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朝军
明代辨伪学以宋濂、梅鷟、杨慎、胡应麟、方以智为代表。梅鷟著有《尚书考异》和《尚书谱》，今人傅兆宽撰有《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专书，将其辨伪方法归纳为22种[1]，又著有《明梅鷟、清阎若璩二家辨伪方法之研究》长文[2]，因此，本文对梅鷟不予讨论。下面主要论述宋濂、杨慎、胡应麟、方以智四大家。
一、宋濂
宋濂（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元至正末召为国史院编修官，不就。洪武中，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诸子辨》[3]为宋濂早年著作，也是我国辨伪学史上第一部专著，在《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柳宗元、晁公武、高似孙、朱熹、黄震等人的辨伪成果。表中加*者为附目，而非主目。主目40条，附目10条，共计50条。过去统计为44条，显然不够准确。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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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可见，宋濂在辨伪学上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揭示作伪类型
宋濂对古人著作之体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第一次提示了作伪的两种类型：一是“有所附丽”，二是“凿空扇虚”。他说：
大抵古书之存于今者，多出于后人之手。如《孔子家语》谓为孔安国所录壁中之文，往往多抄《左传》《礼记》诸书，特稍异其辞耳，善读者因不敢与之。世传《贾谊新书》谓谊所作，亦不过因《过秦论》《吊湘赋》而杂以《汉书》中语足之，似非谊本书也。此犹有所附丽而然。《古三坟》书亡已久，宋毛渐特出之，……与先儒所言“三易”大异。《阴符》古无是书，唐李筌特出之，以为黄帝所作，皆取兵家谲诞不经语而文以奇涩之辞……皆凿空扇虚以惑世，尤使人惊愕不止。[4]文中举例（如《孔子家语》《贾谊新书》等）犹有可商，但他初步解决了前人长期认识不清的问题，可谓孤诣绝伦。
（二）正统色彩较为浓厚
《诸子辨》以孔孟之道衡量群言：
九家之徒竞以立异相高，莫甚于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则吾圣贤之所已具，其悖义而伤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5]
如论《庄子》时说：
惜其与孟轲氏同时，不一见而闻孔子之大道……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岁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论《尹文子》时说：“晁氏独谓其亦宗六艺，数称仲尼，其叛道者盖鲜。呜呼，世岂有专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6]
正统色彩颇为浓厚，因此，不为后来专与孔孟之道为难的学人所喜。
（三）辨伪态度比较客观
《诸子辨》辨伪态度比较客观，对于先秦古籍能够作持平之论，而不是将其一概判为伪书。其辨伪方法的运用也较为熟练，较唐代柳宗元已大大进步。他特别注重从史实方面考察，在论《尹文子》时有一段引申发挥：
《素问》以为黄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脱营不医”之文，殊不知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韬》谓出周之吕牙，而有“避正殿”之语，殊不知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尔雅》以为周公所制，而有“张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张仲乃周宣王时人。予尝验古书真伪，每以是求之，思过半矣。[7]
尽管宋濂极为正统，但他对“《尔雅》以为周公所制”有所质疑。《尔雅》不是什么诸子之书，而是一部士子必读的经书。对另外一部经书——《论语》也有所发难：“《论语》出于群弟子之所记，岂孔子自为哉!”[8]虽寥寥数言，却不难窥见其探索真理的勇气。吉光片羽，尤为可珍。通常认为“宋濂只辨子部”，实则不然。言辨伪学史者鲜有道及，今特为拈出。
（四）探索古书通例
我们不难看到，宋濂已经隐隐约约地发现，“先秦古籍皆非自著”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只是没有明确地归纳提炼出来。其表达方式为：
某某书，非某某自著。
后来的研究者简单地将上述说法偷换为：
某某书，伪书也。
