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是永恒的

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港市，是法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港口。波尔多有几家出色的图书馆，大学图书馆藏书二十五万卷（里尔仅五万卷），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量。正在扩大、发展着的波尔多大学向迪昂伸出欢迎之手，《波尔多大学总汇》迅速报道了迪昂的赴任：“迪昂先生满载公认的声誉，精神抖擞地来到我们中间。”

迪昂到任后拜访的第一个人是布吕内尔（G.Brunel）。这位著名的数学家与迪昂1882年在高师相识，他从1896年秋起任理学院院长，1898年任代理校长。迪昂与布吕内尔似乎心融神会：绝对正直的个性，有洞察力的心智，无私奉献的责任感，广泛的智力兴趣。迪昂深知，像布吕内尔这样的人在大学中并不多见，尤其是在学术严重政治化的时期，因此二人的心心相印对迪昂潜心事业无疑是一个好兆头。迪昂注意到，大学教师的视野必须扩展到本专业之外，促进各种较高知识分支的真正统一。为此，他第一个在波尔多——也许是在法国——开设了一门综合性的课程，该课程在十年间吸引了各个学院的学生、教师以及其他听众。在这样做时，迪昂从布吕内尔那里得到支持和鼓励，布吕内尔还把理学院教授1854年创立的物理学家和博物学家科学学会变成活跃的智力交流机构。

理学院院长拉耶（G.Rayet）高度评价迪昂的才华，但拖了两个月却未向迪昂提及物理学空缺教席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位年已五十八岁，在波尔多做了二十年讲师的物理学教师也想得到这个席位；他虽说工作勤勤恳恳，但才能平庸。拉耶向高等教育司司长利亚尔建议，把现有的教席转为实验物理学教席给那位老教师，而为迪昂另增设一个理论物理学教席，这样即可做到两全其美。利亚尔也乐于这样做，以掩盖他把迪昂流放到波尔多。

1895年3月11日，教育部颁布新教席的创设和迪昂的任命——最低级即四级教授，年薪6000法郎。迪昂对这一晋升的感情是复杂的。校长库阿特早在里尔就是迪昂的上司，他对迪昂头一年工作的评价颇高。他认为迪昂的教学是最成功的，对物理学实验的组织是出色的，并赞扬迪昂是卓越的教授和优秀的同事，其表现是完美无缺的。

到1897年，迪昂通过巨大的努力，已经把波尔多大学的物理学教学和研究提高到一流水准。在世纪之交那些年，迪昂先后开设的第一组课程包括热力学、物理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光学、弹性学、声学和电动力学，第二组课程是永久变态和滞后作用、广义热力学和能量学、麦克斯韦理论和赫兹实验、黏滞性和热力学原理、刚体的有限变形、稳定性和小位移。这些课程内容也反映了迪昂出版物的主要论题。迪昂全神贯注地致力于他的教学和写作，他订了一个二十年的长远规划，他不再迫切企望他的学术成就会最终赢得巴黎的教席。

长期从事智力探索的迪昂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像生物一样，也是在竞争中进化的；创造一个自由竞争的智力环境，对于智力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今天借助达尔文进化论诠释科学进步的人，一定会为迪昂1898年一篇论文中的观点的独创性而震动：

对所有生物为真的东西对科学学说也为真：这就是通过在它们之中进行的斗争和选择，这就是清除假观念的战斗，这就是迫使正确的观念要求使它们的证据更精确、更牢靠的斗争，这就是迫使富有成果的观念提供它们所有产物的斗争。

假如科学完全处在一个地方，那么这种观念的斗争则是不可能的；当这种绝对的集中生效时，人们长期在每一个知识分支面前仅发现一个老师和这位老师的门徒们。这位不再面临矛盾、早就习惯于把他构想的最佳观念视为天才产物的老师，几乎一点也不关心使他自己避免过分信赖他自己的判断，避免过分信赖无法使他防范犯错误的习惯。门徒们认为老师的教导是至理名言，而不借助自由讨论通过与对立学说接触而改进它们，他们对已经获知的反复教训已形成了无动于衷的习惯，其结果不再汲取教训了。

正因为我们感到听任法国科学达到这一点是多么危险，所以我们需要看到我们大学全力以赴武装起来进行竞争。我们希望，在里昂宣布的学说可以遇到在图卢兹或南希出现的对立的学说，在巴黎宣布的学说可以在里尔或波尔多得以发展。我们希望，在法国每一个科学家可以每时每刻发现这样两个基本的科学工作的条件：支持容许他自由地提出他的所有观念，反对责成他只产生成熟的观念。

迪昂在波尔多成功地培养出八名博士生。迪昂是一位对实验有很深根基的理论家，他指导的一篇博士论文就严重地偏向实验。迪昂的一位博士生索雷尔（P.Saurel）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在纽约市立学院工作了四年，能用法语流畅地讲演和写作。要知道，在法国读博士学位的美国学生要花费很长时间，要通过各种科目的麻烦考试。索雷尔选择到法国读学位，显然是冲着迪昂来的，这说明迪昂在美国科学界和学术界颇有声誉；广而言之，也说明美国人对法兰西精神——“迪昂就是这种精神的伟大代表者”——的钦慕和向往。在1900年的博士论文答辩中，迪昂是这样揭示和赞美法国精神的：

