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以众之耳目之实”为标准的经验主义认识论

墨子的认识论，在先秦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是第一个鲜明地运用经验论反对先验论的哲学家，也是第一个运用认识论为自己学说作论证的哲学家。

首先，墨子认为人的认识的唯一来源是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觉到的客观存在。他说：“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无）为仪者也。请惑（读为‘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明鬼下》）这里所说的“有”即是存在，“闻”与“见”指感觉。意思是说，人们通过感觉来“实知”世界，能够“闻之见之”，感觉得到的东西，肯定是存在的；“莫闻莫见”，不被人的感官所反映的东西，肯定是不存在的。判断有与无的方法，必须以众人的闻见感觉为依据。

其次，墨子认为，概念（名）是取材于实际的。正确的认识不在于知道抽象的“名”，而是要看“名”所反映的“实”是否做到了名副其实。他举例说：“今瞽曰：‘巨（皑）者，白也；黔者，黑也’；虽明目者无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者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贵义》）盲人不能区分黑色和白色，不是由于他们不知道“黑”和“白”的“名”，而在于他们实际上分辨不出黑色与白色。同理，“天下之君子”不懂得什么是“仁”，也不是他们不知道“仁”这个名词。墨子认为，“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只有符合于这个“仁”的实际，才能定它为“仁”的名，否则就不能称为“仁”。如果不顾实际乱用“仁”的名，就是“不知仁”。墨子这种“取实予名”的思想，把所取的“实”看成第一性的，“名”是从属的，由“实”所决定的。

第三，墨子提出了“三表”，作为人们认识事物、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墨子认为，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必须有一个标准，即“立仪”：“［言］必立仪，言而无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非命上》）。认识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否则就会像在旋转的轮子上观测日影的方位一样没有定准，根本不可能辨别是非得失。于是他提出了检验认识是非真假的三条标准，即“三表法”。“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表”就是“仪”，就是标准。“三表”就是三条标准。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标准。墨子曾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兼爱上》）圣人治理天下的成就证明了他们认识的正确性，因而可以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来检验我们当前的认识。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广大百姓的直接感觉经验为依据。这里的“实”指的是广大百姓耳闻目睹之“实”。墨子认为，古代圣王之所以知道的很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神”，而是因为他们“能使人之耳目助己之视听……助己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尚同中》）。所以凡事必须察之于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意思是说，判断某种言论、主张、举措是否合宜的一个标准，是要看其能否给国家、百姓带来实际的好处。言论是否正确，不能只靠主观判断，必须“合其志功而观焉”（《鲁问》）。“志”是动机，“功”是效果。墨子主张结合动机与效果，通过“用之”来检验。“用之不可，虽我亦将非之。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兼爱下》）实际效果是检验一切认识是否正确的最后尺度，用与不用都必须以此为标准。

墨子“三表法”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明确地提出了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问题，并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分。他虽然没有、当时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但对推动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却有着重要的作用。“三表法”的缺陷集中到一点，就是单纯的经验主义。经验经过加工，可以获得客观真理。但经验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有待于检验，经验本身不能直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墨子第一个提出对人的认识进行验证及其标准问题，确实是对哲学思想特别是认识论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三表”既是他的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又是他论说、批判的锐利武器。墨子学说中，一切正反命题，几乎都是通过“三表”加以论证的，因此使他的著作具有严整的逻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