值得注意的是，“非某某自著”与“伪书”并不是一码事，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过去，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司空见惯，妨碍了正常的学术研究。“先秦古籍皆非自著”也就被置换为“先秦古籍皆伪书也”，真可谓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结果弄得无书不伪，无书可信。疑古之风，甚嚣尘上。所谓“疑而后信”结果变为“疑
而不信”。加上中国人自古就有“疑人不用”的传统作风，对人如此，待书亦然。现在随着大量出土文献的问世，“先秦古籍皆非自著”这个简单的真理越来越得到认同。我们反思辨伪学史，发现这样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历史上那些真知灼见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鲜有认同，但终究不可磨灭，终有大放光明之时。
综观《诸子辨》全书，论述简明扼要，不乏真知灼见。如《亢仓子》一书，柳宗元、高似孙、晁公武皆有考辨，宋濂则别开蹊径，并从避讳角度辨伪。诚然，避讳一般有时代特征，可作为考定古书年代的辅助标记，如果仅仅用避讳材料，未免孤证不信。对于类似现象，必须谨慎行事。宋濂在考辨《孙子兵法》时确有真知灼见，他以《史记》所载篇数证今本《孙子兵法》之真，其结论已为《总目》所袭用；他驳正杜牧、叶适之误说，其结论又进一步被银雀山竹简《吴孙子》所证实。《诸子辨》作为我国第一部辨伪学专著，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但长期以来不为学人看重，如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中就没有提到宋濂其人其书。因此，《诸子辨》在辨伪学史上的价值应该得到重新评价。[9]
二、杨慎
杨慎（1488～1552）[10]，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后以谏大礼谪戍滇中。杨慎为一代名状元，文章、学问震耀一时。杨慎著述之富，为明人第一。著有《檀弓丛训》《丹铅诸录》等二百余种书。他在文献辨伪方面的功过得失似未见人系统梳理过，下面我们试作初步爬疏。
（一）杨慎在辨伪方面的成就
《丹铅诸录》（包括《余录》《续录》《摘录》《总录》等）内容相当丰富，其中辨伪方面也有不少创见，他认为：
（1）《元经》非出文中子，盖阮逸赝作耳。[11]
（2）《文选·雪赋》注引班婕妤《捣素赋》，疑非婕妤之作，盖亦卓见也。此赋六朝拟作无疑，然亦是徐庾之极笔。[12]
（3）《汉书·艺文志》鬼谷区三篇，注即鬼臾区也。……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误也。高似孙《子略》便谓《艺文志》无鬼谷子，何其轻于立论乎![13]
司马按：明陈耀文《正杨》卷二对此条有所补正。[14]
（4）《朱子语录》谓与大颠书乃昌黎平生死案。呜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韩与大颠书刻石于另山禅院，乃僧徒妄撰，假韩公重名以尊其道，犹怀素假李白歌称其草书独步也。怀素草书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独以大颠书为出于韩，何哉?李白作歌赠怀素，不足以损白之名。而韩公以道自任，一与颠书，则所损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虽心知其非，乃乘瑕蹈隙而挤之。卓哉!李汉之先见序公之文曰：“无有失坠，总其目以七百，正虞后人羼入阑增以诬韩公也。”以此证之，死案犹可翻也。呜呼，至公无我之心，自圣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谓公论百年而定，若此者虽千年犹不定也。[15]
司马按：明陈耀文《正杨》卷四对此条有辩驳。[16]
（5）《春秋题辞》出汉人伪笔，未可深信。[17]
（6）《唐诗鼓吹》以宋胡宿诗入唐选，宿在《宋史》有传，文集今行于世，所选诸诗在焉，观者不知其误，何耶?鼓吹之选，皆晚唐之最下者，或疑非遗山，观此益知其伪也。[18]
（7）《省心录》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指掌图》非东坡所作。《李卫公问对》阮逸伪作。《文中子》《元经》《关子明易》皆逸伪作。《龙城录》王性之伪作。子厚叙事何等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诗文中不可晓者于其中。凡伪书皆然，予闻之朱子云。[19]
（8）《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此语见于桓谭《新论》，则后汉时《连山》《归藏》犹存，不可以艺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连山》《归藏》则伪作，上官求赏者耳。[20]
（9）文王周公之世何尝有单骑之说乎?或问《六韬》有骑战，子何言古无单骑?曰《六韬》伪文，非太公著……骑兵出于夷狄，至赵武灵王令国中胡服骑射，其事始入中国耳。[21]
