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与王学

第一节　郑学与王学

汉魏之际，儒学又发生分化，其中的一派好讲义理，并且与道家思想合流，形成新兴的玄学思潮。另一派则致力于经学内部的改造，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大经学派别合为一家，这就是“郑学”的出现。

郑玄像

郑学，是东汉末年郑玄所创立的经学学派。郑玄（约108—201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也称“后郑”，以便同郑兴、郑众父子的经学思想相区别。早年曾入太学学今文《易》和《公羊春秋》，又向东郡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左传》《周官》等古文经，最后又西入关中，向马融学古文经。东汉桓帝至灵帝年间，发生了党锢事件，郑玄也受到牵连，但他的学术活动并未停止，教授弟子达数百人。党锢解禁以后，他虽已年逾六十，但由于他精通今古文经，他注解的儒家经书，不受汉代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壁垒森严的束缚，而以古文经为主，兼采今文经说，融会贯通，创造了一个统一的经学体系，使跟他学习的经生，不必更求各家。于是，郑学大盛，影响遍及伊（水）、洛（水）以东，淮（河）、汉（水）以北，这时，他的学生超过一万人，史家称赞他“最为大师”，就连后来三国蜀将姜维也“好郑氏学”。他注有《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收入今本《十三经注疏》）。另注有《周易》《论语》《尚书》《孝经》等，著有《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以批驳何休固守今文经学的观点。

郑玄的经学思想虽然还保留着今文经学中的谶纬迷信部分，以及由于他以《礼》注《诗》而产生的一些附会，但从他的基本思想倾向来看，则是继承和发扬了经学所固有的作为教育工具的作用，使接受教育的人能够“从经学中得到历史教育，得到六艺教育，得到识字教育”（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因此，郑玄的经学思想具有以下的特点：①历史的特点。在先秦儒家经典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古代的礼乐典章制度，郑玄不用“微言大义”的方法注解，而是采用了一种被人称做“历史比较的方法”，即以汉朝的礼乐典章制度与经典中的礼乐典章制度互相比较，以不同的经典中所记载的同一项礼乐典章制度互相比较，因而能够注释清楚。例如，他对《周礼·天官冢宰》中“天官冢宰”条的注释，就引用了《论语》《尔雅》中的有关记载，又引用了东汉郑众的说法，使人读起来历史层次清楚而没有烦琐的毛病。②知识的特点。在先秦儒家经典中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由于郑玄通晓《三统历》《九章算术》等天文历算，所以他能够注解这些科学的记录，并在注解中融入当时的一些科学成果。例如，他运用东汉时流行的浑天说解释经典中记载的天体运行，宣传了比较先进的天体观。特别是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天者纯阳，清明无形”（转引自《礼记正义·月令》孔颖达疏），把天体看成是由阳气所构成的无形物质，这又近于宣夜说。再例如，他在注解《周官·冬官考工记》时，记述了汉代的许多生产技艺，记述了农业生产从人力犁发展到牛耕的情形，为传播知识作出了贡献。③平民的特点。郑玄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曾做过厮役小吏，到他学成回家后，仍然“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可以看出他和别的许多经师有很大的不同，许多经师都是贵族，而郑玄却生活在田间、民间，他的学生中也一定有一部分是贫民。这样，就进一步推动了学术的下移。

魏晋时期，相继有人起来批评郑学。其中，三国吴的虞翻批评郑玄所注五经违反经义的重大错误就有167处，又说郑玄解释的《尚书》违失有4处，《易注》未得《易经》要领，难以传世。虞翻学习的是家传的今文《易》学，他认为“经之大者，莫过于《易》”，主张依据《易》的八卦，推衍象数，以占卜人事的吉凶。他不信神仙，宣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邪）！”（《三国志·虞翻传》）他是从正统的今文经学的观点反对郑玄败乱“家法”。

王肃像

三国魏的王肃对郑学的批评则属于另一种类型。王肃（195—256年）字子雍，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生于会稽（今属浙江）。他是司马昭的岳父。曾任散骑常侍、广平太守、侍中、太常等职。他通晓群经，曾为《尚书》《诗》《论语》《周礼》《仪礼》《礼记》《左传》作注。他所注解的经书，也不分今文和古文，而是对各家经义加以综合。但他却与郑学对立，凡是郑玄用古文说的，他则引用今文说予以批驳；郑玄用今文说的，他又引用古文说重新阐释。他还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以及根据《孔子家语》立论的《圣证论》，假托孔子和孔子子孙的言论，以作为批评郑学的理论根据。他所创立的经学派别，史称“王学”。

