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智慧观

四、回归中国古代哲学的实践智慧观

不难看出，上述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的“宽容原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中和之道”、“时中”。这样一种实践智慧，虽然在西方古代哲学中也有过探讨，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过系统的讨论，但是，只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这种实践智慧学说才获得了极为长足的发展。其所以如此，也不奇怪，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而理论哲学则未获发展。与之相反，在西方，只有理论哲学获得了极度的发展，而实践哲学则被完全压抑了。这样，由于理论哲学的单视角本质，辩证法在西方哲学中便一直以一种消极的或否定的角色而存在。黑格尔哲学曾试图使辩证法获得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其仍坚持理论哲学立场而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了。黑格尔哲学的失败，可归结为一种理论理性的僭妄，即企图把所有可能的理论视角收归在一个唯一的视角之内，而将所有有限的理论视角都贬低为这一绝对真理的素材。这就不可能不引起各种真正有限理论即各门科学理论的创造者即科学家们的愤怒，从而使得辩证法在更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诡辩术、一种“变戏法”。而在国内，由于将作为一种抽象原理的辩证法滥用到任何一种具体的实际生活过程之中，往往脱离实际生活的具体境遇性而抽象地谈论一般的辩证法原则，亦使得辩证法不能构成任何具有确定性的实践知识，从而成了一种无效的诡辩术或“变戏法”。这样一来，辩证法之丧失信誉便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恢复辩证法名誉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让辩证法复归于实践智慧，即作为一种实践辩证法而存在，而彻底放弃以黑格尔为典范的理论辩证法的僭妄。

而让辩证法复归于实践智慧，便意味着作为一种实践智慧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复兴。当然，中国实践哲学的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实践哲学，而是必须使之现代化，将之转换成为一种现代实践哲学。这是因为，现代实践所面临的生活世界已与古代人所面临的世界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因而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实践智慧或获取实践知识的方式。而实现这种转换的途径之一，便是基于中国现代的现实生活实践的境况性，一方面与古代实践哲学展开对话，另一方面与西方现代实践哲学展开对话，通过对话而扩展自身的理论视角，实现“视界的融合”。而这本身，便是一种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过程。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实践哲学是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而非国内哲学界在突出实践在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后一种实践哲学试图以实践概念为基础而构建起一个哲学理论体系，仍局限在理论哲学的范式之内，确切地说不能称为实践哲学，而只应称为实践主义。如果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实践哲学一词，那么樊志辉的“后实践哲学”的提法便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必须超越之或“后”之。但前一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却是有待建立或生成的，因而是不可“后”之的。

[2]哥德尔关于一个足够丰富的系统内完全性和一致性不可兼得的不完全性定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做康德二律背反理论的精确化证明，而从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对数学的巨大冲击，我们也可以想见康德在哲学上革命的意义。

[3]诚然，人们已经成功地用数学理论描述了运动，但运动方程是如何描述运动的呢?运动方程只不过是将时间点与空间点一一对应起来而已。这种时间点与空间点的对应是将时间空间化，从而将运动转变成了一种纯粹空间化的东西，亦即静态的存在。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感觉到的运动，而只是对现实运动的一种抽象的描述而已。

[4]马克思关于实践活动优先于理论活动观点，几乎是其所有哲学著作的主题，只是长期以来被严重地忽视或误读了。为此，这里我们有必要引证马克思在批判一位信奉理论哲学的经济学家时所写下的一段话:“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之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是‘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5页)

[5]这里只是对于理论与实践之特征的描述，并不涉及评价问题。理论的单一视角并不意味着理论的无用，而是恰恰由于其视角的单一才构成了理论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