（10）《阴符经》非黄帝书，盖出后汉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有禽之制在气一语，梁肃受命宝赋有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语，冯用之《机论》《权论》两引之，此外绝无及之者。[22]
（11）《汲冢璅语》，其文极古，然多诬而不信，如谓舜囚尧，太甲杀伊尹，又谓伊尹与桀妃妹喜交，其诬若此……然则何以知之，曰其文不类战国。[23]
（12）《阴符经》之文，李筌伪作，或信以为黄帝者，无目者也。其文尚不能望《六韬》《三略》之藩篱、《素问》《汲冢》之万一，而以轩辕之作视之，有目者如是乎?[24]按：明陈耀文《正杨》卷一对此条有补正。[25]
（13）《草书百韵歌》乃宋人编成以示初学者，托名于羲之。近有一庸中书取以刻石，而一巨公序之，信以为然……信乎伪物一售，信货难市也。谚云：“若无此辈，饿杀此辈。”[26]
（14）鬻子，文王时人，著书二十二篇，子书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无可取，似后人赝本无疑也。按贾谊《新书》所引《鬻子》七条，如云“和可以守……三军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无，知其为伪书矣。曷取贾谊书中七条补之以冠子书，亦愈于传赝售伪也。[27]
（15）文人伪作外夷文字——余尝疑《穆天子传》西王母歌词出于后人粉饰，且《山海经》载西王母虎首鸟爪，形既殊异，音亦不同，何其歌词悉似《国风》乎?……音韵与汉无异，愈可疑也。……究其文笔，与当时翰苑何差?言语不通之国，未必能集老庄之玄言，习徐庾之丽句也。[28]
（16）今南方所刻唐诗皆非全帙。先公（杨炯）在翰苑，日裒集唐诗，极为精备，较近日所传大有不同。缘吴人射私利，刻各家唐诗，取其卷帙齐均厚薄如一以便于售，极为可恶……若杨炯诗不多，乃取杨巨源诗妄入之。陋者骤观，竞相语以为新奇未见，而争市之。是重不幸也!聊书以传赏鉴者。[29]
（17）苏文忠公云，苏武李陵之诗乃六朝人拟作。宋人遂谓在长安而言江汉盈卮酒之句，又犯惠帝讳，疑非本作。予考之，殆不然。班固《艺文志》有苏武集、李陵集之目。挚虞晋初人也，其《文章流别志》云：“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殆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考之，其来古矣。即使假托，亦是东汉及魏人张衡、曹植之流始能之耳。杜子美云：“苏武李陵是吾师。”子美岂能无见哉?东坡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尊只亦至矣。其曰六朝拟作者，一时鄙薄萧统之偏辞尔。[30]
（18）李益集有乐府杂体一首云：“蓝叶郁重重，蓝花石榴色。少女归少年，光华自相得……既为随阳雁，勿学西流水。”此诗比兴有古乐府之风，唐人少及此者。或云非益作，乃无名氏代霍小玉寄益之诗也。[31]
以上涉及二十余种古籍，所考尚欠深入，也不够详明，大多数点到即止，未能穷本溯源，但已遍及四部，使用辨伪方法也多样化，从著录、文笔、制度、风格、音韵等方面加以考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首次提出了“不可以艺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的辨伪方法。
（二）《总目》对杨慎造伪之批评
长期以来，世人仅知杨慎是造伪专家，《总目》对此亦多见微词，如揭发他伪造石鼓文以及其他古书：
是编第一卷为石鼓古文，第二卷为音释，第三卷为今文，附录则自唐韦应物至明李东阳所作石鼓诗，凡五篇。前有正德辛巳慎自序称：“东阳尝语慎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慎因以东阳旧本录而藏之。”《金石古文》亦言升庵得唐时拓本，凡七百二字，乃其全文，冯惟讷《诗纪》遂据以载入《古逸诗》中。当时盖颇有信之者。后陆深作《金台纪闻》，始疑其以补缀为奇。至朱彝尊《日下旧闻》考证古本以“六辔”下“沃若”二字、“灵雨”上“我来自东”四字，皆慎所强增。第六鼓、第七鼓多所附益，咸与《小雅》同文。又鼓有文，郭氏云：“恐是字，白泽也。”慎遂以恶兽白泽入正文中，尤为欺人明证。且东阳《石鼓歌》云：“拾残补阙能几何”，若本有七百余字，东阳不应为是言云云。其辨托名东阳之伪，更无疑义。今考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维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于轼者，妄。又韩愈《石鼓歌》有“年深阙画”之语，则称全本出唐人者，亦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32]
（石鼓文）摹本之中，薛尚功、杨慎最著。案：宋、金以前，争石鼓之时代，龂龂不休；元以来真伪论定矣，而争文字者，又哄而聚讼。凝作此书，既不以今日所存之三百二十余字以考定其真，又不详列诸家之本以纠其异，徒以杨慎伪本犹属全文，而据以为主。根本先谬，又加以意为增减，弥起纠纷。[33]
