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易学的基础

《周易》《尚书》《诗经》和《左传》《国语》

《周易》是一种古代的占筮书，本称《易》，《左传》中始称《周易》，战国末始称《易经》。《周易》经文来源于卜筮资料。《周易》经文的卜筮形式使其内容割裂零乱、片断无序地分散在卦、爻辞中。它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描述以表达思想、解释现实和推测未来。因此，卦、爻辞具有象征意义，或从脱离字面的具体意义引申出普遍意义。在哲学思想方面，《泰》卦九三爻辞提出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发展观念，在《复》《小畜》《噬嗑》《家人》《大有》等卦的卦、爻辞中也有类似观念。《谦》《否》《履》《中孚》《随》《小畜》《归妹》《需》《乾》《渐》《大畜》《屯》等卦的卦、爻辞中对发展变化的主客观条件作了表述。在政治思想方面，《泰》《井》《大有》《观》《临》《萃》《节》《艮》《豫》等卦的卦、爻辞中表述的德治思想，可以与《书》中的政治思想互为表里，都是重要的西周思想史料。

《周易》学在古代形成了专门学问。有人统计，汉代以后诸史著录的《易》注有好几百种，加上史志未著录的和近代著作，可达千种，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就有185种，存目317种。按流派分，有注重象数的汉学《易》和注重义理的宋学《易》。两派著述中都有一些文字考释，至今仍可参考。近代学者摆脱象数、义理，直接从经文出发，钩稽古史资料，探讨思想内容，开辟了《易》研究的新方向。

《周易》的主要注本：①东汉郑玄《周易注》（辑本），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注本。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汉唐三十五家注，集唐以前汉学《易》之大成。③魏王弼、晋韩康伯《周易注》，“尽扫象数”，以老子学说解《易》，为后来宋学《易》奠定了基础。④宋程颐《周易程传》，宋学《易》的代表作。⑤宋朱熹《周易本义》，宋学《易》的又一代表作。⑥近代学者的著作主要有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李镜池《周易探源》、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等。附带说明一点，《易》及其他古代文献的注本有不同版本。每种注本有哪些版本，收入哪些丛书中，这本教材不能一一介绍。需要时可查阅《中国丛书综录》及有关史料学专著。

与《周易》有关的《易传》是一部哲学著作，包括十篇，也叫“十翼”、《易大传》。《易传》的篇名和内容是：《彖》上、下两篇，解释六十四卦的卦名、卦义、卦辞，分别排列于六十四卦经文之后。《象》上、下两篇，解释卦名、卦义者64条，解释爻辞、用辞者386条，分别插入经文相应部分之后。《系辞》上、下两篇，主要论述《易》的意蕴与功用，也谈到筮法和八卦起源，还选释爻辞19条，独立成篇。《文言》一篇，解说《乾》《坤》两卦卦、爻辞，分别排在《乾》《坤》两卦经文之后。《说卦》一篇，主要记述八经卦所象的事物；《序卦》一篇，解说六十四卦的顺序；《杂卦》一篇，杂解六十四卦卦义，这三篇也都独立成篇。《易传》的写作时代和作者历来争论不休。目前多数人认为，《易传》是战国至秦汉之际的作品，各篇产生的时间也有先后，作者是儒家中一个派别的学者。《易传》产生于《周易》经文形成之后好多世纪。我们一定要注意，只能把《易传》作为战国思想的史料看待，不可与《周易》经文混为一谈。

《尚书》是战国以前官方文件的汇编，汉代列为“五经”之一，始称《书经》《尚书》。《尚书》是上古史书的意思。其内容为史官所记统治者的言论，体裁有诰（君对臣的讲话）、谟（臣对君的讲话）、誓（君主誓众之词）、命（册命或君主的某种命令）、典（记载重要史事的文字）。这些名称有时在篇名中标示出来，有时不标示出来，而只以人名、事件、内容为篇名。

