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以孝为至道之宗

佛以孝为至道之宗

中国儒家的人格集中地体现在忠孝二字上。作为宗法社会的古代中国，家是国之缩影，国为一家一姓之国。故儒家强调孝为百行之首，万德之源：“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有孝道才能有巩固的家庭，家固才能国安。可以说是自一身而全天下。故孔子著有《孝经》、曹操“以孝治天下”、唐明皇亲为《孝经》作注，而自汉代以来，历朝又多以“孝”举士，民间亦有“二十四孝图”等等。而佛教以世界为虚幻，以人生为假象，以妻子为冤孽，本无孝悌之说，有云：“识体轮回，六趣无非父母；生死变易，三界孰辨怨亲”，今世之为人子女者，说不定前生反是父母。故出家人六亲不认，恩断义绝。这种思想是与中国的传统道德格格不入的，故佛教传人后，一度面临儒、道的激烈抨击：“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不妻不娶，名为奉法，唯事早逝，号得涅槃”，“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1]

对于上述指责，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佛教亦作出了相应的反应。本来大乘佛教从追求个人解脱上升到普度众生的因果圆满，这其中已隐含了人世的可能性。佛云：“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地藏王曰：“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表现在孝道方面，最早的敦煌写本《坛经》中说慧能卖柴于客店时偶闻《金刚经》而得悟，“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这似乎是置老母于不顾，拔脚就走，有违孝道。故中唐惠昕改写的《六祖坛经》则补正曰：“惠能闻说，宿业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礼拜五祖”。然而区区十两银子，又能充得几时衣粮。故而，更晚出的修订本《祖堂集》又改为：“遂与惠能银一百两，以充老母衣食”，至此，慧能终于能够求法、孝道两全了。在唐代，百丈禅师所创的《百丈清规》中专列有“报本”、“尊祖”二节，把孝立为禅宗的规章制度。宋代的禅师契嵩著有《孝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驿人之善，以孝为端”，父母者“天下之三大本也”，“佛子，必减其衣盂之资，以养父母”。明代禅僧亦著有《孝闻说》、《广孝说》等，认为：“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儒以孝为百行之首，佛以孝为至道之宗”。在《佛本行集经变文》中又塑造了一个“大目犍连冥间救母”的故事，改编为民间广泛流传的《目连救母》戏剧，每年七月十五复有“盂兰盆会”，专供三宝以救度七世父母。按儒家礼制，父母故世，须守丧三年，不可出仕为官，和尚本无官可做，又不便还俗守灵。故禅宗又提出了“三年必心丧”的说法。宋明时期，一时社会上竞相出现了许多节衣缩食、赡养父母的“孝僧”，佛教已完全接纳了儒家的孝道。

南北期时王明广为佛图澄的弟子，与道士卫元嵩辩论佛法。外道攻击佛教“脱略父母，遗蔑帝王，捐六亲，舍礼义”。王明广为“孝”而辩：“孝子义有多途，何必躬耕租丁为上，礼云：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沙门之为孝也，上顺诸佛，中报四恩，下为含识（指众生），三者不匮，大孝一也。”^[2]

这是说，按孔子的《礼记》所说，孝有三种，出力为小孝，用劳为中孝，不匮（不缺乏，即使充分的供养）为大孝，不一定事事躬亲侍候为孝。由此佛家也有孝，对上皈依诸佛，居中报四种恩，对下善待众生，只要这三者不缺，也就是大孝了。说明佛家之孝更为广泛，某种意义上说是泛爱天地万物。

佛教的中国化在崇孝的伦理观上最为突出，其中又求调和在家奉孝和出家持法间的矛盾，颇有意味。

（姚南强）

【注释】

[1]道宣：《广弘明集》。

[2]道宣：《广弘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