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三变”

王守仁像

王守仁(1472—1529年)，明代余姚(今属浙江)人，初名云，后改今名，字伯安，谥文成。曾筑室于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侧，学者称阳明先生。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改兵部。正德元年(1506年)，因忤宦官刘瑾，谪贵州龙场驿丞。瑾诛，改任南京刑部主事。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曾奉命赴江西、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平乱擒藩。封新建公。在赴广西的途中病逝。

据钱德洪所作《年谱》、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黄绾《阳明先生行状》、李贽《阳明先生年谱》等的记载，其学凡三变:始泛滥于词章之学(一说初好仙、佛)，觉得繁琐、浮虚;继而转向朱学，在江西从学朱学学者娄谅，娄谅对他讲述“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由此，王守仁便深信朱熹的格物之学，他利用随父亲寓居京师的机会，“遍读考亭之书”(《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并在以后的3年中付诸行动。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王守仁根据朱熹“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就能把外在的“理”变成内在的“知”的说法，与钱友“穷格”亭前的竹子，友人格了3日，他格了7日，不但一无所获，而且双方都“劳思致疾”，病了一场。王守仁“格竹”的失败，是他离弃朱学、另辟蹊径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正德三年(1508年)，他在贬谪贵州龙场驿时，有一天夜里，从梦中惊醒，又是欢呼，又是跳跃，“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于是他又从理学转向了心学。王学“三变”，其间经过了近20年的酝酿过程。

王学“三变”，不能仅仅看作是王守仁个人学术思想的变化，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

中国历史发展到明代中叶，宗法制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首先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土地问题上。这个时期，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到16世纪初，皇庄和王府的庄园，占地达数十万顷。例如蜀王的庄田占了成都平原的耕地近2/3以上，大官僚严嵩占有家乡袁州的田地7/10，大官僚徐阶在松江一县就占田地4000顷。农民丧失土地，背井离乡，卧雪眠霜，挣扎在死亡线上，出现了大量“流民”。14世纪末，政府控制的户口有1600多万户，到15世纪末已减少一半。在王守仁生活的年代，农民起事不断发生。他分析其中的原因说:“乃必欲为此(按:指农民起事)，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悯。”(《全书》卷三十三《年谱》)这里，他清醒地把农民起事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统治集团和地主豪强背弃了“民为邦之本也，本固则邦宁。……君民一体，古今同符”(《计处地方疏》)的基本国策，而自食其果。再就是统治集团内部皇室与藩王的内讧、宦官与官僚、官僚与同僚之间争权夺利的倾轧不已。对上述种种丑恶现象，王守仁深恶痛绝。为此，他研究了“格面”(按:指行为)与“格心”(按:指意念)之间的关系，认为“格心”比“格面”更为重要，并且把那些腐败堕落、贿赂公行、贪赃枉法、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作为“破心中贼”(见《全书》卷四)的主要对象。以此启发世人，保持和恢复先天固有的“良知”，人人从自我做起，推动社会进入为善去恶的轨道。王守仁提出了著名的“致良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