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哲学永恒的对象

3.X是哲学永恒的对象

（1）X作为哲学对象无法代替或抛弃

曾几何时，把哲学认定为时代精神精华、文明活动灵魂的中国哲学界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有统一的固定的回答，即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亦可表述为主客、心物、灵肉、思有等）的关系问题，并把古今中外所有的哲学派别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彼此对立斗争、毫不相容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派别。

显而易见，虽然“思维和存在”中的“存在”、“精神和物质”中的“物质”，以及“世界观”等概念与哲学对象本体X概念相通（实际为哲学本体X的具体表现形态），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也可以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基本问题，但这一问题终究不能取代哲学本体而成为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最高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不二对象。至于“方法论”以及“最一般规律”等概念的抽象概括程度更是在哲学本体X概念之下，则更不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从西方学术史看，先是由哲学衍生出科学，近代以后，哲学则成了与科学并行的学科。这是人类的哲学理性在寻绎哲学本体X的漫漫道路上艰难疲惫跋涉千百年后一度放弃努力，于近代（经由笛卡儿、康德和黑格尔）将哲学研究重点逐渐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结果。有关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衍变轨迹可从上述哲学对象由古代到近代的变化管窥一斑。

近代以降，人类的哲学思维之所以远离甚至放弃本体X这一哲学研究对象，而将哲学研究重点转向抽象程度较低、较为具象的认识论领域，有其深刻的时代经济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心理原因。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崛起和迅猛发展，带来了经济的蓬勃繁荣和财富的空前增长，同时也带来了重物质轻精神的急功近利的拜物心态，加之人类寻绎破解哲学本体X历经两千余年毫无结果，而深感迷茫、困顿和无助，人类的精神需要休憩、慰藉和调整，因此一度失去了对于极度抽象的哲学本体X寻绎和论证的热情，这正是哲学发展在近代经由笛卡儿、康德等人出现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时代经济和社会心理基础和条件。与此同时，哲学本身也放下孤芳自赏的高傲架子，不再居高临下，傲视群科，不再是科学的科学、学问的学问，而成了与科学平起并行的学科。

虽然，在中国有一些哲学家，如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仍执迷于形而上学情结，孜孜不倦地在这方面进行研讨，但与世界整体的哲学发展大局无甚大关联，对于中国整体的哲学发展大局亦无甚大影响。而中国另外的一些学术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梁启超、章太炎等，则倾心倾力于总体的综合的大学问大体系，在哲学本体方面的研究并不突出。

然而，近代哲学拐向认识论是对哲学本体X暂时的无奈回避，并不意味着永久抛弃本体论。认识论毕竟不是本体论，认识论不能等同更不能代替本体论，认识论重向本体论回归、哲学再度拥抱哲学本体X是人类理性精神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而且，在哲学转向认识论过程中，本体论也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哲学，在认识论中也始终抹不去本体论的影子。本体论无法抛弃。抛弃本体论，就是抛弃哲学本体X，就是抛弃哲学本身。人们有理由期盼，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本体论，在经由认识论转向的沉寂之后，像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一样迎来本体论自己的复兴。本体论不但要复兴，更要发展，因为人类纪元已进入21世纪，社会的物质文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的精神文明也有了长足发展，对于本体X的寻绎研究理应开启历史新纪元。黄老之“道”、程朱之“理”、陆王之“心”、柏氏“理念”、亚氏“实体”、巴氏“存在”、黑氏“绝对精神”、康氏“自在之物”……俱往矣，数哲学本体发展，还看今朝吾侪之“X”。

（2）X是人之为人的理性情结

以人为前提和目的的第一哲学，是人类作为主体“存在者”对于客体“存在”的反思与寻绎，是对世界终极意义的最高阐释，是人类自我定位的工具和心灵的慰藉。作为高等智能生物的人类永远不会抛弃哲学本体X，人类需要把哲学本体X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性家园和终极精神皈依。

哲学是研究人类创造的最高概念即哲学本体X的学问，没有最高概念，就没有哲学；有了最高概念，就有了哲学。最高概念的问世，是哲学诞生和存在的根本理由和标志。只要最高概念存在，没有哲学也会产生哲学，有了最高概念作保证，哲学就永远不会消失。哲学本体X可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一切宗教的最高概念一网打尽、尽皆收罗，哲学本体X可统一或代替所有哲学和宗教的最高概念。哲学本体X是“属”，其他一切最高概念是“种”。

以哲学本体X最高概念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是本真的哲学，或称元哲学、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这一形而上学亦被称做第一哲学）。哲学本体X最高概念是哲学的“魂”，是哲学的本质、实质和核心，是哲学不争的、唯一的和永恒的对象，是哲学的真正起源、探索动力和终极秘密。世界上不应有中医、西医等之分，只有医，医是共通的；不应有中国科学、西方科学等之分，只有科学，科学是共通的；同理，不应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等之分，只有X哲学，X哲学是共通的。共通的医、共通的科学、共通的哲学是超国度、超民族的，是放之四海而同一的。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本体X最高概念这一研究对象，犹如水中月、镜中花，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外，可望不可及，可思不可得。或许，这是造物主预设的留给高等智能生物的一道难觅其解、难求证悟的最大难题。然而，已经过去的世世代代，哲人们为寻绎破解这一难题，如疯如魔，殚精竭虑，虽求之不得，却欲罢不能。放眼未来的世世代代，情形或许一将如此。寻绎和破解哲学本体X这一人类所寄寓其中的宇宙的最大谜团，是哲学永恒的责无旁贷的使命和梦想。

