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高僧看明代佛教的融通趋势

第三十二章　从四大高僧看明代佛教的融通趋势

佛教自传入中国起，就在谋求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这是任何外来文化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经济自足的国家扎下根来并寻求发展必循的途径。中国佛教经过格义、创教、立宗阶段，到唐代后期，已经显现出很强的禅教合一、儒释道会通的色彩。到了明代，由于教育和科举的影响，儒学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道家学说作为儒学的补充，始终与儒学共生，它们共同对佛教发生影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尊崇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因早年曾出家为僧，又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为兵，即帝位后对佛教不能忘情，在当时佛教庞杂、混乱的情况下，对佛教采取整顿、控制以之辅助儒教的方针。他曾下令分寺院为禅、讲、瑜伽三类，各类僧分住其寺。并令天下僧俗人等不得乱建寺观庵堂，度僧给牒须按有关规定。他也号召僧人中学行兼优者出来做官。明成祖用僧人道衍（姚广孝）之谋兴“靖难”之师，即帝位后“论功以为第一”，授道衍为僧录司左善世、赞善大夫、太子少师，并复其姓，赐名广孝。道衍“冠带而朝，退仍缁衣”，以僧人而列朝班，甚至配享成祖庙廷。成祖因之礼敬佛教，亲为《法华经》作序，撰《神僧传》，尤重视西藏喇嘛教，迎哈立麻至京，赐号大宝法王。成祖的佛教政策“历朝因之不替”。至武宗，极喜佛教，托名大庆法王，度僧无数。嘉靖帝崇信道教，热心斋醮，佛教势力遭到遏制。而万历朝由于两宫皇太后笃信佛教，广建寺院，开经厂，印藏经，分送名山大寺，崇佛之势又炽。天启、崇祯朝，此风未稍减。可以说，终明之世，佛教为大多数皇朝所崇信，在上层政治文化生活中，佛教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明朝各代仍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佛教的存在与发展不能避开儒家的影响。在佛教内部，由于俗世化的影响，除净土宗而外，佛教各派都已经衰落，禅宗的棒喝机锋在数百年的流传中，早已失去其本来意义，成为不学无术者遮掩其窳陋的把戏。一些僧人呼吁由虚返实，在修行中增加信仰成分，反对纯务知解。此外，禅宗的机锋棒喝、不立文字已由宋代兴起的评唱颂古的淘洗而逐渐文字化、义理化了，轻视知解的作风在明代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禅门与教门的差别在缩小，这为禅教合一、解行双修创造了条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明代佛教的宗派情绪相对较弱，各派为维护宗风和学说宗旨而进行的论争较少。这是佛教各宗派平和地吸收、融会各家宗旨的有利条件。明代许多高僧传承不清，不自标宗门而广泛、平等地研读各家学说，便是这一融合精神的鲜明体现。本章试图通过对明代后期四大高僧思想特点的分析，说明整个明代佛教的这种融通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