尤其爱好精确、秩序和明晰，天生敌视含糊不清的、不连贯的、有危险性的或过分的东西，法国精神似乎出于它的使命，通过授予每一个观念以恰当的形式并赋予它正确的地位而组织科学。在英国以及在德国有一句俗话说，在没有用法国方式深思一种学说之前，它并未获得它的确定形式。人们乐于宣称，法国人在把孤立的研究融合在一起，并由它产生所谓的经典专论的逻辑成果之艺术品方面，达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

典型的心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Euclid，约前330~前260）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前212)使他们的观念沉浸于其中的这种形式本身，不变地作为人的推理的十分美丽的模式和永远真实的形式施加影响。根本不必惊讶，是这种精神的创造者并被他们的产物所迷恋——就像皮格马利翁 ^[1] 被他的雕像所迷恋一样——的希腊人，能够在其中辨认出优越于我们世界的理想世界的记忆或幻想。在现代成为这种心灵的保管人，正是法国的伟大智力的荣耀。为了使人们确信这个真理——如果法国不坚持这一古典心灵的准则，那么在短时间后人类的知识便会迅速地变成巴别塔 ^[2] ，这只要想起法国长期忽视的那些科学分支的混沌状态就足够了。

迪昂最后一句话似对法国精神的式微怀有忧虑之情。不过，迪昂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希望更多的外国学生来波尔多学习，也希望法国精神和文化能在世界得以弘扬和传播。在谈到这一点时，他对逻辑和明晰性的癖好从未遏制他的艺术家的激情，他的诗人的才华和想象力喷涌横溢：

在法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敞开她的大学的大门——直到最近之前还几乎不可穿透——之时，她也改变了她的硬币的铸造。她把一位撒播善良种子的妇女形象压铸在金属币上。我们难道不能从这种巧合中看到一种象征和预示吗？当思想的伟大播种者，我们亲爱的祖国，用慷慨的双手把法国学说的丰产种子撒满智力世界的所有园地时，这种大学博士学位制难道不会支持她吗？

尽管迪昂在波尔多是一位具有迷人魅力的教师，也是一位永不枯竭的多产的物理学家，但是直到1904年，他还是最低一级教授，自然也未加薪。已过“不惑”之年的迪昂，似乎不再把这放在心上。他在家里或在小型集会（他认为开大会是绝对浪费时间）上非正式地进行交流和讨论。尤其是波尔多科学学会，在布吕内尔的主持下每两周一次聚会，起到了启迪思想和激发创造的作用。

迪昂常给学会的《论文集》和《会议录》撰稿。他的二百零七页的长篇专题论文是1896年3月提供的，处理了毛细现象、摩擦和假化学平衡的热力学理论。尾随它的是四卷本的《论化学力学基础》（1897~1899）。三年后出版的是《热力学和化学》（1902）、《 J.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1902）、《混合物和化合物》（1902），还有接着出版的二卷本《流体力学研究》（1903~1904）和《力学的进化》（1903）。在此期间，迪昂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一部分在国外发表），他的有些专著就是在已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或是论文的汇集。这一切成果，都是迪昂在波尔多头十年完成的。其中《热力学和化学》在次年（1903）就被迅速译为英文。迪昂在为美国版写的引言中说：“当我写它时，我考虑的问题之一是使威拉德·吉布斯的工作变得著名和受称赞；我乐于认为它将在你们活动的大学有助于提高你们卓越的同胞的光荣。而且，这种光荣每一天都越来越灿烂；相律的作者似乎越来越清楚地成为化学革命的发动者；许多人毫不迟疑地把这位耶鲁学院的教授与我们的拉瓦锡（A.L.Lavoisier，1743~1794）相提并论。”

在幕后处处刁难和设障的贝特洛，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外也难以一手遮天。在巴黎科学院，当有机会时，对业绩的考虑往往占支配地位。1899年6月24日，政府颁布政令，在科学院为精密科学和自然科学创设四个通讯院士新岗位。吉布斯和玻耳兹曼（L.Boltzmann，1844~1906）分别于次年5月21日和28日当选。迪昂确信他会当选，他在高师的良师益友达布刚刚接替贝特朗（J.Bertrand，1851~1917）任科学院精密科学学部终身书记，也提供了背景信息。果不其然，迪昂于7月30日在三十八票中赢得三十六张赞同票（另两票投给另外两个候选人）。人们祝贺这个迟到的通讯院士荣誉。马尔希斯代表迪昂以前的三十五个学生在11月8日向老师敬献了一个漂亮而雅致的花瓶，上面刻写着三十五个字：“科学院没有想把你的选入与吉布斯的选入分开，因此这证明您不仅继续了这位美国学者的工作，而且与他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了他。”据有人透露，科学院未早些采取行动的唯一理由是迪昂思想的“绝对独立性”。

