的可能性。物质活动是以实在性的物质工具体系为中介的，因而它所把握的是对象的现实性领域，实在地改变对象、把握对象，而不可能超越直接的现实性的。精神活动凭借语言符号可以象征性地想象一个对象的可能状态、非现实存在，或者说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状态，而不必顾及这些状态现实地存在，不必实在地改变对象的现存状态。这就使我们不仅拥有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且也拥有一个可能的世界。人类求真、向善、爱美的精神活动在于它指向可能的世界，以及由这种指向可能世界而蕴含的意义。精神活动对于对象的可能性领域的把握，也就是对于对象的象征性把握，因而其拥有的可能的世界即意义的世界。

对于对象的象征性把握就使现实世界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了，象征性活动打开了一个无限丰富的可能的世界。眼下的现实世界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是会改变的，我们还可能通过自身的实在活动而把可能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

由于精神活动赋予了现实生活某种意义，直接存在的世界因此而被意义化了，这也就是我们的理想世界的构建过程。当我们发现现实世界只是可能世界中之一种可能，可能世界比之现实世界要丰富得多、广阔得多的时候，我们就由对比而知道了真假、善恶、美丑，进而以之为标准，在诸多可能世界中选择一种我们所视为真的、善的、美的理想世界。所谓赋予事物以意义，使生活意义化，就不只是一般地把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相联系，而是进而把现实世界与我们从可能世界中所选择的理想世界相联系。

我们的需求总是指向一个有待于实现的状态，虽然需求的意向性总是朝着某个客体事物，但其真正的对象并非是该事物自身，而是它所能为我们提供的一种满足。我们只是为了那种满足才认为它们有价值。生活的意义就是为我们所选择出来的理想世界的实现而努力劳作，而现实世界和现实活动的意义就在于它指向一个理想的世界，是走向理想世界的基础或可供改造为理想世界的对象。如果我们无法看到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时，就失去了生活的信念，现实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因而，可以把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规定为，通过语言符号的象征作用而打开一个可能世界，并在其中选择一个理想世界作为现实生活所趋向的目标，从而使现实世界意义化的过程。

科学、道德和艺术是人们对待现实的统一态度的不同力量或方面。科学和道德源于社会需要，源于一种群体的需要。艺术属于生活的需要，源于个体内心世界的需要。真、善、美在同一条路上承担着解释生活和引导生活的责任。科学把我们领入真理的殿堂。艺术也是经验的积累，它同样可以引领我们登堂入室，使我们通过艺术去发现世界的本质。

科学、道德和艺术都是为了解决生活提出的实际问题。我们所有的思想、意志和感情面对着相同的事实、问题和困难。面对着同一现实，马克思、爱因斯坦和贝多芬这三个犹太人都在竭尽全力去解决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但是科学无法穷尽它所追求的宏观的整体，而艺术却总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提出了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构想。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产主义的蓝图需要人类社会的实践去检验，即使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尚需探索，伟大的中国人民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讲，要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有不同程度的困难的，因为这牵涉到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但是，无论相对论多么深奥，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即这不过是人类探索客观世界奥秘的一个里程碑。而从浩茫无际的大宇宙，到我们自身生理构成的这小宇宙，又有多少奥秘。无论相对论这个里程碑多么伟大，它也远远不是终点，它离终点是何其遥远。

这三位犹太人都拥有自己博大精深的世界，马克思的理想世界有待验证，爱因斯埋的物理世界没有穷尽，只有贝多芬拥有自己完整的艺术世界。我们不必细数贝多芬的其他创作，只说他的九部交响乐。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都在19世纪初写成，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民众的斗争、痛苦、胜利和欢乐，恩格斯把贝多芬的作品视作革命英雄主义艺术的典范。杨民望先生认为，我们可以把九部交响乐看成是一篇完整的大型交响叙事诗，描写揭示了英雄的活动和思想的各个侧面。“《第一交响曲》好像是英雄青年时代的景象，是新生力量和光辉理想的表现。《第二交响曲》虽然也还是表现英雄的青年时代，但已经有行动的意志和建立功勋的渴望。《第三交响曲》体现了贝多芬理想中的英雄形象、英雄的生活和斗争，以及英雄为崇高的目的而死的思想。《第四交响曲》揭示英雄的幻想——沉溺于个人体验和感情的世界，以及在安宁环境中的休息。《第五交响曲》重又提出英雄斗争的意义和目的这一重大主题，英雄同人民一起通过斗争走向胜利。《第六交响曲》是另一个新的主题——英雄与大自然，体现出英雄对大自然的哲学式理解和大自然对人的思想感情所起的影响。《第七交响曲》也可以叫英雄和人民，但在这里并不是斗争，而是节庆欢乐的心情使英雄同人民结合在一起。《第八交响曲》又回到那种比较平凡的日常生活印象的世界。最后，《第九交响曲》宣告了贝多芬理想的目的——全人类的团结友爱。”^[101]

这部描写英雄生活的长篇史诗，揭示了英雄的活动和思想的各个侧面。在各个不同的交响曲中，虽然所涉及的只是其中某一个比较突出的主题，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又有着相互交错的密切联系。我们说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并不是说艺术的整体性等于各个部分的相加。艺术是通过集中反映生活整体性的方法来深入对象的内层结构的，艺术的整体性存在于每个部分之中，每件艺术作品都渗透着生活结构的整体性。因而，贝多芬的交响乐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可以用“通过苦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走向胜利”来加以概括，这就是审美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