杨慎《丹铅录》谓杜常《华清宫》诗见《长安志》，诗中“晓风”乃作“晓星”，检今本实无此诗。盖慎喜伪托古书，不足为据。[34]
明陶晋楧撰。……杂记湖南山水物产，间及古迹。然考证殊多疎漏。如辨岣嵝碑，信杨慎所录者为真本，则其他可知矣。[35]
前有顾应祥序云：“此书附在《华阳国志》，近世无传。升庵杨太史谪居于滇，以其旧所藏本手录见示”云云。考隋以来经籍、艺文诸志，皆无此书。……且汉王恢攻南越，在建元六；张骞使大夏，在元狩元年。此云骞以白帝东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年月之先后既殊，事迹亦不知何据。又晋泰始七年分益州置宁州，而此云六年，牂柯郡下元鼎六年亦误作元鼎二年，牴牾不一。杨慎好撰伪书，此书当亦汉《杂事秘辛》之类也。[36]
至石鼓自唐以来辨论甚多，如杨慎所伪则字完于真本。[37]
他如杨君《石门颂》，杨慎讥其不识字，考之碑文，正作凿石，别无字。是则慎杜撰之文，又不足以为适病矣。[38]
《东坡石鼓文全本》，实杨慎伪托，而以为篆籀特全。[39]杨慎作《丹铅录》尝攘其说，而讳所自来。[40]
至杨慎改岳麓禹碑中“南暴昌言”四字为“南渎衍亨”，伪云得之梦中，之淙亦信之，尤为寡识。[41]
慎博览群书，喜为杂著。计其平生所叙录，不下二百余种。其考证诸书异同者，则皆以“丹铅”为名。……慎以博洽冠一时，使其覃精研思，纲罗百代，竭平生之力以成一书。虽未必追踪马、郑，亦未必遽在王应麟、马端临下，而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饾饤为编，只成杂学。王世贞谓其“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详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略于诗旨。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内”，亦确论也。又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睥睨一世，谓无足以发其覆。而不知陈耀文《正杨》之作已随其后。虽有意求瑕，诋諆太过。毋亦木腐虫生，有所以召之之道欤?然渔猎既富，根柢终深，故疏舛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求之于古，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42]
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并见，真伪互陈。又晚谪永昌，无书可检，惟凭记忆，未免多疏。耀文考正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纠《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之体。[43]
明之中叶，以博洽著者称杨慎……然慎好伪说以售欺。[44]
绝不以偶阙是编而讳言未见，与惠栋《九经古义》自称未见《易举正》者相同。均犹有先儒笃实之遗，知其他所援引，皆实见本书，与杨慎、焦竑诸人动辄影撰者异矣。[45]
世称二十四番花信风，杨慎《丹铅录》引梁元帝之说，别无出典，殆由依托。[46]
《汉杂事秘辛》出于杨慎伪撰。[47]
《汉杂事秘辛》为杨慎赝作，世所共知。[48]
明杨慎称：“或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魏伯阳所著，上、中、下三篇，后序一篇；徐景休笺注三篇，后序一篇；淳子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其说颇怪。慎好伪托古书，疑其因《唐志》之言别《三相类》于《参同契》，造为古本。[49]
独《杨升庵集》中别载七首，云得之古本，今录于后云云。……惟杨慎之言多不足据，《石鼓文》尚能伪造，何有于王建宫词?[50]
又《重阳铭》一篇，炯据《全蜀艺文志》采入，冯浩注本则辨其碑末结衔乃乡贯皆可疑，知为旧碑漫漶，杨慎伪补足之，援慎伪补樊敏、柳敏二碑，证炯之误信。[51]
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其诗，然犹存古法，贤于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盖多见古书，薰蒸沉浸，吐属自无鄙语，譬诸世禄之家，天然无寒俭之气矣。至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52]
何致之伪岣嵝碑、杨慎之伪石鼓文，并出近代。[53]
是编所采，皆金石之文。上起古初，下迄于汉。然真伪错杂，殊多疏漏。如阳虚石室仓颉文、岣嵝禹碑、庐山禹刻、比干铜盘铭，皆显然伪撰，人所共知。而列以冠首，岂足传信?石鼓文，韩愈已云缺画，郑、薛诸家所载，无不讹缺。慎乃臆为补足，诡称得之李东阳。不知东阳《怀麓堂集》固明云未见完本也。又如沙邱石椁铭，文见《左传》，秦刻峄山诸石，《史记》具载，非至慎之时尚有金石可据。一概泛登，不挂一漏万乎?[54]
