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各种思潮健康互动以形成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创造性回应”

二、倡导各种思潮健康互动以形成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创造性回应”

杜维明近期反复强调多元文明的对话问题，倡导各种思潮健康互动，其深意在对“多元现代性”^[6]的考虑。诚如杜维明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在‘西化’的单一模式已被‘现代化’的多元模式所取代的今天，把‘传统’当作过去的陈迹和当前的现实以及将来的可能毫无关系的意见也站不住脚下了。把传统限隔在既定的时间坐标系统中是肤浅的现代主义者所犯的通病。为了彻底消除二十世纪初期科学实证主义者所宣传的‘现代’观点，解释学的大师们提出现代和传统不可分割乃至必须从对传统的阐述来了解现代的理论。”^[7]其实，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个世纪在国际学界就已讨论了三十多年，美国汉学界的“中国研究”尤其有专题性的探讨。而且上个世纪60年代还就儒家传统与现代化问题举办过两次国际会议，而欧洲尤以韦伯的研究为深入。如在提到“工业东亚”这一概念时，杜维明即指出，这个概念一提出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互动讨论兴趣。然而在这一深入的互动中，真正让杜维明心动的仍是韦伯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伦理勃兴之因的命题。他如此说道：“韦伯命题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地激发新思正因为它提示了一个从价值取向探究文化背景对经济行为发生影响的方法。如果我们因为文化因素不易掌握而弃之枉顾，甚至把它们归约到制度或经济的因素之中，那么我们对工业东亚的理解也许还不能超出韦伯命题的水平。”^[8]杜维明反复强调在探讨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的关系时，不要陷入“单因论”的格套之中。杜维明几乎是以号召的口吻说：

正因为我们是从多元化、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观点来研究儒学，我们的研究也是“全球意识”的体现。有了深厚的认同感(超越了“封密的文化沙文主义”而培养出来的一种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我们才能广结善缘和其他“轴心文化”的继承者进行“礼尚往来”的交往。在国际学坛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往可以为儒学研究创造较好的条件。^[9]

事实上，此类“多元”视角基础上的互动与讨论至今仍在延续。

近期杜维明与陈名的对话主题“儒家与自由主义”，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二人不仅对多元文明的对话，持极力倡导的态度，而且主张从社群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汲取资源。杜维明提到他与自由主义阵营的思想家如哈耶克、罗尔斯、山代尔、查尔斯·泰勒、诺齐克甚至哈贝马斯都有过直接沟通，有过面对面的交往，从而认识到真正的思想互动何其重要。杜维明说：“80年代到90年代是有很大的改变，80年代有人说是三种思潮的互动，一个是自由民主思潮，一个是社会主义思潮，另一个就是新儒家思潮。我以前提过这样的观点，希望在社会主义的氛围中，儒家的人文精神与自由民主有健康的互动。”“在90年代，这股思潮多多少少有些改变，很多当初积极参与自由民主思潮建设属于新启蒙的学者，现在几乎没有人反对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对这一点已经有了强烈的认同。另外一方面也值得注意，许多人现在都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10]无论如何，一直预言中国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的杜维明，也一直使儒家传统与其他文明的对话成为自己的一个心结。质言之，他极力倡导各种思潮健康互动，毕竟是要形成儒家传统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创造性回应”。当然，这种回应需要有一种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必备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他看来，比起自然科学来要麻烦一些、复杂一些。

当采访他的薛涌问他：你所采用的同情了解的方法，是要力图进入古人的心灵，体会他们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但是，你在表达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时，又用的是现代的哲学语言。一方面要“进去”，另一方面又要把人家的语言换掉，这样难道不是一种矛盾吗?杜维明欣然作答：

不能说矛盾，而是一种创造性转化。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只要活动的、有生命力的，就一定要用现代语言来陈述，这个陈述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思考。这不是削足适履的方法，也不是曲解原意的方法，你要进入哲学家哲学领域，了解他的哲学内涵，对他的语言、范畴、文字、时代了解得越多越好;同时你是站在二十世纪现代人的立场上来了解古典，不能把现在所处的条件、环境给消解掉。所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自己所采用的方法的自觉程度很重要。每个时代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进行思考，这里有个“语境”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常常是几种不同的语境交织在一起。^[11]

这实际涉及“进入”与“透出”的关系——进入到几种不同语境的互动之中，同时通过对一定的理解方法而透解出来。这当然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转化。然而创造性转化本身就是一种超越，而超越须有高度的悟解，悟解又须有正解的方法。多元文明的对话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