在此前后，迪昂还陆续赢得了来自国外的荣誉。1900年5月19日，他被选为荷兰哈勒姆科学学会外籍会员。同年6月7日，波兰克拉科夫的亚盖洛尼安大学在庆祝校庆五百周年时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01年4月9日，他应邀到布鲁塞尔科学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发表演讲。1902年12月15日，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选举他为外籍院士。1905年4月14日，他被选为波兰科学院院士；这个荣誉是奥匈帝国驻法大使和法国外交部频频交换信件才商妥的，迪昂对此感到十分可笑。对于这一切荣誉，迪昂持一种超然态度。当大学秘书向他索要荣誉头衔一览表时，他在1909年10月25日回信漠然而幽默地说：“请您把这张一览表作为我未来的讣告而归入档案。”

迪昂经年累月地从早到晚工作：上午他习惯于研究和写作，下午授课或与学生在实验室。他把午饭后的闲空给予母亲和女儿，晚餐和夜晚的时光是全家人最欢乐最活跃的时刻，迪昂经常夜里给视力衰弱的母亲读书。女儿埃莱娜回忆说：

那是难得的乐事，因为他习惯于以真正的技巧来读。这种技艺来自深刻的诗意感和艺术感——它能妥善地处理包含在词的和谐中的整个涵义，来自异乎寻常的模仿才能。人们听他读时睁大着眼睛。当他读剧本时，角色的言行活灵活现，每一个都有他的特殊个性，仿佛用他的声调上演。

迪昂的母亲是全家的真正灵魂。她表面看起来似乎严肃而严厉，实际心地善良。她言谈富有魅力，充满生气。她十分精明能干，把家里收拾得井然有序，整洁明净。她给迪昂创造了一个思考和工作的安静环境，也抽时间教育孙女，监督学习。当迪昂还未成人时，她常常把挫折和痛苦埋藏在心底，尽量使孩子们中意和幸福。当儿子走入社会后，她分担儿子的失意，分享他的成功。迪昂也乐于把自己的想法、计划和工作告诉她，与她一起讨论文章的论题、宗教、政治和文学。当迪昂在大写字台前写作时，他母亲坐在近旁椅子上织毛衣，女儿在写字台一端做家庭作业。当他暂时中止工作，走到壁炉旁背靠它远眺时，女儿常常爬到他背上闹着玩。祖母不让她打扰儿子的思绪：“安静点！爸爸正在探究一个定理。”小埃莱娜很懂事地离开了，尽管她被父亲爱称为“我的司令官”。迪昂对母亲十分尊敬、爱戴和顺从，把母亲的希望视为命令。一个中年人对母亲如此孝顺，感动了许多局外人，其中包括一些喜欢宣讲第四诫（须孝敬父母）的牧师。迪昂说：“上帝的第四诫并没有说老母亲不是母亲……而且人一生只有一个母亲。如果我不服从，对我来说这就好像失去了我的母亲。”他说这话时很自然，完全是内心真实感情的流露，没有一点装模作样的意思。

迪昂晚上常常翻阅他的速写簿，以此休息或放松一下。这是每年暑假他外出旅行时所画的风景画。卡布雷斯潘的老家距波尔多不远，每年暑假最后几周，全家都要回去度假，他和女儿一起收拾庭院，栽植了一排黄杨树。

迪昂爱好步行旅游和考察，一旦乘车到达要去的地区，他便随心所欲地循景而游，从不事先做出周密的计划。每逢此时，他便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扑入大自然的怀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他考察山谷、溪流、地质、地貌，敞开心扉与大自然交谈，也不时发出内心独白。在《静力学起源》第二卷《结论》中的头四段，他绘声绘色地描画了拉尔扎高原的景象。他作为一个精细的观察者的素质和下笔如有神的作家的才华，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干旱的拉尔扎石灰石高原散布着灰色的环形小山丘，到处是散乱的岩石，犹如废弃的城市的废墟，旅行者穿越这个中央山的广大地区后，他便接近濒临地中海的冲积平原。他现在必须沿陡峭的沟壑形成的羊肠小道行进，这些沟壑是古代河川的遗迹，或是干涸的河床，随着岁月的流逝，它们被冲刷得越来越深，一直延伸到石灰石高原内。不久，这些沟壑连接成一个峡谷。笔直的峭壁上插云天，下抵河床，峭壁上风化的岩石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崩塌下来，一条美丽的河流曾经在幽深的河床上奔腾咆哮。今天，河床只是布满了年代久远的、破碎的巨石，杂乱而无章。没有山泉从石壁流出，没有水坑浸湿砾石。在众多的岩石中，什么植物也不能生长。住在该地区东南山区塞旺内的居民给这条死亡之河取名为维斯。

旅行者只能极其费力地穿过无数跌落下来的石块前进，偶尔会听到远处的轰隆声，仿佛天边的闷雷在滚动。当他逐渐逼近时，这种轰隆声变得越来越响，最后突然爆发出剧烈的撞击声。这是维斯河源头富克斯的巨大声音。

在石灰石岩壁，一个黑暗的洞穴敞开着，活像野兽张开大口。白色的激流从这个洞口向前喷出，雷鸣般地飞冲而下，水晶般透明的水珠与洁白的泡沫掺合在一起。远处石灰石高原的裂隙把这些水流收集在一个地下湖内。

