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司马迁

第2节　旅行准备：“记者”司马迁

导　航　西汉　汉武帝　史官世家　龙门　太史公

一、司马迁成长记：“史官世家”的传人

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所谓“史官”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商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职能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商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

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即西汉武帝时期，并没有“太史令”这项职掌，他的父亲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司马谈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保守派，他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他的这种素质，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司马迁曾自豪地叙述自己家族的史家传统，把写史视为报效国家、孝敬祖先的伟业，完成史书，为本朝提供大一统的理论依据，成为他自认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少年时光：嬉戏于名胜之地　年十岁则诵古文

最早司马迁家在龙门、黄河之间，龙门山名气很大，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而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他是听着黄河的波涛声来到人间的，在黄河岸边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当地名胜古迹很多，他在家门口就可以饱览山河名景，同时也有机会听大人们讲许多发生在家门口的历史传说和故事。这无疑培养了他对历史的兴趣。

司马迁6岁左右时，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做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司马迁家也举家搬迁到了茂陵，这里成了司马迁的新家。与龙门农村不同，茂陵是一个名流出入的地方，汉武帝后来“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使这里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地方豪强、名流云集的别墅区，董仲舒和司马相如也是这里的住客。

司马迁的家庭属于中下层官吏家庭，大概是所谓的“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能够出粟买爵。因为家里条件不错，所以司马迁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后来，司马谈到了长安做官，司马迁自然也跟着父亲搬家到长安。在长安，父亲又给司马迁找来些当世的名师教他读书。司马迁说自己，“年十岁则诵古文”。有学者指出，当时所谓的“古文”当是指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而不是一种书。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就会读“古文”，可见文史修养之高。

继承父志：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实录历史　编纂史书

汉武帝建元年间（前140—前135），司马谈做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管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保留着史官的传统。此后大约30年，司马谈恪尽太史令职守，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准备着或已开始部分进行他之前的计划——写一部伟大的史书。

但年岁不饶人，司马谈知道自己有生之年已不可能完成这一壮举，所以他把希望寄托在司马迁身上。司马迁秉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司马迁父子把论述“春秋”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汉代以来的历史，作为周公、孔子著史事业的继续。他们认为，这些历史的存逸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尽到史职，这是他们的使命。司马迁后来也颇为自信地说：“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小人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孔子第二自居，所以后来他在孔子故居也多做停留。

二、司马迁的旅行背景：汉代文人爱游学

在司马迁的时代，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想出去旅游。汉朝游学之风早已流行开来，当时许多文人远游异地从师求学，一方面学习知识、扩大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加强社会联系，提高社会声誉，从而求取官职或获取学术成就。

汉代游学之风的兴盛，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之风。但与春秋战国“游说”诸侯的目标不同，汉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游说诸侯国改革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加上春秋战国时代官吏选拔制度不完善，需要“士”直接“游说”国君，以进入仕途，而汉代自汉武帝确立察举征辟制度，明确了选拔人才是经过推荐入仕的。汉代的游学因此变得更加纯粹，寻师求学的性质逐渐加强，尤其越到后期越侧重于拜师学习、获取知识。也有仍痴迷于“游说”的，但大多数亦局限于地方诸郡国。不管是以“学习”还是以“游说”为初衷，最终目的与先秦诸子是殊途同归，仍是期望凭学识进入仕途，获取高官厚禄。

汉代文人求知欲强：游学“儒学”和“学而优则仕”

汉朝废除了秦政苛法，儒家经学的传授和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精通四书五经的经学大师，如传《易》的田何、传《尚书》的伏生、传《春秋》的董仲舒等，在当时都是权威，弟子众多，学术影响极大。虽然汉初几位皇帝不太用儒生，甚至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但自汉武帝即位，儒家就正式登上了主流舞台。

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京师设太学，由政府下达给博士弟子名额，学习儒家经典，经考试合格即授以官职。汉代官吏选拔采用察举征辟制，察举的主要科目孝廉和明经都是以通经为基础的，明经举荐到中央要进行对策考试，也要试经学，公府征辟亦要精通儒家经典。可见，这种选官制度要求文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通经，二是有一定知名度，被达官贵人推荐。

单纯读经远远不能获取名利，精通经典只是具备了踏入仕途的文化素质，还必须有人推荐。谁都不会平白无故推荐一个人，所以想要有人推荐就必须广交朋友和拜名师。也就是说游学者先要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知名度，再利用师友关系，或被征聘或被辟为僚属，或被举荐为孝廉、明经，从而踏入仕途或成为当世名儒。

