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错论的科学编史学思想

可错论的科学编史学思想

阿伽西立足批判理性主义原则，高度赞同波普尔提出的可错论科学观，并将之确立为科学编史学的根本原则。传统科学观把科学视为静止的真理，不像伪科学和迷信容易变动或被推翻，波普尔反对此观点，认为科学的价值在于其开放性，科学是与自己展开持续不断的斗争，通过革命和内在的冲突而获得进步，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反驳。阿伽西批判指出，从培根和笛卡儿以来的现代哲学传统强调构建一种科学的、客观的、祛除了主观性和个体性的哲学，科学被视为整个合理性的范型，把人优越于其他物种的理性选择的能力等同于客观性和科学。^[16]阿伽西帮助人们认识到错误作为科学史中一部分的重要性，并以此为科学编史学的基本原则。阿伽西指出，尽管西方科学传统一直是批判性的，但科学史家和科学普及者经常忽略或遗忘科学的批判维度，科学史家常常是以“科学总是正确的”为前提写作科学史，所以阿伽西更赞同卡尔·波普的科学观，不把科学看作是一系列确定可靠的知识，而是前仆后继、永无止境的思想进程及对这些思想的批判尝试，错误是通向科学进步的精美绝伦的思想冒险和伟大贡献。^[17]

阿伽西强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是相统一的，必须把握科学史的整体概况，亦即科学和科学史的形而上学基础。他指出：“科学的价值不在于它为我们提供的实际功用，而在于它帮助我们发展了关于宇宙的形而上学理论。所以我现在进退两难。我既想看到整体轮廓，又不想失去磨难、具体的障碍困难和艰辛。”^[18]简言之，阿伽西认为，科学史应当既见全景又见细节，既见森林又见树木。采纳形而上学而抛弃科学，或倡导科学而敌视形而上学，两者都很容易，但是要同时既倡导科学又采纳形而上学，就不那么容易，或者不那么显而易见地可能了。阿伽西坚定不移地坚持这种总体性方法，是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精通哲学和历史，就不可能做到自我批判——而对阿伽西来说，（自我）批判是西方科学传统的支柱之一，也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实践的一个基本道德层面，因此，“不可能一边简单扼要和笼统概略地赞美科学，一边又抛弃科学的批判维度——而这正是科学史家和科学普及者在干的事情”^[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