突然一条河流出现了，由此向前流去，维斯河明激而清凉的水流在白色的岸边和银色的牡蛎塘之间流淌。它的令人惬意的潺潺声激起水磨的咔嗒声和塞旺内村民深沉的、响亮的笑声，灿烂的阳光在高原V形山谷的边缘悄悄地滑动，一直滑落到峡谷底部，给白杨树枝披上金色的衬衣。

面对维斯河的景象，迪昂想起被偏见所篡改、被蓄意简化所歪曲的传统历史试图描绘的精密科学发展的图像。科学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近代科学绝不是突然出现的，表面看来尖锐的转折则是由溪谷中的每一个坑穴、岩石、转弯逐渐改变的结果。迪昂的心灵与大自然是和谐共振的：他不仅用肉眼捕捉每一个细微的外景，而且用精神之眼洞察其中的底蕴和奥妙。迪昂外出游览时总是随身携带铅笔和速写簿，回家后再用墨水修描、润色。他需要的是用风景画记下主要印象，而不是保持景点的严格图像。他偏爱的是画笔和画布，而不是照相机。

由于憧憬皇权，不满第三共和国的政体和政策，迪昂出于正直，在德雷福斯（A.Dreyfus，1859~1935）事件中坚持为当事人平反昭雪，也同情右翼的法兰西行动。在他看来，他这样做是维护法国军队的荣誉，维护法国的尊严。迪昂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1899年6月25日在波尔多发表的动人的千词演说就是明证：

……我们赞美、我们热爱、我们服务相同的事业，这些事业是由斯塔尼斯拉斯学院的纹章象征的。

你们熟悉那个纹章：它的一半由一本书籍占据着，它的另一半是从头到脚武装起来的骑士；二者的结合是法国的传统。

书代表着由所有人、所有世纪的思想产生的所有的真、美、善，尤其代表着希腊和罗马心智的产物，希腊和罗马是我们民族天才的教育者，特别是法国思维方式的教育者，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世界上是最明晰的、最精确的、最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是最人道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最初教给我们品尝的东西。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使圣克莱尔·德维尔（Sainte-Claire Deville，1818~1881）沉湎于科学的世界，……他们使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着手进行智力世界的和平征服，从而通过使人类的拥有更巨大而增强法国。

除了书籍之外，还有身跨战马、刀剑出鞘而准备冲击的骑士。在他的身上，人们透过这位十八岁骑士的火热情感，看到的不是法国的具有明确观念的大脑，而是法国的强烈跳动的心脏和沸腾的热血，是军队！

……在书籍和骑士之间是法国国徽，它仿佛由于同一呼吸活跃起来，仿佛把科学的每一个领域、文学的每一种美和军队的所有勇敢融合在一个观念和同一热爱之中。在我们徽章的中心，在蔚蓝色原野的背景上有三株洁白的百合花，它放置得何其之好，象征着教育处处留心使我们了解和热爱法国。……

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国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一切，还必须服务于她，有效地为她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我们的老师知道这一点，并教导使我们成为有能力务必完成这一任务的人。

他们首先要求我们成为有首创精神的人。具有首创精神不仅仅是提出人们行动的目标。首创精神尤其在于面对逆境、诱惑和沮丧时保持坚强的意志，我行我素。首创精神在于为了整体生活而服从人们强加给自己的秩序。因此，为了学会如何运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服从，他们使我们遵从这样的纪律——意志没有纪律将变成任性——严格的、严厉的、明确的纪律，但却是忠实的、愉快地接受的纪律。因为纪律是正确的、平衡的、并非出其不意的和突如其来的行动，尤其是因为那些把纪律强加于我们的人更严格地服从纪律，并且言传身教。

在具有首创精神的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时刻：他必须在幸福和使命之间选择，他必须牺牲自己。我们的老师预见到这些时刻，并在我们身上激发起牺牲精神。牺牲精神！

对科学和文学的崇拜、爱国主义、遵纪精神和首创精神、牺牲精神——为了让这些情操在我们身上发芽和生长，我们的教师依靠那些增强人心的人的帮助。在每一个真和美中，他们都向我们展示出永恒之真和至上之美的反映。在法国编年史即思想史和军事史中，他们教导我们察觉上帝的战士的英姿——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英姿。为了使我们过度的行为屈从于纪律的约束，他们教导我们一切权威来自上帝；为了在我们中间点燃牺牲精神，他们不断在我们面前设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形象。为了把“毫不畏惧的法国人”给予法国，他们尽力把“无可指责的基督徒”给予教会。……

我们之所以冗长地引用这篇讲演，是因为它体现了迪昂坦白的政治观点和鲜明的思想情操，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向往和激情。三天后（28日），这篇讲演发表在保守的波尔多日报《新闻传播者》上。迪昂在波尔多的主要对手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把迪昂作为共和国最活跃的敌人告到巴黎当局。在把革命奉为神圣的土地上，自由的讲演、清白的言语居然就是犯罪！迪昂的主要对手是比佐（G.Bizos），他在库阿特1898年突然去世后继任大学校长，曾迫使迪昂离开大学理事会。按理说，迪昂的政治观点虽然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但他完全有资格作为一流的公民为共和国服务，为法兰西效力。但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比佐缺乏公正，甚至把迪昂看做是对他自己的严重威胁。他在秘密报告中，诬告迪昂“言行任性”，是“最激烈的信奉教皇极权主义的斗士”，“持续的和危险的不和源泉”。他谴责迪昂讲演公然违反职业责任，是极端的反共和的教权主义的例证，并要求迪昂说清楚他的案例。可是，库阿特在此前却认为迪昂的“科学勇猛”和“性格的独立性（也许有点极端）”是“众所周知的”，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他的学生，卓越地服务于理学院”。

