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第二节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司马迁的最大贡献是在史学方面。司马迁提出史学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承认历史发展变化是其史学思想的前提，从变化中叙述历史是他的基本方法。《太史公自序》中说，写作《史记》这样一部上自三代下至秦汉的通史，就是为了“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找出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委和结局之间的联系。为此，他首创了史书的书、表形式。用“八书”论述典章制度的起源和古今变化；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对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争霸政治形势的演变过程作出了精当的分析；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对秦国由一个“比于戎翟”的边远小国到统一天下的发展过程作了详尽的分析和叙述。

司马迁提出史学的另一任务是“究天人之际”。在天人关系上，他与董仲舒相反，把重心放在论证人的作用方面。战国以来，魏、齐、秦、楚相继兴起，秦终于统一天下，接着秦代短命而亡，楚汉相争，项羽失败，刘邦建立了汉朝。面对这一系列“兴坏存亡”的历史变化，司马迁都着重以人的作用加以说明。他说：“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史记·穰侯列传》）。项羽对自己的失败作过解释，刘邦对自己的成功也提出过见解。司马迁对项羽把失败归于天意表示反对，说他至死不能觉悟，不能认识失败的现实原因，“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对刘邦的解释则给以赞赏并加以引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这说明司马迁解释历史变化时，自觉排斥天命迷信，坚持人们自己创造历史的观点。

更加可贵的是，司马迁没有把“人杰”描绘成天生的英雄，而是反复阐明时势造英雄的思想。所写的人物传记中如实地记述了刘邦手下的大批谋臣战将，本来只是些贫穷低下的小人物，生逢秦末大动荡的历史时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施展其才能，从而影响了历史发展。萧何为小吏时，“录录未有奇节”（《史记·萧相国世家》）；周勃为布衣时，“才能不过平庸”（《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樊哙、灌婴屠狗卖缯之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建立“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功业。时势造就了一代风流人物。另一些人生不逢时，或不能以自己的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因而埋没无闻。

还要提到，司马迁重视物质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政治的成败，社会的治乱，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他都试图从经济方面去作出解释。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上，他认为齐桓公建立霸业依靠“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魏文侯强国得力于李悝的“尽地力”。而秦国统一天下得力于兴修水利，开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秦统一后的残酷掠夺破坏了经济，弄得“财匮力尽，民不聊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史记·平准书》），于是导致了秦代的灭亡。在人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的关系方面，司马迁认为后者是由财富占有多寡而决定的。秦汉两代都“重本抑末”，实行压制工商的政策。但司马迁却看到，富有的工商社会地位必然随之提高，“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从事畜牧业致富以后，秦始皇给以封君的地位，与大臣一起参与“朝请”；巴寡妇清从事开矿致富以后能够礼抗万乘，名显天下。他还认为经济地位决定道德观念，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废于无”，“人富而仁义附焉”。司马迁还承认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的正当要求，“‘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同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无不追求物质利益。正是求利的动机使农工商贾勤其业，乐其事，日夜不休地劳作。

最后要提到，司马迁对史学的现实功用的看法。《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这可以看做是对“通古今之变”的解释，强调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今世用以“自镜”，把历史作为观察、处理现实问题的一面镜子。同时他也没有把历史经验绝对化，指出古今“未必尽同”，注意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在以史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史记》采取了详近略远的写法。全书对五帝、三代的历史只写了四篇，对汉代不到百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加以详述。在“十表”部分对三代只编写了一篇“世表”，对东周历史也只编写了两个“年表”，而对秦楚之际的历史编写了“月表”，对汉代百年的历史编写了六篇“年表”。这样详近略远的写法固然与远古史料不足、近世史料丰富有关，却也反映了他重视现实的史学思想。司马迁写史，“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突出地表现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他引用有识之士的著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方法既不同于发表空论，也不同于“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比如，《秦始皇本纪》全文引用贾谊的《过秦论》，许多列传中详细引用当时有识之士对秦、汉形势的分析，目的都在于以史为镜，发挥史学的现实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