王学与郑学对立的原因：①是为了争夺官方的学术地位。在王学以前的经学界乃是郑学一统天下，皮锡瑞称之为经学的“小一统时代”。至王学初出，因郑学弟子众多，朝廷论讲也还是引用郑玄经注。到司马氏集团当政，因为王肃同司马氏有联姻的关系，所以，王肃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以及他父亲王朗所著的《易传》，都被列于学官，司马懿还奏请将王肃的《孝经传》也列于学官。三国魏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到太学向诸儒询问经义，他主张郑学，而博士竞相以王学的观点相对答。当高贵乡公问，《尚书》中郑玄注“稽古”（见《尚书·尧典》）同天，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王肃则注“稽古”为尧顺考古道（意思是效法前世的功业）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回答说，依据《洪范》（指《尚书·洪范传》）“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这是古代占卜时的一种习惯）的古例，贾逵、马融和王肃皆注为“顺考古道”。因此，王肃的注说是对的。高贵乡公又引孔子所说的“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予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就在于效法天意，“顺考古道”不足以表达尧的德行。庾峻则以他“奉遵师说”为理由，把皇帝的反驳挡了回去（详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正像经学史家所指出的那样，魏晋之际，“王学几欲夺郑学之席”。②是为了宣传本派的经学主张。郑玄注经虽然把今文和古文两家之学综合为一，但毕竟没有超出经学自身的范围。而王肃则不同，他参加了汉末魏初注《太玄》、治《易》《老》的学术活动，曾向宋忠学习过《太玄经》，并且为《太玄经》作过注释，因此，他既崇信儒家名教，又接受了道家主要是黄老之学的影响，他是从经学到玄学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王肃经学思想的重要特征，是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改造了儒家的天道观。他假托孔子之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原注：不闭常通而能久，言无极），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孔子家语·大婚解》）这是说，天道如同日月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而运行不息；它没有给万物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万物的形成正是体现了这种自然而然的作用。目的在于说明天道就是“无为”，顺应天道也就是效法自然规律来治国、驭民、固位和保身。因此，他不同意经学中关于天命的说法。当他在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说“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同上，《五仪解》），并以历史上帝辛（殷纣王）迷信天命，“不修国政，亢暴无极”，“殷国以亡”，以及大戊（又称太戊，商王）因占得亡国的卜，而“侧身修行”“明养民之道”，三年之后国家昌盛的例子，指出“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同上）。认为只要统治者行“善政”、有“善行”，就可以化祸为福，转危为安，强调人为的努力是国家得到治理的决定因素，从而清除了郑玄经注中的若干谶纬迷信。

在政治上，王肃主张“无为而治”。他说：“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为者也，能有名誉者，必无以名誉为者也，达此则其利心外矣。”（《孔丛子·抗志》）这里，王肃把去利欲作为“无为而治”的一个标志。为此，他揭露了统治者“贪而多求，求欲无厌”的许多丑恶现象，特别是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耗费巨资去追求“长生不死”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孔丛子·陈士义》中编写了如下的一段对话：

魏王曰：“吾闻道士登华山，则长生不死，意亦愿之。”

对曰：“古无是道，非所愿也。”

王曰：“吾闻信之。”

对曰：“未审君之所闻，亲闻之于不死者邪？闻之于传闻者邪？君闻之于传闻者妄也；若闻之于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学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学无疑。”

这是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长生不死”的事情，因此，关于此事的传闻完全是虚构的。统治者不应该效法已经被人的亲身经历和事实所证明为错误的东西，不要因为“嗜欲”的扰乱而走上宗教迷信的道路。

王肃还认为，统治者的嗜欲无度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他说：“凡夫之为奸邪盗窃，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孔子家语·五刑解》）这里虽然包含有对一般平民的指责，但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侈靡”而说的。意思是说：一般平民之所以起来反抗，是由于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的“侈靡”无度造成的。他指出，统治者“不预塞其源，而辄绳之以刑”（同上），即不问事情的缘由，就对老百姓滥施刑罚，其结果是“罚行而善不反，刑张而罪不省”（《孔丛子·刑论》），弄得社会越来越动乱不安。因此，王肃反复强调，应“使王公简其富贵”“去君贪利之心”，希望他们能够做到“生不足以喜之，利不足以动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同上，《抗志》），不去计较生死利害，并在此基础上减省刑罚，爱惜民力，使老百姓“百日之劳，一日之乐”（《孔子家语·观乡射》），他称之为“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同上）。在他看来，这样做，天下就太平了，“君无然也”，君主就可以实现“无为而治”。可见，王肃所说的“无为而治”，也吸取了儒家所宣传的三代圣王之治的内容。

王肃的伦理观是强调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满足，这与早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有所区别。他认为，修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治国，国家得到治理是修身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他说：“唯能不忧世之乱，而患身之不治者，可与言道矣。”（《孔丛子·抗志》）国家的治与不治且不要去管它，修身才是最重要的。他讥刺那些忧国忧民的人，就像“是忧河水之浊，而以泣清之也，其为无益莫大焉”（同上）。他还认为，修身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追求富贵，他说：“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同上）这是说，追求富贵，必然“屈己”而受“制于人”，表面上是有所得，实际上却不能保全自己。他以卫人垂钓得到大鳏（大鱼）为例说，卫人先投以鲂为饵，“鳏过而弗视”，再投之以“豚之半体”（半个小猪），鳏终于上钩了。他称这是“贪以死禄矣”。

王肃理想的精神境界是“不愧于道”，这个道又不同于道家的道，而是指儒家所歌颂的先王的德行。他说：“上见尧舜之德，下见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之义，忽不知忧患与死也。”（同上，《论书》）想到先王的德行，马上把患与死都忘掉了。那么，究竟什么是先王的德行呢？王肃发展了早期的儒家思想，他根据封建的等级制度把先王的德行归纳为十项内容，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孔子家语·礼运》），他称之为“十义”。他认为，只要人人根据自己的等级名分，在“十义”中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里面思考，就可以获得社会心理上的平衡，这样，封建社会就和谐了。他声称“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同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将不求而自固。

王学和郑学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但都反映了当时学术要求发展、社会要求安定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