对迪昂来说，科学是神圣的事业。当科学的真理遭到扭曲和永恒损害时，他认为毫不畏蕙地斗争和捍卫是他的天职。在贝特洛的《热化学》（1897）出版后，迪昂立即在国外的《科学问题评论》发表长文给以尖锐的批评。当时在法国没有人敢这样做，只有迪昂操起最新的和最佳的数学物理学武器向学术权威和政治权势挑战。迪昂注意到，自贝特洛的热化学享有毋庸置疑的权威以来，没有什么论著能获得公正发言的机会。任何一个想使热力学获胜的人，其首要任务就是要从上到下拆除最大功原理，以便为新热化学腾出地盘。贝特洛对最大功原理的保卫逃避了起码的逻辑，用这样的推理，人们能够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东西。针对贝特洛用个别例子证明他的原理，迪昂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看来，最严格的逻辑似乎不需要更有说服力的例子”，贝特洛“把最大功原理变成没有王国的国王”。

迪昂的观点传到了科学世界的各个角落。奥斯特瓦尔德在他主办的《物理化学杂志》上写道：“对旧观点的代表人物来说，通过最近的进展对它的尖锐的甚至是狂暴的驳斥被认为是偏激的，由于辨认到攻击是必不可少的和势不可当的，印象变得更富有悲剧色彩了”。班克罗夫特（A.Bancroft）充分赞同迪昂的论点：“那是一篇可怕的指责，它的令人忧伤的部分是：它是正确的。”迪昂批评尽管尖锐和猛烈，但不会是泄私愤、报私仇。迪昂长期延迟为重大冲突而呐喊本身暗示，个人的胜利不是他的目的，让科学战胜谬误，才是他向贝特洛的新作挑战的神圣原因。迪昂把批评文章拿到国外发表，也许是想给贝特洛留点面子。

尽管如此，贝特洛还是察觉并感受到批评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三年后的1900年，他对选举迪昂为通讯院士老练地设障，在秘密投票那天有意缺席。贝特洛日益意识到迪昂在科学上远胜于他，但他仍不愿承认这一点，不想让迪昂在巴黎得到教席，否则就更难保护他的心爱的错误理论了。

迪昂成功地在法国使人们理解了他的观点，这在1901年11月24日变得显而易见。这天法国政治官员和学术精英聚会巴黎大学，庆祝贝特洛科学生涯五十周年。熟悉贝特洛理论的人都注意到，一道看不见的暗影掠过灯火辉煌的庆祝会。贝特洛和数千名挑选出来的客人听到一个接一个的讲演，祝贺他作为化学家的成就，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及他钟爱的最大功原理，虽则讲演者常常涉及与它密切相关的热化学和化学问题。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科学院院士、巴黎大学化学教授、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穆瓦桑（F.F.H.Moissan，1852~1907）那天发表了最长的、最详细的专题讲演，居然对最大功原理只字未提。这种缄默有力地证明，科学共同体心照不宣地承认，当年年青的高师学生是正确的，巴黎大学1885年对他的宣判是错误的。

1901年，迪昂觉得自己尚有余力，于是他面向波尔多有教养的公众开设了关于物理学理论的目的与结构的讲座，这些讲演发表在《哲学评论》上，不久（1906）以书的形式出版，成为科学哲学的经典篇。从1903年秋起，迪昂发现了中世纪科学的“新大陆”。此后十多年，他单枪匹马地潜心于中世纪史研究，在临终前出版了十余卷巨著，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用翔实的史料表明，中世纪科学并非漆黑一团，近代科学不是凭空突然诞生的，而是立足于中世纪先驱者的思想。在新世纪，迪昂的物理学创造也没有停滞，直到1906年年底，他的科学论文都保持着惊人的数量。两大卷的《论能量学或广义热力学》（1911），则是他终生偏爱的能量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这是在1904~1909年间为开设特别高等课程而撰写的讲稿的基础上完成的。

在能与之推心置腹交心的布吕内尔逝世后，迪昂的性情随着其声望的增长日渐孤独，他不善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对一个沉思默想的思想家来说也许是幸事。他也完全明白，“政治的”因素日益使得为公开性和公正性的斗争变得毫无效果。但是，由于天赋的善良和生性的刚直，迪昂还是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一次，校方要强行解雇物理实验室一位贫穷勤杂工，迪昂求助校系领导无望，便星夜兼程赶赴巴黎，谋求让公共教育部保留他的职位。工作保全了，而那位勤杂工不久却患病不起。当他在病床上受折磨时，他只许迪昂一人探望他。迪昂也是唯一陪伴他的遗体到墓地的教授，并为这位默默无闻的下层工人脱帽祈祷。迪昂的孤独也是相对于他所警惕的社会和个人而言的，在可信赖的朋友圈子内，他则显得温和宽厚。据迪富克回忆，迪昂很爱他的小孩，喜欢装鬼脸与小生灵嬉戏，为小家伙换尿布、画速写。迪昂虽说是一位大名人，可是他对一切人都一视同仁，不管其年龄大小、职位高低。

