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反神学的史学思想

第二节　刘知几反神学的史学思想

刘知几像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680年）进士。武后时曾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修《则天皇帝实录》。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平生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编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弊端，所以他著史强调“直书”“实录”“不掩恶，不属善”，反对主观臆造。他总结出了“三长”的治史方法，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知几传》）“才”指创作的技巧，“学”指创作的素材，“识”指创作的观点。这三者，刘知几最重视“识”，“才”和“学”都离不开它。他所著《史通》就是一部以“识”为主旨的史学评论专著，也可以说是范晔“以意为主”的发展。

刘知几史学思想中的理性主义，集中地表现在他对史学研究中各种迷信传说的怀疑与批评。

自从邹衍开始，用五德终始谈历史的循环，董仲舒在儒家和阴阳家合流的基础上建立了神学史观的理论体系。又经历了两汉之际的谶纬迷信的传播，到班固的《五行志》，形成了迷信风气。经过王充等人的辨正问难，对神学史观有所澄清，但神学历史观并未绝迹。在刘知几生活的年代，唐高宗、武则天曾鼓励奏献祥瑞符命，麟德、仪凤、永昌、天授等年号就是因祥瑞而改元的。武则天更是夸大祥瑞作为以周代唐的手段。据史书记载，华严宗的法藏奉武则天之命，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讲堂“地动”，武则天得知这一情况后大发感慨，声称“斯乃如来（佛的十号之一）降迹，用符九会之文”，意思是说，“地动”乃是佛祖如来对武周政权表示支持的一种迹象，所以她“乃命史官，编于载籍”（《宋高僧传·法藏传》）。以后，中宗称应天皇帝，韦后称顺天皇后，也无非假借天命以神化皇权。刘知几长期在史馆工作，深知这一套神学把戏的实际内容，他反对把神怪传说写进历史，这不只是对神学的否定，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化评述而折射出对社会的抨击。

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把历史研究中的神学观点归纳为四类：①以谶纬迷信入史；②以方术家的奇事入史；③以神奇故事入史；④以阴阳灾异入史。他对其中的阴阳灾异和谶纬迷信的评论最为深入。

刘知几认为，董仲舒、刘向等人是用阴阳灾异观点解释历史的主要代表。他根据史书记载指出，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史实。例如，《春秋》记载昭公九年陈国火灾一事，董仲舒认为是陈国发生了弑君的事件，楚严（庄）王借机讨伐陈贼，乘机灭掉陈国，“陈之臣毒恨尤甚，极阴生阳，故致火灾”。刘知几说：“陈前后为楚灭者三，始，宣（公）十一年，为楚严王所灭。次，昭（公）八年，为楚灵王所灭。后，哀（公）十七年，为楚惠王所灭。”（《史通·五行志杂驳》）楚严王灭陈是在宣公十一年（前598年），而陈火灾是在昭公九年（前533年），这两件事，按《春秋》纪年，在鲁国换了四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在楚国则经历了五代（庄王、共王、康王、郏敖、灵王），可以说是“悬隔顿别”“差之千里”（同上）。所以刘知几批评他们“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同上，《书志五行》），没有一点求实精神可言。

刘知几认为，司马迁、班固等人用天命、谶纬解释历史的说法，也是不可取的。他指出，司马迁在论《魏世家》兴亡时，把魏国的灭亡归之于天命是错误的。他评论说：“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通·杂说上》）他举例说，晋的失国，是由于晋惠公夷吾拒纳忠言；秦的灭亡，是由于“胡亥之无道”，这些都是人事的失算，同天命毫无联系。他认为即使有所谓“亡秦者胡”的谶记和关于国家兴亡的预言，如果有了德才兼优的君主，将亡的国家还是可以得到挽救。亡国不决定于符命，兴国也不决定于祥瑞。例如，周武王伐纣，占卜吉凶，“龟焦蓍折”。龟甲、蓍草都是古代占卜用的器物，龟焦蓍折，就是神明不允许出征，但武王还是出了兵，结果一举灭纣。南朝宋武帝攻打卢循，军中大旗竿断，幡沉水中。迷信的人以为是不吉的兆头，但刘裕毅然出兵，结果大胜。按照古代的传说，鸟入舍，会给主人带来不幸。汉代贾谊在长沙有鸟入舍，次年文帝召他入京。贾谊不但没有遭到不幸，反而得到升迁（参见《史通·书志五行》）。由此，他断定事在人为，没有必要去祈求天命。

刘知几分析了迷信天命、谶纬的社会根源。他认为，远古时候也有所谓“祥瑞”，但那只是“发挥盛德，幽赞明王”的一种表示，“爰及近古则不然，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同上，《书事》）。这是说，后世的祥瑞是臣下故意编造出来讨君主欢心的，君主的道德越差，国家的治理越乱，编造出来的祥瑞就越多。汉桓帝、灵帝时的政治最混乱，他们的祥瑞比文景盛世时还多。五胡十六国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统治者尤为残暴，而他们的祥瑞频出，更是超过前代，“史官征其谬说，录彼邪言，真伪莫分，是非无别”（同上）。他认为做史官的人不能为了当权者的利益而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要敢于“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同上，《直书》）。

刘知几敢于驱除笼罩在历史画面上的神学迷雾，所以他能够看清历史发展的进化趋势。他称之为“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史通·烦省》），即古今的变异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变异的结果是，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他认为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古代的“妄言”还要多于近代，即使是儒家经典《春秋》，由于“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史通·惑经》）。与儒家美化古史的态度不同，他主张史学家应该顺应历史进化的潮流，掌握“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史通·模拟》）的观点，不要做那种“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同上），表现出他在历史研究领域内的“疑古”“惑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