综上所述，《总目》对杨慎造伪非常反感，批评也相当激烈，认为他“好撰伪书”，“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好伪说以售欺”，“动辄影撰”，“喜伪托古书，不足为据”。即使从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批评也并不过分，因为作伪与学术规范背道而驰[55]。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明一代，称博洽者首推杨慎。他博闻强识，也是一代辨伪高手。可谓老贼眼力非同寻常，作伪足以骗倒众人，辨伪亦别具只眼，庸人也不敢拿水银擦其眼。从前述诸条可见，其辨伪功力虽不及后来者精深，也曾遭到不少后学的驳斥，不尽可信，但筚路蓝缕之功亦不可没。杨慎认为：“不可以艺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此论原本可能为其造伪张目，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合理性。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艺文志不列其目不一定是伪书。因为历代艺文志并非没有漏网之鱼，不列其目者所在多有。正是因为艺文志的不完整、不连续等特点，决定了我们绝不能只以艺文志不列其目而定其真伪。如果专门“以艺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这种做法本身就有简单化之嫌。奇怪的是，此种简单化的做法迄今仍很盛行。因此，杨慎之论又未尝不具有纠偏之功效。
三、胡应麟
胡应麟（1551～1602年），字元瑞，自号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万历四年（1576）举人。《总目》对其著述有较为恰当的评述：
《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此其生平考据杂说也，分正、续二集，为书十六种：曰《经籍会通》四卷，皆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曰《史书占毕》六卷，皆论史事；曰《九流绪论》三卷，皆论子部诸家得失；曰《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曰《三坟补遗》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之阙……曰《丹铅新录》八卷，曰《艺林学山》八卷，则专驳杨慎而作。其中征引典籍，极为宏富，颇以辨驳自矜，而舛讹处多不能免……近时张文檒《螺江日记》以为《竹书》实出于晋太康年，而应麟以为咸宁，反纠杨慎为非是。[56]
其辨伪专著为《四部正讹》，《总目》认为：
率本前人遗议，稍加详密，间折衷耳。……《四部正讹》谓“惮于自名者魏泰《笔录》”，然《东轩笔录》实泰自署名，其托名梅尧臣者乃《碧云騢》。谓“卫元嵩《元命包》袭《春秋》、《孝经纬》之名”，然元嵩书名《元包》，不名“元命包”。且《春秋》有元命苞，“苞”字从草，《孝经》并无元命包也。至谓“《子华子》之程本即伪撰者之姓名”，益无稽矣。姑约举其一二，尚不止沈德符等之所纠。盖捃摭既博，又复不自检点。牴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57]
《总目》评论较为公允，批评也相当中肯。下面我们将《四部正讹》列表加以评析。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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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正讹》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辨伪学理论的专著，其主要贡献有三：
（一）系统分析伪书条例
胡应麟归纳出二十一条[58]：
（1）有伪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风后之《握奇》、岐伯之《素问》是也；
（2）有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传》、毛渐之《连山》是也；
（3）有掇古人之事而伪者，仲尼倾盖而有《子华》、柱史出关而有《尹喜》是也；
（4）有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伍员著书而有《越绝》、贾谊赋而有《鹖冠》是也；
（5）有傅古人之名而伪者，尹负鼎而《汤液》闻、戚饭牛而《相经》著是也；
（6）有蹈古书之名而伪者，汲冢发而《师春》补、《梼杌》纪而楚史传是也；
（7）有惮于自名而伪者，魏泰《笔录》之类是也；
（8）有耻于自名而伪者，和氏《香奁》之类是也；
（9）有袭取于人而伪者，法盛《晋书》之类是也；
（10）有假重于人而伪者，子瞻《杜解》之类是也；
（11）有恶其人伪以祸之者，僧孺《行纪》之类是也；
（12）有恶其人伪以诬之者，圣俞《碧云》之类是也；
（13）有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阴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称黄帝之类是也；