迪昂的公正和正直在下述事件上充分体现出来。1903年2月3日，迪昂看到最近一期《科学导报》重印了他1897年批评贝特洛《热化学》的文章。他立即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贝特洛的：

五年前，我认为批评你的观念是我的责任。今天，《科学导报》重印了我在那时所写的文章。我想使你了解，这次重印是在没有我的授权、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甚至没有预先通知我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只是在几小时前才看到它已是既成事实。我想让你相信，假如（他们）请求我同意的话，我是会拒绝的。

另一封强烈的抗议信寄给《科学导报》编辑凯纳维尔（G.Quesneville）。达布事后告知迪昂，凯纳维尔这位理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对贝特洛的儿子提升而自己遭受冷落心怀不满，才出此“绝招”，给贝特洛父子一点颜色看看。迪昂认为，这种对学术的误用和滥用是对正直原则的破坏，正直要求公开正视自己的对手，开诚布公地澄清是非，而绝不意味着伺机报复或暗箭伤人。迪昂不是在贝特洛失势或逝世后才据理反抗，他也不是刻意报仇雪恨。正如对贝特洛的批评和反抗不带成见和偏见一样，他也不希望背地告密的比佐感到羞辱。迪昂的正直和不妥协的目的在于把公正给予受轻蔑和受诬陷的人，而不是全力以赴压倒有罪之人。贝特洛在1903年好像也觉察到，迪昂毫不妥协地批评最大功原理，并不是缺乏正直和记私仇。在1904年1月迪昂晋升（从最低的四级教授升为三级，年薪增加2000法郎）时，贝特洛讲了公道话：“人们必须在这里只估量迪昂的科学价值。”表决结束时，他走到达布和塔内里跟前说，他希望迪昂知道，仅有的一张反对票不是他投的。公正姗姗来迟，但毕竟来了。这也许应了迪昂常说的一句话：“逻辑是永恒的，由于它能够忍耐。”

从那些滥用公众善意的人那里接受恩惠或荣誉，也与迪昂的正直概念不相容。1908年，当局拟把荣誉勋位勋章授予迪昂，这项显赫的桂冠几年前还是由共和国总统亲自签发的，把它授给一位声望急剧增长的教授也是水到渠成之事。谁知道，迪昂用九个词谢绝了荣誉，他认为从共和国反教权主义中坚人物那里接受这项荣誉对他来说是虚伪的。当时的校长帕代（H.Pade）对此难以置信，他在5月7日写信劝说迪昂。迪昂的回答同样是简单的：“我的原则会迫使我谢绝它。”迪昂对他人从未使用双重标准，他对自己亲属要求更为严格。当他的学法律的外甥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打算去做上议院议长（主要的反教权主义者）的秘书时，迪昂表示坚决反对：“为那些思想是虚伪的和空洞的、心肠是邪恶的人服务，是最无趣的。”

1904年年初，中世纪科学的土地已开始清晰地浮现在迪昂的心理地平线上，他让母亲和女儿也一起分享他探险的激动人心的时刻。当迪昂把从图书馆收集到的中世纪手稿由巴黎和其他地方带回家时，约丹努斯（Jordaus Nemorarius，活动于1220年代）、比里当（Jean Buridan，1300~1358）、萨克森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Saxony，约1316~1390）和奥雷姆（N.Oresme，约1325~1382）等成了全家熟悉的明星。他们看着他译解中世纪神秘的文本，伏案寻章摘句，写满一个又一个笔记本；听到他构想一个又一个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母亲看到他顽强不屈的精神再度迸发，但是她老人家未能看到儿子宏伟蓝图的实现，不幸于1906年8月26日晚去世。迪昂受到沉重打击，内心万分痛苦，携女到好友若尔当那里小住了一段时间。从此，他与爱女相依为命。埃莱娜1936年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她与父亲暑期在卡布雷斯潘度假的幸福情景：

远足一开始是与小腿相称的，但是不久小腿小跑得和爸爸的腿一样快了。就是在那时，在如此之多的岁月里，他们翻山越岭，探索整个地区，熟识羊肠小道，访问与世隔绝的山村和僻远的农庄；他们穿过荆棘和乱石，奋力攀登，直达峰巅，在炎炎烈日之下，筋疲力尽，口干舌燥，可是从绝顶放眼望去，美景尽收眼底，顿时使人心旷神怡。

1908年，迪昂把埃莱娜带到巴黎，交妹妹玛丽照管。埃莱娜长大了，她没有上大学，这既与她的性格有关，也与她对一些宗教使命的感情有关——她献身于社会慈善服务事业。1910年，母亲故居的房产权转移给迪昂，他从此把从母亲那里接受的神圣遗产精心加以照料。每年暑期，他和女儿（有时还有妹妹）都要在卡布雷斯潘小山庄度过将近三个月时间。村民们与这位简朴的教授相处得十分融洽，迪昂对穷人的善心和善行也富有传奇色彩。他常去教会医院看望无人照顾的孤独病人，定期给他们邮寄必要的物品。他慷慨向穷人布施，有时门口竟排起长队，没有一个人被空手打发掉。有一次，一个假装的盲人由女儿引导领了救济品，次日在大街上见到迪昂时却忘了他的诡计，向迪昂连声道谢，迪昂没有揭露他。数天后，这位假盲人独自一人又来求助。迪昂批评了他，仍旧给他一份救济品，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贫穷的可怜人。有位神父在迪昂逝世后描述了他最后七年关心和同情穷人的情景：

