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民主党是谁创立的

第一节　辛亥前夕的思想变化

庚子之变后，清朝统治者痛定思痛，由慈禧太后主持展开“回銮新政”，力求以改良来缓和社会矛盾，延长清廷寿命。一批由维新人士转化而来的立宪派，试图在新政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晚清新政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成为激起社会动荡的新源头。在推行新政过程中，立宪派的思想倾向及其变化，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立宪派，一般指清末主张立宪并且积极参与和推动宪政改革的人士。晚清的立宪派，有一些是从维新变法中的政治活动家转变而来，还有不少是接受了新思想的士绅。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要求远学英德，近学日本，实施君主立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派声势空前壮大，他们以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舞台，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上倡扬民权，在经济上要求收回利权，在教育上开办各类学堂，成为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对清王朝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晚清的立宪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逐渐孕育出来的。洋务运动后期，王韬、郑观应等人，就已经开始接受西方式宪政的观念，发出了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吁，要求仿行泰西各国的议院制度。“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郑观应《易言·论议政》也有类似议论)然而，洋务派对宪政的解释，多是用传统的“三代之治”比附。如“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书》有之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以无乱，外可以无侮，而国本有若苞桑磐石焉。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6页)

在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已经提出了君主立宪的目标。不过，当时的维新派对宪政的认识相当浅薄，仅仅看到了开议院的政治参与作用和上下沟通作用。康有为说:“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孟子》进贤杀人皆归之国人，《洪范》谋及庶人，即此义也。”(《日本变政考》卷六按语)他以人体的大脑比喻君主，以心脏比喻议院，以手足比喻行政，以耳目比喻司法，而且处处同中国历史对照讲解。所以，康有为主张的议会政治和三权鼎立，不过是尧舜禹三代之治的近代翻版，所起作用是舆情工具而已，与晚期洋务派的见识如出一辙。“夫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洪范》之大疑大事，谋及庶人为大同，《孟子》称进贤杀人，待于国人之皆可，《盘庚》则命众至庭，文王则与国人交，《尚书》之四目四聪，皆由辟门，《周礼》之询谋询迁，皆合大众。尝推先王之意，非徒集思广益，通达民情;实以通忧共患，结合民志。”“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上清帝第二书》，《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135，339页)但康有为毕竟一直主张立宪，所以，当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时，他立即把自己的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称:“本会以救中国为旨，昔以皇上变法，舍身救民，蒙险难，会众咸戴，以为非保圣主，不能保中国，故立会以保皇为义。今上不危，无待于保，会务告蒇，适当明诏，举行宪政，国民宜预备讲求，故今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亦称为国民宪政党，以讲求宪法，更求进步。”(《行庆改会简要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2页)