（14）有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乾坤凿度》及诸纬书之类是也；
（15）又有伪而非伪者，《洞灵真经》本王士元所补而以伪亢仓，《西京杂记》本葛稚川所传而以伪刘歆之类是也；
（16）又有非伪而曰伪者，《文子》载于刘歆《七略》，历梁、隋皆有其目，而黄东发以为徐灵府。《抱朴》纪于勾漏本传，历唐、宋皆志其书，而黄东发以为葛稚川之类是也；
（17）又有非伪而实伪者，《化书》本谭峭所著而宋齐丘窃而序传之，《庄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点定之之类是也；
（18）又有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刘炫《鲁史》之类是也；
（19）又有当时记其伪而后世弗悟者，司马《潜虚》之类是也；
（20）又有本无撰人，后人因近似而伪托者，《山海》称大禹之类是也；
（21）又有本有撰人，后人因亡逸而伪题者，《正训》称陆机之类是也。
胡氏所举例证间有可商，但其归类大体完备。如此细致详明的伪书条例，确为空前。
（二）初步归纳辨伪方法
胡应麟第一次将辨伪方法归纳为八种：
（1）核之《七略》，以观其源；
（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
（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
（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
（5）核之文，以观其体；
（6）核之事，以观其时；
（7）核之撰者，以观其托；
（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
第（1）、（2）条为一组，即从目录著录上考察源流；第（3）、（4）条为一组，分别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考察；第（5）条从文体考察；第（6）条从史实考察；第（7）、（8）条为一组，第（7）条考察被托者，第（8）条考察传播者。胡八条实际上只有五大点，即目、时、文、事、人。
胡应麟的概括稍嫌简单，似乎不及后来梁启超、胡适之周备，实则远较梁、胡二公为圆通。尤其是梁氏十二公例，似乎祖述胡应麟的地方很多，然胡应麟只指明了辨伪路径，而梁启超之说则多武断，如梁氏称：“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决无征引而突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显然夸大其词。对于梁启超的辨伪方法拟另题讨论，此不赘述。
（三）总结辨伪规律
胡应麟对于辨伪的总结有着非常自觉的意识，因而能够阐幽发微，归纳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
（1）五经，《易》最多依托，以卜筮易于传讹也。[59]
（2）亦有古书本不讳，后人避本朝之讳而改者，如《山海经》“启”皆为“开”之类。此又各当求其故，不可执泥一端。[60]
（3）凡班志所无而骤见六朝后者，往往多因战国子书残帙者补缀之，而易其名。以为真，则伪莫掩；以为伪，则真间存，尤难辨。[61]
（4）凡依托之书，必前代圣贤坟籍，冀以取重广传。勘伪书者，此义又当察也。[62]
（5）神仙丹拱之籍大都依托上古帝王，《汉志·方技》中纷纷可见。第秦、汉人书，即伪撰犹倍蓰后世真者。如《素问》《灵枢》之类咸假轩、歧，亡论其术百代尊守，其文辞稚川、贞白能万一乎?惜二书外，余绝不传，而唐、宋以还，怪谭陋说坌布域中。[63]
（6）唐人作伪书而其名隐，宋人作伪书而其名彰，然无益于伪则一也。宋人好作伪经者阮逸，伪子者宋咸，伪说者惠洪，诸人皆无害于名教，世犹以伪訾之。而以泰之颠倒白黑，而《碧云》迄今传，何也?[64]
第（1）条怀疑《易经》，第（2）条谈避讳之法，第（3）条谈著录之法，第（4）条谈作伪动机，第（5）条谈被托者，第（6）条谈唐宋作伪。这些论述较为零散，不够集中，今将其一一钩稽出来，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到该书在辨伪学上的价值。
四、方以智
明末方以智（1579～1671年），字密之，安徽桐城县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及第，曾官翰林院检讨、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明亡为僧，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平生博览群书。所著《通雅》一书颇得四库馆臣佳评：
明中叶以后，以博洽著者称杨慎，而陈耀文起而与之争，然慎好伪说以售欺，耀文好蔓引以求胜。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与李贽游，动辄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方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65]