游学前途明朗：“儒学”最受追捧

游学交友很有意义，既旅游又求知，还扩大了社会交往，为入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那些攻读儒经、广交朋友的人也得以实现孔子当年的理想——“学而优则仕”。公孙弘、平当、匡衡、萧望之、翟方进等人皆以儒生登相位。

同时，不以当官为终极目标而以学为目的者也日益增多。比如卢植游学毕，归家为教授，被征为博士，撰《尚书章句》、《三礼解诂》等书。任安游学归家乡里，教授诸生。杨仁归家任乡里教授。程曾归家任乡里教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著书百余篇，皆《五经》通难，又作《孟子章句》。唐檀归家教授，著《唐子》二十八篇。

汉代游学之士最终或当官，或当老师，一方面为国家效力，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他们著书立说，在众多学科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科学家，不仅推动了汉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甚至有些学术文化成果影响到当代文化的发展。

游学条件具足：经济发达地方的人爱游学

当然，游学之所以盛行，也离不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支持。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座高峰。在这期间汉代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都已日臻完善。此前，经过汉高祖刘邦特别是文景之世的经营，汉王朝由“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萧瑟局面变为“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繁荣景象。

司马迁出游之前，汉代游学兴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面说的游学人数多，二是游学者涉及地域广，几乎遍布汉代各地方郡国。可以这么理解，相当于今天各个省的省会城市都成为游学的重要目的地。汉武帝时期游学则由郡国向全国的政治、文化学术中心京师长安集中。

游学者的籍贯一开始集中在物质条件丰富的地区，如齐鲁周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农业开辟很早，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水利工程设施兴建较早，在西汉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方也是游学的重要出发点。之后，游学地点渐次由中原向四周扩展。此时长安地区设立的太学荟萃了全国的经学大师，既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又成为全国的官吏培训中心。在天子脚下学习无疑令人心动，在学习和当官的双重诱惑下，全国各地慕名到长安“游学”的纷至沓来。

总之，汉代的选官制度、文化教育政策为游学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而经济的繁荣又为游学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促成了汉代游学之风的兴盛。

三、司马迁的旅行准备：拜师学习“读万卷书”

司马迁随父到长安居住后，这一股游学之风对他不可谓没有影响。前面说过，司马谈知道自己有生之年很难完成一部伟大史书的编纂，于是他很注重培养儿子司马迁。他很清楚汉代欲求利禄和有所成就，就必须读书求知，而知的来源首先是书籍，当时得书甚难，“训诂名读，皆由口授”，习经求知必先求师，所以他除了言传身教之外还给司马迁安排了当时的名师。

此时司马迁的家就在长安，父亲又在朝廷做官，司马迁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父亲的安排下，司马迁17岁左右跟着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和大儒董仲舒学习古文和儒学。司马迁的儒家学说主要来自孔安国亲授，他的古文学习也是师从孔安国学《尚书》。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和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

身在长安的司马谈眼界开阔，在人们都来京师长安求学之时，他意识到让司马迁游历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也是求知的重要途径。古代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在撰写有关著作时，都十分注重实际调查，积累丰富的相关资料，同时足迹也遍及祖国的大好山河。司马谈鼓励司马迁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游学可以充分发挥拜师求学的作用，丰富文化知识，精通儒家经典，实地考察历史，为著史创造条件。司马迁的旅游，也被后人认为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当时外出游学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司马迁的家境还算殷实，所以，他也得以从家中挑选良马，打包好充足的物资上路。他的背包里不是只有简单的衣物，他的行程也不是四处乱走。他的行李中一定有笔墨，也装着最喜爱的几本书，应该有《尚书》、《春秋》吧。他的手中攥着一张访问名山大川的旅行计划书：“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从地图上圈出来，这是中原的一大半地方。

史书没有记载他是否沿途谋生，可以想象他的家庭条件当时已足以支撑他如此远大的自费旅行，尽管沿途谋生也是考察体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曾经我为了考察司马迁的足迹，而又不具备殷实的物质条件，所以试过考察江南地区的时候，选择其中一个中心城市作为落脚点生活数月，一边打工一边以此为中心逢假期向周边城镇进发。这也不失为一种更加深入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