《尚书》编集成书是在春秋战国期间，具体年代和编者没有定论。汉代学者多认为《尚书》是孔子删定的。当代学者已经论定，其中有的篇如《尧典》写成于战国，孔子删定《尚书》说法很难成立，即便孔子做过这个工作，战国时代又有人改定过，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尚书》在先秦时已经广为流传，《左传》《国语》和先秦诸子中已经纷纷引用。秦代焚书之举使《尚书》几乎绝传。有个做过秦博士官的人伏胜，在秦焚书时把一部《尚书》藏入壁中。至汉初他再取出时已断烂毁失不少，只凑得29篇（或说28篇，后又加1篇），在家乡济南教授门徒。汉文帝派晁错去济南听伏胜口授，将29篇用汉代通行的字体记录下来，成为《今文尚书》。汉代又有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几种《尚书》传本，篇数、内容与《今文尚书》有所不同，称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之乱中，《古文尚书》与其他大量古代文献都散失了，从此汉代流传过的《古文尚书》不复存在。东晋时，豫章太守梅赜自称得到一部《古文尚书》，献给朝廷。其中除包括伏胜所传《今文尚书》各篇外，又多出25篇，还多出《孔安国序》和孔安国的传文。这部《古文尚书》流传1000多年后，被证明是一部伪书。因此，其中《今文尚书》所没有的25篇不能作为先秦文献引用。这25篇的篇名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尚书》版本都是出自伪《古文尚书》，也就是说都包括以上25篇后代的托古作品，使用时需加以区别。

《尚书》今文中的虞书、夏书不可能是虞、夏时代人们所记，其中有的篇经过考证，有一定史料价值。夏书中的《甘誓》可能是商代人所写，其中提到“五行”“三正”的观念，是早期五行观念产生的最早史料。商书和周书，特别是周书各篇在思想史上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值得重视的一类是反映商代和西周宗教观念的各篇，如《汤誓》《盘庚》《牧誓》《金縢》《洪范》和《大诰》等。还有一类是反映政治思想的各篇，如《西伯戡黎》《康诰》《多士》《多方》《无逸》等篇。

《尚书》注本也极多。具有代表性的注本有：①《尚书正义》，旧题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是汉学的代表作。②《书经集传》，南宋蔡沈撰，是宋学的代表作。③《尚书今古文注疏》，清孙星衍撰。此书辑录汉、魏、隋、唐旧注，并对旧注作疏，是较为完备的注本。④《尚书正读》，曾运乾撰。⑤《尚书译注》，王世舜撰。后二书是近人、今人所作，便于初学。

与《尚书》有关的有一本《逸周书》，所记内容为西周和春秋史事，原有71篇，今本存60篇。刘向推测它是孔子删定《书》时选剩的材料，成书时代迄今没有定论。其中有些篇写成于先秦，或以先秦史料为据而作是可以肯定的。书中反映的宗教观念和图腾观念可以作为先秦史料研究。它的多种注本中以清陈逢衡《逸周书补注》较为翔实。

《诗经》是西周至春秋的一部诗歌总集，本称《诗》，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称《诗经》。《诗经》共305篇，包括《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汉代人认为《诗经》中的诗是王官采集来的（见《汉书·艺文志》）。近代人指出，《诗经》中的诗有多种来源：有的是乐官采集来的；有的是官吏献给周王，而转入乐官手中的；有的是贵族为祭祀或其他用途创作的，又由乐官谱了曲；有的是诸侯进献的乐歌；还有的是各诸侯国的乐官带到周王朝的乐歌（见高亨《文史述林》）。

《左传》《国语》引诗的范围基本不超出《诗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国请吴公子札听周乐，当时乐工演唱了《诗经》中的全部诗歌（只有《曹风》在吴公子札的评论中没有提及）。这些记载证明春秋末《诗经》的定本已经形成。《诗经》的整理者可能是孔子。西汉时传《诗经》的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鲁人毛亨四家。四家所传经文大体相同，解说互有歧异。至南宋时，其中三家传本都已散失，只有毛亨传本流传至今。