如果以哲学本体X理论不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而对其加以否定，这是十分不恰当的。不要说极端抽象的哲学本体X理论，就是一般的科学理论，也只是逻辑推导上能成立，而不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例如，阿基米德所说的“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地球”这句话，他是根本无法证明的。有人专门进行过计算：即使真的找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作为支点，也制成了一根足够长的杠杆，做功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那么，阿基米德大约需要花费30万亿年时间，行走1亿亿公里，才能把另一端重约6千亿吨的地球撬起1厘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阿基米德说的是无法证明的像是不着边际的“大话”，但又有谁能够怀疑这个“大话”所包含的真理即“杠杆原理”呢？

哲学本体X是人类“爱智慧”、“学智慧”、“用智慧”的必然诉求，无论是人类个体（每个抽象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还是人类整体（对哲学本体X进行理论化、系统化深入阐释的哲学）均是如此。人类与动物的最本质区别从极抽象的概念这一角度看或许就在于人是有哲学的，是懂得哲学本体X的意义和价值的。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不能认为有了哲学、有了哲学本体X，就有了一切，但是，没有哲学、没有哲学本体X，没有这一具有信仰色彩的精神皈依的对象，我们或许会在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要素方面丧失很多。

哲学本体X到底是什么？从其属人的最高概念的角度界定可以说什么都是（与庄子的“道在屎溺”有得一比），或什么也不是，这两种回答在理论意义上是等值的。“本体X属人”包含两层意思，既本体X属人类全体又属人类个体。从人类个体的角度看，哲学本体X一人一样，各不相同，其特点决定于个体的大脑（X的基因密码隐匿于大脑中枢神经细胞之中）：你把X想象成宇宙始因，那么X就是宇宙始因；你把X想象成神灵上帝，那么X就是神灵上帝；你把X想象成有，那么X就是有；你把X想象成无，那么X就是无（老子的“道”就是无）；你把X想象成偶然、概率、灵感、机会、因缘，等等，那么X就是偶然、概率、灵感、机会、因缘，等等，不一而足。

人是哲学的动物，具有与生俱来的X情结，哲学本体X是人的必然和必须的信仰。人的一生或迟或早、或自觉或不自觉都会由感性过渡到理性，追问生命本质和宇宙原因，犹如剑麻破土、雏鹰振翅、洪涛奔泻、岩浆喷涌，不可遏制地释放潜藏心灵深处、具有强大潜意识力量的X情结，在不同的程度上变成哲学家，拥有自己的X，自己的宇宙。可以这样比喻，在人的感性世界里，“爱”是最可珍贵者；而在人的理性世界里，“X”则是最可珍贵者。

例如，当作为物理学家的牛顿提出天体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时，实际上他已成了哲学家，尽管他表面上拒绝哲学，说过“物理学，要警惕形而上学啊”，他的X就是他寻绎的“第一推动力”；当作为天文学家的伽莫夫想象“大爆炸”的宇宙起点（“宇宙蛋”）时，实际上他已成了哲学家，他的X就是他寻绎的“宇宙蛋”（说穿了，实质上是一个逻辑质点）；当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追索命运，不服命运掌控，发出“要扼住命运的喉咙”这一呐喊时，实际上他已成了哲学家，他的X就是掌控他的神秘的命运（贝多芬是聋子，但却是乐圣，他确实值得追索命运）；当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屈原在《天问》一诗中连连发出“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这样的疑问时，这是屈原以诗的形式面向苍天追究哲学本体，实际上他已成了哲学家，他的X就是他寻绎的在天地之外的本因；当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陈述意欲“究天人之际”这一写作《史记》的重要原因时，实际上他已成了哲学家，他的X就是他寻绎的在人之上的“天”；当作为文学家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好了歌》解悟宿命，反复吟诵“神仙”时，实际上他已成了哲学家，他的X就是他寻绎的决定宿命的“神仙”；当作为传教士的耶稣基督勾画创造“耶和华”这一万能的造物主上帝时，实际上他已成了哲学家，他的X就是他寻绎的“上帝”；……当任何一个人（包括本书作者和读者）一旦对关乎生命本质和宇宙本原的终极问题发生浓厚兴趣，并以矢志不渝爱恋般的热情和百折不回宗教般的意志，倾心倾力寻绎，有所开窍领悟、有所发明建树时，那么这个人也就成了哲学家，他的X一定会由于他的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学养悟性、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而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名称。

或许寻绎X也要经历亥姆霍兹的“三阶段”或王国维的“三境界”。有“万能博士”之称的德国科学家亥姆霍兹曾提出过治学的“三阶段”说：第一阶段为“饱满”（充分把握），第二阶段为“酝酿”（覃思苦虑），第三阶段为“顿悟”（觅得灵感）。无独有偶，中国国学大师王国维揭橥过治学的“三境界”说（或许是对“三阶段”说的借鉴和翻造，王国维对德国文化颇有研究，甚至翻译了一本题为《势力不灭论》的著作，“势力不灭”即“能量守恒”，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者正是亥姆霍兹）：第一境界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志存高远）。第二境界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忘我投入）。第三境界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顿悟成功）。“三阶段”说的是科学，“三境界”说的是文学，寻绎哲学X的灵感顿悟又何尝不是如此。第三阶段和第三境界是心灵通透、豁然开朗、一顺百顺、如意遂性的最高阶段、最高境界，佛学上所谓“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即心是佛”、“见性成佛”等说法与此有相通相同之处。

X是属人的，有了X，人便能以冷峻深沉的理性思维，展开对于人生、宇宙、精神的本质和始原问题的深入探索、寻绎，就像在感性世界里寻绎到属于自己的“爱”一样，在理性世界里寻绎到属于自己的“X”，从而使得生命充实理性光芒，更加具有悟性和创造性，使属人的作为人的本质外化的宇宙更加丰富精彩、和谐完美。（有关人和宇宙的关系，请参见本书上编第三篇《X与宇宙》和第五篇《X与和谐——以老子哲学为例》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