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和后现代的知识状况

正是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类传统的“科学”、“技术”和“知识”观念产生了重大的挑战。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新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人们似乎越来越感受到自己已经丧失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支配自我的能力。在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面前，个体越来越显得被动和局促，“科学技术”、“现代性”、“理性”等日益显示出它们的冷漠的压制人性或违反人性的一面。以利奥塔、弗莱德里克·詹姆信、丹尼尔·贝尔、尤根·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非常敏锐地看到了上述问题，并对它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利奥塔是当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他着重探讨了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状态的嬗变，试图以语用学观念与方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他既不像丹尼尔·贝尔那样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去说明后工业社会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并企图重建理性的交往沟通和协商理论。他还反对杰姆逊将后现代主义文化生产融入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论思维，他从语言资讯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眼，深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话语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合法化的局限性，强调不同知识的不可通约性和各种话语的非互文性。利奥塔以《后现代状况》这一书名来指称其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即高科技社会中的知识状况。他认为，后现代就是对预设论的质疑。后现代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产物。“晚近各种科技的发展过程，也衍生出怀疑主义，后设论的一整套合法化的设置体系已经时过境迁了。过去附丽其上的形而上学和学院制度，也明显地相应发生了危机。过去的许多叙事学已然失效，其根本原因在于产生作用的原动力，如英雄圣贤、宏灾巨难、伟大的探险、崇高的终级，全消失了。”^[6]其结果是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话语系统、语言游戏规则和竞赛方法。由于传统典章制度的解体，所有的规则只是在局部范围里发生着作用。

针对利奥塔所揭示的这一知识状况，詹姆信在利奥塔《后现代状况》的英译本序言中附和说：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与主流文化和美学是势不两立的，尤其是经济社会组织进入非常时期之后，许多社会的新生事物及创新做法，都遵从这一非常时期的法则而生，这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社会时代，甚至我们可以宣告，一个全新的能指系统已经出现。对这些新生体系，学者们冠以种种不同的称谓，传媒社会、奇观社会、消费社会、计划性衰竭的官僚政治社会、后工业社会。^[7]

仅以利奥塔书名上用的“后”字和哈贝马斯书名上用的“危机”二字，便足以提醒我们，合法化已经日益成为一个问题。^[8]

利奥塔认为，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理论已经不再是超然地“无辜的”；真理也不再是在中立性和客观性意义上纯洁无瑕的。在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里，由于知识大多以信息的形式大量地衍生，成为人们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有些后现代主义者便放弃了关于知识的真理理论和理论本身，投入到哲学相对主义的怀抱。他们认为，语言把真理和理论转化成了某种语言学上约定俗成的东西。另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真理的不在场既导致了知识的卑微，又促成了知识的宽容。他们（如罗蒂和哈贝马斯）把真理看做是主体间的和特指于社团的：真理或许是相对的，但绝不是武断的。他们认为，理论是非系统化的、散乱的、异质的。他们主张用对于局部事物、日常生活、传统叙述的实质性关注取代主流社会科学的主导理论。

在后现代状况下，知识已不再是一种为专家或权威所独占的工具。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人们将以异质的标准来面对各种知识。因此，“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9]于是，在后现代状况里，在承认各种语言游戏规则之异质多样性的前提下，探讨这些规则的“合法化”问题便成为人们应予考虑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现代科技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其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进展都与在语言研究领域的新成果有关。作为知识的主要载体，现代语言研究的突破，尤其是在智能领域的革命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开辟了决定性的道路。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又反过来猛烈地冲击着知识领域。在今天，知识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改变。

只有将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甚至可以预言，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10]

当代智能革命首先对传统知识获得过程和传统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知识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随意获取和处理的对象。教师和学生，或更广意义上的知识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无异于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知识为销售而生产，知识不再以知识本身为最高目的，知识失却了它的传统价值。^[11]这样，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中，知识将像资金那样地流通，原来知识所具有的教育价值、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将被淘汰。各种知识的主要差异将不在于有知和无知之间的等级差异，而在于像资金一样地存在着“有偿性知识”与“投资性知识”之别。各种知识元件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换。“主要的差异将出现于作为生产力的更新而交换的知识（生存之道的改进）和为取得施政完善化而贡献的‘知识资金’之间。”^[12]

利奥塔认为，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科学知识并不是唯一存在的知识。“科学知识并不代表知识的整体，它总是与叙事学知识相并存、竞争、冲突。”^[13]由于科学知识以中性化、符号化的面目出现，在吸引人愉悦人方面反而不如叙事学知识。从而导致研究者、传播者、教学者和学习者都对它产生一种消极的抵触的态度。人们对科学家也产生了怀疑。因此，现代科学知识在今天便面临着一个合法化的问题。

自柏拉图以来，科学（知识）合法化的问题同立法者（权力）合法化的问题具有密切的联系。对“什么是真的”和“什么是公正的”的裁定是两种不可分割的权力。在其勾画的乌托邦里，柏拉图赋予不同的知识等级拥有者以相应的权力等级。这样，在从事不同学术活动的个体身上，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等级。其中哲学家因其直接面对理念世界，拥有理念知识，而拥有“王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在哲学的、科学的语言和伦理的、政治的语言之间，有一种紧密的联系。两者一直是一种密切的互惠关系，不过两者毕竟都不能取代对方。但是这种情况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科学问题已经愈来愈是一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14]结果，现代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便转移为现代统治力量的合法化问题。

知识并不等于科学，科学需面对自身是否合法的问题。利奥塔认为，知识是不能被简化为科学的，更不能简化为学问。学问是以一套陈述来排斥另一套陈述，学问定义并描写各种对象以此来判定真伪。

科学是学问的一种，也是一套定义性的陈述所组成的。但是这套陈述必须有两个补充附属的条件才能被接受：（1）所指涉的事物必须是经得起反复验证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的观察研究绝对可以重复验证；（2）它必须能够确定，在书写该陈述时，必须使用相关专家能接受并能通用的内行术语。^[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