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述“预设性”颇为类似的一个看法，是张世英先生提出的所谓“旧本体”说。他认为，老子所讲的关于本体论的“道”，是“常道”，是超验的普遍永恒的东西，因而基本上是一个“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3]。这个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从天人关系角度看，作为本体化范畴的“天”（即“道”），一方面具有绝对性、无限性，同时又是发育万物，大化流行的过程；而人的本体取决于“天”，人禀受“天”所赋予之性，所以也具有绝对、无限的超越本性。故此，从本体上而言，“人”与“天”是合一的。尽管这种合一还只是潜在性、自在性的。另一方面，从人作为现实中的个体存在而言，又是有限的、相对的，与“天”是有所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是自然的客观存在，而且也反映到人的思维意识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人自人，天自天”的相分情况。这种天人相分的情况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表现为灵与肉的分裂、对立。罗素说：“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可以找到灵魂与肉体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曾被新柏拉图主义者所强调。它不但在圣保罗的说教中占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支配了公元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禁欲主义。”[4]而怀特海说得更为直率：“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5]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从亲身的体验，我领会了所谈到的‘肉体与精神相争，精神与肉体相争’（《新约·加拉太书》）的意义。我正处于双重战争之中……”[6]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人便是一根索子，联系于禽兽与超人间——驾空于深渊之上。”[7]雅斯贝尔斯说：“由于人将自己分为灵与肉、理性与感性、心与物……人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这种人格上的分裂。但是他并不满意这种分裂状态。”[8]
但是，这种天人相分情况至多只能是暂时“遮蔽”那种潜在的、本体意义的天人合一，而不能从根本上取消它的合一性。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按照中国传统哲学，人的存在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是形神合一、身心合一的整体存在，并没有西方那种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精神与物质相对立的二元论。”[9]所以，老庄道家哲学有助于探索、解决那种灵肉分离、天人相分的“异化”现象，使人“复归”于天，从有限中把握无限，在相对中达到绝对，从而达到安身立命、天人合一的目的，所谓“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真人”所达到的这种天人合一境界，是有其哲学根据的。首先，从本体论角度而言，“体道”的哲学根据是“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和“万物皆一”（《庄子·德充符》），即所谓“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其次，从自然本性和存在方式角度讲，“自然无为”是“道”的存在特性，从而也应该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及其存在方式。所以，“自然无为”作为一条基本的体道方法，其实正反映了人类“复归其根”的自然本性。如《老子·第16章》讲：“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又如《老子·第52章》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无论是“复归其根”或“复守其母”，都是由“道”自身运动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即所谓“反者道之动也”（《老子·第40章》）。总之，老子之道所具有的注重修道、体道，与“道”合一的特色，决定了老子之“道”不可能是西方哲学史那种“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叶秀山先生就曾指出，老子的“道”固然是抽象出来的，但又绝不是抽象的，而是最具体、最实在的。老子之道的“先天性”，不同于西方的“先天性”或“先验性”，而是要人去“守”住这个“先天地生”的“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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