《通雅》对于前人在辨伪方面的成果相当重视，卷首一有详细引用[66]。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1）即如《素问》、《本草》，业者沿加，岂可以汉郡名而疑神农?周公《尔雅》，学者随时增益，自是通训，岂可以张仲而黜之，不列十三经乎?……若嗜浅恶深，一切疑之，永叔疑《文言》，象山慈湖疑《系传》，至今郝京山、何元子信文王八卦而疑伏羲先天图，岂不可笑?[67]
（2）《关尹子》，后起者也，其论道器颇平。《鹖冠》《亢仓》，搜剔铦锋，甚则为《阴符》，奇其事为《山海经》《穆天子传》，守起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阴符》《关尹》《鹖冠》《亢仓》则晋唐笔也。[68]
（3）《孔丛子》……《汉志》儒家杂家各载之……《文选注》引《七略》云：“盘盂书，黄帝史孔甲为之。”而人遂以附会《孔丛子》。直斋言其《记问篇》子思与孔子问答，孟子言鲁穆公与子思同时，则孔子没且七十年矣。元瑞谓孔氏子孙杂记其先世之言行也。宋景濂因咸注而以为咸伪作，又疑之太过矣。伯鱼卒在孔子前，则子思无不见孔子者，《史记》表不足信也。[69]
（4）黄伯思校雠《师春》非杜预所言之《师春》也。……元瑞曰：伯思所与《通考》、陈氏说同，然《纪年》即今冠以“竹书”者，而黄以《师春》当之，亦大卤莽矣。智按：升庵所称《琐语》亦不得见，不过所引数条，此《师春》一卷何以独全?杜预所见或尚是真伯思所见，则后人附之者。《琐语》固妄，生封缴书可知也。自周末至晋历年近六百，安得竹简无恙邪?[70]
（5）《鬼谷子》有《揣篇》《摩篇》《捭阖篇》，人或信苏秦揣摩本此。鬼谷即鬼庾区，曾知为无是公乎?伪作者因秦揣摩成而附会耳。[71]
（6）书不尽信，明其理、事、文、气、时、变而无逃矣。……梅之驳《古文尚书》，安石之废《麟经》，永叔不信《文言》，杨简且疑《系词》，不必矣。周末文盛，诸子各造一奇，托者亦可观。汉出之七十二纬则无足取。因仲尼倾盖有《子华》，因柱史出关有《尹喜》《鬻》《文》《鹖冠》之类往往而然，葛洪之托刘歆，卫元嵩之托苏源明，赵蕤之托关朗，庆虬之托相如……[72]
（7）大约异书多伪。[73]
（8）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吕览》因《月令》，《淮南》因《吕览》，记有异同，非后人笔也。[74]
第（1）条论附益，将后人增益的部分与原来的部分区别对待，极有见地；第（2）条据文笔以定时代，亦为辨伪一法；第（3）条据理推断，出奇制胜；第（4）条因缺乏考古知识而怀疑竹简，情有可原；第（5）条怀疑《鬼谷子》，亦未达一间；第（7）条泛论异书，缺乏实例，因而价值不大；第（8）条论因袭，亦从辨伪方法入手。
最为重要的是第（6）条，方以智在前人辨伪成就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高度凝练的辨伪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方六条”。“方六条”与“胡八条”相比，有同有异，“事”、“文”、“时”三个方面是相同之处，方以智提出了“理”、“气”与“变”。根据“理”、“事”、“文”、“气”、“时”、“变”等因素综合考察，辨其真伪，这就比胡应麟更为深入。同时他又扬弃了胡应麟“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等不尽合理的地方，其辨伪方法也就更为圆熟。[75]
从上可见，方以智比较谨慎，反对轻于疑古，对宋濂等人疑古过头的地方有所针砭。方以智既是开有清一代考据学风气之先河的大师，也是一位精通辩证法的大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以智提出的从“理”、“事”、“文”、“气”、“时”、“变”六个方面辨伪的方法，完全契合辨证之道，代表了中国古代辨伪学方法论的最高水准。
【注释】
[1]傅兆宽：《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2]傅兆宽：《明梅鷟、清阎若璩二家辨伪方法之研究》，《华冈文科学报》1988年第16期。
[3]宋濂：《诸子辨》，《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
[4]宋濂：《诸子辨·言子》。
[5]宋濂：《诸子辨》。
[6]宋濂：《诸子辨·庄子》。
[7]宋濂：《诸子辨·尹文子》。
[8]宋濂：《诸子辨》。
[9]王嘉川先生在《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四章第二节中对于《诸子辨》的性质提出新论，认为该书并非真伪之辨，而是儒家正宗思想与诸子邪说之辨。笔者以为，此说似为偏论，值得商榷，拟另题讨论。
[10]关于杨慎的卒年，旧说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新说为隆庆二年（1568），此处采用韦家骅《杨慎评传》之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11]《丹铅余录》卷1，《四库全书》第855册，第8页。