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流亡之后，在对立宪的认识上要深刻许多。他已经接受了君权民授、君权有限、政府限权、民主治国的观念(见《立宪法议》《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等文，《饮冰室文集》之九，之十)。梁启超对政府职责的认识，已经接近西方的“守门人”理论。“一曰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文集》之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影印本)这种思想深度，使梁启超成为立宪派的思想领袖。但是，出于救国的需要，梁启超有意识地在倡导立宪的同时主张国家至上。“天下未有无人民而称之为国家者，亦未有无政府而可称之为国家者。政府与人民，皆构造国家之要具也。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文集》之十)这就导致了梁启超的多变和彷徨，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如伯氏言，则民约论者适于社会而不适于国家，苟弗善用之，则将散国民复为部民，而非能铸部民使成国民也。故以此论，药欧洲当时干涉过度之积病，固见其效，而移植之于散无友纪之中国，未知其利害之足以相偿否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文集》之十三)梁启超由此走向以开民智为民主先决条件的“新民说”，赞同“开明专制”。与后来怂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相比，梁启超虽然在要不要帝制的问题上与杨度意见相左，但两人的思想方式却十分接近。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引发了中国报刊对立宪的呼吁。当时许多人认为，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不是小国对大国的胜利，而是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胜利。《东方杂志》出版了主题为《宪政初纲》的临时增刊，在《宪政初纲缘起及立宪纪闻》中称:“甲辰日俄战起，识者咸为之说曰:此非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日本“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立宪纪闻》，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第12页)《中外日报》也说:“近者甲辰日俄之战，知微之士闻之，亦曰:此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二治术之战也。自海陆交绥以来，日无不胜，俄无不败，至于今，不独俄民群起而为立宪之争也，即吾国士夫，亦知其事之不容已，是以立宪之议，主者愈多。”(《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中外日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东方杂志》1905年第12期转载)立宪派的孙宝琦以驻法公使身份直接呼吁最高当局，请求仿照日本立宪。“盖立宪政体者，实所以尊君权而固民志，与我大清一统抚驭全国之宏谟适相吻合。近年中国民志大开，凡有血气者无不痛国势之衰微，愤外侮之凭陵，昌言改革，莫之能遏。宝琦窃维倡论自下，恐为酿祸之阶;决议于上，乃为致治之本。伏愿王爷中堂大人，思穷变通久之义，为提纲挈领之谋，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图。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全邦本。”时论吁请以立宪定国是。“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定国是在立宪法，立宪法之希望即今日欧美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义也。”(《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东方杂志》1904年第7期)1905年7月，北洋大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南洋大臣周馥联衔上奏，倡言立宪。清廷即时颁布谕旨，特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清廷颁诏，宣布“仿行宪政”。

为了筹备立宪，清廷于1907年成立了“宪政编查馆”，起草了大量宪政文献。在宪政编查馆存续的4年内，它起草、审核、发表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会议厅规则》《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内阁官制》《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户籍法》《结社集会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宪法大纲》的制定，而真正对立宪起实际推动作用的主要是各项具体法规，尤其是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设立，为立宪派提供了重要舞台。

在鼓吹宪政方面，咨议局起了重大作用。1909年，各省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多数由立宪派人士控制，如江苏的张謇、奉天的吴景廉、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人，都以议长之职主导着咨议局的行动。他们凭借自己的知名士绅身份，上逼中央，下压督抚，要求清廷缩短预备立宪时限，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要求各省督抚接受咨议局的政务监督，对相应具体事务提出质询弹劾;有些省的咨议局组织、参加了拒债、保路、保矿等斗争。例如，江苏咨议局一成立，张謇就发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书》，吁请清廷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成立责任内阁。影响最大的是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商界、学界、士绅、官员集体行动的三次请愿。中央的资政院，也在立宪大潮中以临时议会的姿态尽力参政，弹劾军机大臣。但是，控制朝政的皇族亲贵，给资政院泼了一头冷水。“军机大臣负责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宣统政论》卷二十九)很快人们认识到，所谓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场骗局;所谓责任内阁，不过是皇族亲贵掌权。于是，舆论开始转向革命。在这段时间内，立宪派在宣传民主、宪政、法治、民权等新思想方面有着较大作用，包括后来革命派的许多思想资源，也是来自于立宪派。

立宪派不希望发生革命，但是他们对皇室贵族控制朝政的不满更大。尤其是在光绪与慈禧死后的政局变化中，满族亲贵的少不更事和专横跋扈，彻底打破了立宪派的幻想。于是，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开始同情革命，即便不赞成革命，也持观望态度。由于皇族内阁政治上的腐朽和低能，这些原本极力促进晚清改革的立宪派不断受挫，而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的革命派迅速壮大，激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思潮。尤其是在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以救亡图存的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黄兴、陈天华等人回到两湖，成立了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组织的中国教育社和爱国学社改组为光复会。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组建同盟会，标志着革命组织的统一。此后，同盟会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

