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与想象

常规理论认为，联想是想象的低级形态，其实审美联想在审美鉴赏活动中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

1.审美联想

审美联想是审美主体被眼前的客体对象所触发，回忆起贮存在头脑中的以往类似的记忆表象的审美心理活动。形成审美联想的客观基础是事物间的普遍联系，产生审美联想的主观基础是审美感觉和审美表象的综合效应。这种对审美对象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扩充丰富的联想，在表象的回忆中达到联系与沟通，拓展了主体的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

审美联想有多种形式，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特点。

接近联想，也称同时性联想。经验和事物之间由于在时间上或空间上非常接近，就使人们在有关的经验记忆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以致形成稳固的条件反射。“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面对燕子联想到明年花发，并引起相应的情绪反应，通过这种接近联想将审美注意力指引到间接表现的“人去梁空”上，由实生虚，可以使当下的对象获得更为丰富的意蕴、深广的内容和动人的力量。

相似联想，也称类比联想、类似联想。如果眼前的欣赏对象与头脑中某一事物的性质或状貌的某一点上有相类似之处，就会产生由此思彼的联想。常见的是以自然事物的特点来比喻人的生活和精神特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艺术作品中比喻象征手法的心理根据便是类似联想，如“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在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品味琢磨中使两者都取得了巨大的思想感情的容量。

对比联想，也称相反联想，“明媚鲜艳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因为事物性质或状貌完全相反，所以眼前的对象就很容易引发出头脑中某一具有相反特征的表象。艺术作品中的对比、反衬等都与对比联想有关。对比联想的功能和感觉的相互对比不同，它主要不在于强化对某一对象的感受，而在于强化对于两种事物所具有的对立关系的理解和感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比联想的运用透露出诗人对生活深刻的观察和概括，引人深思。

许多事物之间存在着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由此引发的联想称因果联想，也称关系联想。“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它由果而因，或由因到果，由此转化出由现实想到历史，由历史想到现实，由对象的部分特征而联想到全部的审美特征，或由对象的整体而专注于部分，使有限的形式充分表现丰富的内容。

联想规律之间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人们往往是交叉着使用的。比如上述《葬花吟》全诗就是以接连不断的联想创造出一个缠绵悱恻的意境。

大自然可以让人们从各个角度去观赏、去感受，这就给审美意识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自由的联想条件。一些写雁的古诗，意境就大相径庭。“雪峻帆影落，风逼雁行斜。”透露的是冬日江行的苦寒；“鸡声荒戍晓，雁过古城秋。”诉说的是羁旅生活的艰辛；“风度蝉声远，云开雁路长。”流露的是雨后见晴的开朗情怀；“客帆与雁落，霜叶向人飞。”传达的是远方归来的愉快心情。由于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同，即使是同样的题材，也会引起不同的联想。

审美联想与审美想象在审美创造活动中并不存在高级和初级的区别。为了行文的简明，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以审美想象进行表述。

2.审美想象

审美想象是指主体在客体对象的刺激下，头脑中对以往形成的种种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深化变异，在感觉表象与记忆表象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形象的心理活动。

人们根据想象内容的新颖性和独创性的程度不同，将审美想象分为再造性审美想象和创造性审美想象。二者的区别和界线是相对的，一般说来，在审美欣赏中以再造性想象为主，而艺术创作则以创造性想象为主。

创造性审美想象多用于审美创造活动，指审美主体从原有的记忆表象中分析出必要的元素，按照新的构思重新组合，进行加工、改造，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来。其创造性在于无须假借他人的描述，而是将物象和表象作创造性的综合，独立创造出新颖、独特、奇特的新形象，因此称之为创造性想象。

再造性审美想象多用于审美鉴赏活动，指审美主体根据审美对象提供的条件，包括语言或其他物质手段媒介的描述性提示、形象化描述，凭借着以往相关的情绪记忆和形象记忆，联想到与之有关的记忆表象，将其进行组合转化为生动可感的画面，在自己的意识中构成相应的审美意象。再造性想象的规定性在于欣赏文艺作品时，欣赏者必须通过作品的形象描绘来想象具体的人物情景，审美主体头脑中的艺术形象，是按照艺术创作者的描绘中所规定的内容和范围、性质和方法进行的再造审美想象。当然，这种再造性审美想象不是对艺术作品中形象的简单复制和被动接受，而是根据作品的提示，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进行积极的再造。

音乐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有些是很抽象的，不但与视觉形象无关，与听觉形象也没有什么关联。譬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命运”的“形象”就很抽象，谁也没有看见过“命运”的样子，没有听到过“命运”的声音，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在音乐感受中的心理、意识活动过程是异常复杂的，由音乐激发出来的想象的链环可以伸展得极远、极广。通过声音的联想，变成可以看见的东西了。贝多芬把他用来刻画“命运”这个“形象”的音乐动机称之为“命运的敲门声”。“敲门声”当然是可以听见的，既有“敲门声”就一定有敲门的“人”，这个“人”的形象自然就成了“命运”的化身。贝多芬的“命运”动机是以严峻的小调性色彩、低音区的沉重音响和急迫、粗暴的节奏型所构成的音乐语言陈述出来的。无疑地，这是“敲门声”，而这敲门的声音，是不祥的、具有威胁性的。从这“敲门声”里，我们立刻可以感觉到“来者不善”。由此，我们的想象力又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凶恶、残酷的敲门“人”的形象，这就是“命运”！“命运”的形象就这样在听者的意识中形成了。从这一音乐感受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由音乐动机——“敲门声”——敲门“人”——“命运”这一连串联想的环节，虽然是很复杂的，但却又是顺理成章的，因而也是可以被感知的。无论创造性想象还是再造性想象，大体上都是沿着这样的轨道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