《诗经》中的《周颂》《商颂》《桧风》《豳风》是西周作品，《鲁颂》《王风》《郑风》《唐风》《秦风》是春秋时期的作品。《雅》和其他国风中有西周作品，也有春秋作品。《诗经》中不少诗篇反映了西周初年至春秋末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作为思想史资料，《雅》《颂》中某些篇章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祖先观念和宗法思想，还反映了统治者“敬天保民”的政治观念。其中西周末期厉王、宣王、幽王时期的作品和春秋时期的作品，有不少反映出当时宗教世界观的动摇，具有无神论的萌芽。从国风部分则可以看出下层群众的反抗意识以及社会伦理观念。

古人研究《诗经》的著述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毛诗序》。它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后汉书·卫宏传》认为《毛诗序》的作者是卫宏，得到近代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毛诗序》多附会穿凿，解释与诗意相违。宋代学者开始力图摆脱《毛诗序》的束缚，重新认识《诗经》。至清代，关于《毛诗序》的争论仍在继续，其原因是宋代至清代的学者都不能从《诗经》是儒家经典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近代学者顾颉刚、郑振铎、胡适、闻一多、高亨等人，摆脱经学的束缚，从诗篇的本意去认识《诗经》，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方向。

《诗经》的主要注本：①《毛诗正义》，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疏，是汉唐研究《诗经》的代表作。②《诗集传》，宋朱熹撰，是宋代研究《诗经》的代表作。③《毛诗传疏》，清陈奂撰；《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撰。这两本书是清代研究《诗经》的代表作。④近代以来的注本有高亨《诗经今注》等。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通称，又称《左氏春秋》《左氏传》，是《春秋》三传之一，按照《春秋》编年顺序记述春秋时代的历史。历来认为《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但是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左传》是刘歆伪造或后汉人所作。康有为、胡适、钱玄同也都同意他的看法。皮锡瑞在《春秋通论》中提出这个看法的依据是《汉书·刘歆传》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话而已，及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其实，这几句话并没有否定左丘明是《左传》的作者。《国语》是春秋国别史，记载周、鲁、齐、晋、楚、郑、吴、越八国的历史，共21篇。因为“其文不主于《经》（指《春秋》）”（韦昭《国语解》），又称为《春秋外传》^[1]。《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没有异议。作《左传》《国语》的左丘明是什么时代人则有不同说法，或认为是孔子以前的人，或认为是孔子弟子，或认为是战国时人。一般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但并不是孔子的弟子。

《左传》和《国语》被看做解释《春秋》的书，这两部史书内容丰富，史料价值远在只言片语式的《春秋》之上。研究西周、春秋思想，可以在《左传》中找到许多可贵资料。《左传》中叔兴、臧文仲、史嚚、韩简的言论，反映了春秋时代天命神学的动摇和无神论思想的萌芽，见于昭公元年，僖公十五年、十六年、二十一年，庄公三十二年。医和的言论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医学思想，见于昭公元年。史墨的言论，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见于昭公三十二年。子产、晏婴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的重人轻天思想和开明政治思想，见于昭公十八年、二十六年，襄公三十一年。此外，桓公六年、十五年等处的记载是研究春秋时代伦理观念的重要史料。《左传》中多次引用的孔子言论可与《论语》相比照，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史料。《国语·周语》中伯阳父论地震的言论和《国语·郑语》中史伯论五材的言论，是西周末期阴阳五行学说的重要史料，《国语·越语》保存着范蠡哲学思想的最基本的史料。

《左传》的主要注本：①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释》，是现存最早的、流传最广的《左传》注本，唐孔颖达为其作《疏》。②晋杜预、宋林尧叟合注，唐陆德明音义《春秋左传杜林合注》；晋杜预注、清姚培谦补辑《春秋左传杜注补辑》，清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都是杜预注本的补充。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最新、最详备的注本。另有沈玉成《左传译文》，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与之相配，给阅读、研究《左传》提供了极大方便。《国语》的主要注本：①三国吴韦昭注《国语》，是现存最早的注本。②民国黄模《国语补韦》。③近人吴曾祺《国语韦解补正》。④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博采诸家并有撰者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