与立宪派程度不同地同情革命派不一样，革命派从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出发，多数视立宪派为革命的障碍。早在1903年，孙中山就在《敬告同乡书》中公开宣布:“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2页)然而，其时社会对革命的支持度远远不够，多数人还是把革命派看作“乱党”。所以，革命力量在当时还非常薄弱。不过，革命党人的宣传工作，已经在迅速扩展，革命思想也广为传播，尤其是在留日学生中，宣传革命成为时尚。1901年，宣传革命的《国民报》在东京创刊，随后，《游学译编》《大陆》《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新湖南》《孙逸仙》《黄帝魂》《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鼓吹革命的书刊陆续出版发行，逐渐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力。尤其是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是当时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代表作。

邹容像

革命派的理论来源，实际同立宪派接近，都是来自西学中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他们的基本观点，在主张进化论和民权民主观念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立宪派看重宪政和改良，而革命派直接搬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模式。从邹容在《革命军》中列举的书籍，就可以看出其思想来源。“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

号称“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1885—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参与革命，自比法国卢梭，回上海后结识章太炎，撰写《革命军》，由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大同书局出版，《苏报》大加宣传，加之《苏报》刊登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由此引发了“《苏报》案”，邹容被囚死狱中。他的《革命军》二万余字，气势磅礴。章士钊在《苏报》上的书评称:“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挦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读革命军》，《章士钊全集》第1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革命军》富有鼓动性。“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赞扬卢梭等人的革命思想道:“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旌，以招展于我神州上。不宁惟是，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谈及革命之原因时，邹容以大量篇幅强调排满，可见当时革命宣传中“驱逐鞑虏”的份量:“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贼满人所得而固有也”。“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谈及革命之教育，邹容分为野蛮之革命和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文明之革命，有破坏，有建设。为建设而破坏，为国民购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一切权利，为国民增幸福。”“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邹容强调，革命必先区分国民和奴隶，去奴隶之根性。“曰国民，曰奴隶，国民强，奴隶亡。国民独立，奴隶服从。”“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曰奴隶也，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居处，莫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莫不奉之主人之手。”邹容主张，革命后的国名为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家，参照美国之法立宪，实行自治。《革命军》通篇慷慨激昂，饱含热情，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中，夹杂种族观念和排满议论，“共和”与“皇汉”并列，反映了清末革命宣传中的实际情况。

陈天华像

陈天华(1875—1905年)是与邹容齐名的革命鼓动家，因抗议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而蹈海自尽。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用民间弹唱词的方式，以通俗语言宣传革命思想。《猛回头》的引子是:“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其中有大段说唱词，抨击清朝的种族统治和列强的欺凌侵略。“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我中华，原是个，有名大国;不比那，弹丸地，僻处偏方。论方里，四千万，五洲无比;论人口，四万万，世界谁当?论物产，真是个，取之不尽;论才智，也不让，东西两洋。看起来，那一件，比人不上;照常理，就应该，独称霸王。为什么，到今日，奄奄将绝;割了地，赔了款，就要灭亡?这原因，真真是，一言难尽;待咱们，细细数，共做商量。”“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天常?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他们来，全不要，自己费力;只要我，中国人，自相残伤。”“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俺汉人，自应该，想个计策;为什么，到死地，不慌不忙?痛只痛，甲午年，打下败阵;痛只痛，庚子岁，惨遭杀伤。痛只痛，割去地，万古不返;痛只痛，所赔款，永世难偿。痛只痛，东三省，又将割献;痛只痛，法国兵，又到南方。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践;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兴无望。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怕只怕，做非洲，永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怕只怕，做澳洲，要把种灭;怕只怕，做苗瑶，日见消亡。”尾声以沉痛语气道:“瓜分豆剖迫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陈天华的作品，流传乡野，影响广泛。

与邹容、陈天华齐名的，还有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1875—1907)，她以诗文抒发革命情感，“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杞人忧》)。她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在陶成章与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任督办，训练革命力量，后被捕就义。秋瑾就义事件是民众舆论由支持立宪到同情革命的转折点，从此，伴随着晚清新政的破产和立宪派的失望，革命派的影响迅速扩大，为辛亥革命进行了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