他时常利用机会走进穷人的寄宿处。不幸的人的苦难撕裂他的心。他知道，付租金对于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也是沉重的负担，冬天对没有柴火取暖和没有面包充饥的穷人是严酷的。真正慈善的人都应这样做，唯有上帝能够分辨他的博爱的程度。

在1916年之前，迪昂不用说成为波尔多市和波尔多大学的骄傲。贝特洛在1907年逝世，在此前四年他减缓了对迪昂的敌意。尽管李普曼等反对者还在台上，但是达布在1907年还是成功地一致支持迪昂赢得一项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杰出大奖，奖金10000法郎，比迪昂1904~1910年的年薪还多2000法郎。两年前达布曾支持迪昂入选，但却遭到失败。此次选举迪昂的委员有皮卡尔、达布、彭加勒、阿佩尔、潘勒韦等七人，正式宣布获奖是在12月2日的科学院会议上。在1909年12月20日的科学院年会上，迪昂又被授予比诺克斯奖，这是对迪昂作为一个科学史家的承认。继《静力学起源》（1905~1906）出版后，迪昂又先后出版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三卷本（1906，1909，1913）,《拯救现象》（1908）以及关于从古希腊到19世纪的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研究的著作（1909）。他还编辑了中世纪拉丁语手稿，并加了长篇引言，这可与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4）的《第三著作》相媲美。在此时期，国外有关学术机构也对迪昂表示极大的敬意。他先后被选为鹿特丹的荷兰实验物理学学会会员（1909年7月7日）、意大利威尼斯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会会员（1912年3月24日）、意大利帕多瓦科学院荣誉院士（1913年5月8日）。波尔多大学校长帕代说得对，“大学因迪昂获得荣誉而增光”，“迪昂是给波尔多大学带来最大声誉的教授”。

从1909年起，迪昂把主要精力用来完成他的纪念碑式的著作《宇宙体系》。1913年初，公共教育部决定购买这部巨著每卷各300本，从而保证了书的顺利出版。这年3月，他与出版商签订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合同，保证在接着的十年内每年向出版商交800页书稿。为此，他尽可能多地取消了有关计划、邀请和约稿，闭门潜心研究和写作。他的朋友若尔当报道说：

如果不与任何其他东西比较的话，那么一件事就能使他持续一生，这就是《宇宙体系》。一开始，他肯定没有预想到他的不成熟的目标，但却意识到该事业的庞大规模。一天我问他，他是否有时担心可能看不到它的结局。他对我说：“我不认为如此。如果上帝断定这部著作是有用的，他将给我时间去完成它。要不然的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迪昂怀着对上帝的热爱和忠诚，以顽强的毅力，在八年时间内（并非用全部时间），完成了十卷几乎六千印刷页的手稿。假如他晚两年见上帝的话，他还会按计划写出讨论哥白尼（N.Copernicus，1473~1543）成就的另两卷，以及一个无学术注释的三百页概要。

1913年3月17日，国家立法机构最终通过巴黎科学院要求增设六个非常驻院士的提案，该提案被搁置了较长时间。事实上，有各种不同奢望和野心的人早在一年前就在幕后积极活动，而迪昂对此连想也不去想。十多年前，他对当选通讯院士的荣誉就看得很淡，更何况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了。那个时期，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告诉我，自从我成了通讯院士以来，我具有较大的影响。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我的著作越来越一掠而过而不受注意。今年，我的关于电的大部头著作一本也没人买。对我来说，这个荣誉只具有放在棺材里的花环的价值，物理学的先生们把还在活着的我已经钉在这个棺材里了。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他关心和钟爱的只是他的精神创造成果——著作和思想，名誉、地位、官职之类的东西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无足轻重。科学院把迪昂列入候选名单之中，迪昂对此不甚在意。数学科学学部执行书记劝说迪昂：“我相信，您若谢绝我们想授予您的荣誉，那将是十分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迪昂向科学院提交了一百二十五页的《皮埃尔·迪昂的科学书目和工作简介》，开列了三百六十一项出版物，其中有十二种多卷著作。迪昂在《简介》中用近百页的篇幅，提供了他在理论物理学、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关研究中的目的、动机和成就的分析和概要。1913年5月9日，迪昂写信告诉女儿，他已正式授权科学院，把法布尔（H.Fabre）放在他的前面。H.法布尔是一个正直的基督徒、天才的博物学家，已经90岁了，任何时候都可能去世，迪昂钦佩他的业绩和人格。这件事再次显示了迪昂无私的正直和上帝之爱。