[12]《丹铅余录》卷3，《四库全书》第855册，第15～16页。
[13]《丹铅余录》卷3，《四库全书》第855册，第18页。
[14]《四库全书》第856册，第87页。
[15]《丹铅余录》卷10，《四库全书》第855册，第61页。
[16]《四库全书》第856册，第132～133页。
[17]《丹铅余录》卷14，《四库全书》第855册，第84页。
[18]《丹铅余录》卷14，《四库全书》第855册，第85页。
[19]《丹铅余录》卷14，《四库全书》第855册，第86页。
[20]《丹铅余录》卷14，《四库全书》第855册，第88页。
[21]《丹铅余录》卷17，《四库全书》第855册，第119页。
[22]《丹铅续录》卷3，《四库全书》第855册，第163页。
[23]《丹铅续录》卷3，《四库全书》第855册，第166页。
[24]《丹铅续录》卷6，《四库全书》第855册，第188页。
[25]《四库全书》第856册，第72～74页。
[26]《丹铅摘录》卷2，《四库全书》第855册，第235页。
[27]《丹铅总录》卷12，《四库全书》第855册，第461页。
[28]《丹铅总录》卷12，《四库全书》第855册，第464页。
[29]《丹铅总录》卷18“李益诗”条，《四库全书》第855册，第555～556页。
[30]《丹铅总录》卷19“苏李五言诗”条，《四库全书》第855册，第561页。
[31]《丹铅总录》卷20“李益诗”，《四库全书》第855册，第581～582页。
[32]《四库全书总目》卷43，《石鼓文音释》提要。
[33]《四库全书总目》卷43，《石鼓文定本》提要。
[34]《四库全书总目》卷70，《长安志》提要。
[35]《四库全书总目》卷70，《楚书》提要。
[36]《四库全书总目》卷78，《南中志》提要。
[37]《四库全书总目》卷78，《国学礼乐录》提要。
[38]《四库全书总目》卷86，《隶释》提要。
[39]《四库全书总目》卷87，《读书敏求记》提要。
[40]《四库全书总目》卷112，《书史》提要。
[41]《四库全书总目》卷113，《书法离钩》提要。
[42]《四库全书总目》卷119，《丹铅余录》提要。
[43]《四库全书总目》卷119，《正杨》提要。
[44]《四库全书总目》卷119，《通雅》提要。
[45]《四库全书总目》卷119，《白田杂著》提要。
[46]《四库全书总目》卷122，《蠡海集》提要。
[47]《四库全书总目》卷123，《说郛》提要。
[48]《四库全书总目》卷136，《广博物志》提要。
[49]《四库全书总目》卷147，《参同契章句》提要。
[50]《四库全书总目》卷150，《王司马集》提要。
[51]《四库全书总目》卷151，《李义山文集笺注》提要。
[52]《四库全书总目》卷172，《升庵集》提要。
[53]《四库全书总目》卷189，《皇霸文纪》提要。
[54]《四库全书总目》卷192，《金石古文》提要。
[55]韦家骅《杨慎评传》第九章第三节以“坚持求实精神”立目（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332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杨慎违反实事求是的另一面只字不提，似有为尊者讳之嫌，因而违背了司马迁“不隐恶、不虚美”的著述宗旨。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立传，绝不能搞简单化的歌功颂德。
[56]《四库全书总目》卷123，《少室山房笔丛》提要。
[57]《四库全书总目》卷123，《少室山房笔丛》提要。
[58]胡应麟：《四部正讹》，《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291页。
[59]《四部正讹·归藏易》。
[60]《四部正讹·元经》。
[61]《四部正讹·伍子胥》。
[62]《四部正讹·刘子新论》。
[63]《四部正讹·黄帝内传》。
[64]《四部正讹·碧云》。
[65]《四库全书总目》卷119，《通雅》提要。
[66]《四库全书》第857册，第8页。
[67]《四库全书》第857册，第9页。
[68]《通雅》卷首三，《四库全书》第857册，第52页。
[69]《通雅》卷3，《四库全书》第857册，第117页。
[70]《通雅》卷3，《四库全书》第857册，第121～122页。
[71]《通雅》卷3，《四库全书》第857册，第123页。
[72]《通雅》卷3，《四库全书》第857册，第126页。
[73]《通雅》卷3，《四库全书》第857册，第131页。
[74]《通雅》卷12，《四库全书》第857册，第293页。
[75]20世纪的文献辨伪学深受“胡八条”的影响，而对“方六条”则无人理会，这种学术分野实为中国学术之大不幸。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作出深刻的反思，应该沿着方以智所指示的道路，对于文献辨伪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彻底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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