12月8日下午，迪昂在五十七票中赢得四十五票，当选为巴黎科学院非常驻院士。他收到来自国内外的祝贺，法国报纸也对此做了报道。巴黎《费伽罗报》在12月9日这样评论：“迪昂以如此明晰、如此漂亮的风格写了许多论著，阅读它们对我们大家都大有裨益：正是从思想的碰撞中，总是迸发出火花。”波尔多一家报纸这样写道：

世界都知道他是法国物理学大师。我们拥有伟大功绩的实验物理学家，但是就理论物理学家即创造者而论，我们只有一个人——迪昂。

1913年初，波尔多大学天主教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开始它的活动。该会每两周召开一次讨论会，内容十分广泛。迪昂未参加政治和社会讨论，他不大满意学生联合会的纲领，担心它变成一个政治组织或机构。关于神学和教会问题的讨论，迪昂从未缺席。在短短三年间，他成为联合会的焦点，学生们也把他视为自己的同学。一个学生在1916年回忆说：

他极其谦逊，看起来完全像一个“大孩子”。我们看他一直很年轻，充满青春活力。……他言谈举止如此朴实无华、庄重伟岸，人们能够从中注视到异乎寻常的物理学的严格性。他的生动的面庞焕发出的理智力量，他的卓尔不群的独立性，他的心灵的坦荡而炽热的善意——具有奔放的、欢快的、不屈不挠的气势。

1914年6月4日，迪昂在该学生联合会周年宴会上发表祝酒词时，谈到如何对待名誉、地位的问题，谈到良心和道德。熟悉迪昂坎坷生涯和内心境界的人不难看出，它是迪昂思想情操之写照，生活体验之真释，人生智慧之灼见。它必定在听众的心灵上引起强烈的共鸣或震撼：

我的亲爱的朋友，请你们不要贪求所有的职位。当一个职位空缺时，你们要问你们的良心：我是需要填补这个职位的人吗？是占据这个恰当位子的名副其实的人选吗？如果你的良心告诉你不，那么你就不要走上前去。如果你的良心告诉你是，那么你一瞥四周。你要探究一下，在你的同行申请者中，是否有人比你更有价值获取你所欲求的岗位。如果你看到有人，你要让他前行；事实上我想说，你要帮助他前行。如果你在你的内心和良心中深切地认识到，你是最有价值获得这个岗位的人，那么你要禁止你自己使用任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能使用的手段、任何不是最襟怀坦白的诚实的步骤。……我的亲爱的朋友，你们相信，避免所有这样的斥责的幸福、昂起头而不羞愧的自豪，难道不是对某些冷遇和不公正的充分安慰吗？

6月25日，波尔多大学的女学生成立自己的学生会，要求迪昂主持集会并发表演说。对学生向来十分热情的迪昂此时却面有难色，因为面对许多年轻女人，他感到没有把握。机敏的迪昂还是找到了他的开场白：“在你们和我之间竖起一堵高墙，在这堵高墙后面，最疼爱、最信任的女儿即使对他父亲来说也是一个神秘之谜。”迪昂继续说，只有认为女人是一本打开的书的人，才是她自己的精神顾问。在迪昂看来，法国精神是阴柔的。为了把人的自我从两个极端中拯救出来，需要使法国妇女智力生色的品质。

当迪昂讲话时，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与德军浴血奋战了将近两年。就在四个月前，在被称为“绞肉机”的凡尔登要塞上，法国三十多万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迪昂由衷赞赏法国儿女的英雄行为和牺牲精神，与此同时他也在智力战场上进行他的战斗。前一年他看到《宇宙体系》第三卷出版，第四卷刚刚问世，写到13世纪的第五卷正在最后润色，将于次年出版。此外，他的案头还堆放着几千页达到出版程度的手稿，是同一著作另外五卷的内容。在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后，他重申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篇篇论文发表在科学院的《汇报》和其他刊物上。为了法国的智力事业，迪昂付出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他1913年2月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到他强加给自己的工作重担：“我的生活因工作而负荷太重，致使这个学术年的假日到来时，我无法用来旅游。在这些星期，课程正全力进行，我未能成功地做需要做的一切。”可是，他重复了他喜欢的警句：“工作从未杀死任何人。”然而，迪昂恰恰在这一点上错了：过度的工作使他提早走上死亡之路。

自战争爆发以来，德、法两国的科学家和学者也在进行“战争”。例如，德国九十三位知识精英和学术名流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侵略行径辩解。法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迪昂虽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但是并未滑入极端民族主义的泥潭，他有自己的独立性：他没有像一些法国人那样，先前盲目崇拜条顿人的精神和方法，现在又极力诋毁德国的一切。迪昂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表白了他的态度：

不太久之前，我使每一个人都返回到我一边，因为我未赞美德国实验室的荒谬理论，并认为德国哲学是危险的和虚伪的，它的历史方法沉浸在坏的信仰之中；现在，一模一样的风气把德国人的一切统统给抹黑。我讲了我不得不讲的话，我将不没完没了地重复我的话；无论如何，为了不像其他每一个人那样去行动，我将要讲德国佬（Boches）的一些好话。

事实上，迪昂已开始撰写“对德国的科学的一些反思”，发表在1915年2月1日的《两个世界评论》上。他认为德国科学家高斯（C.F.Gauss，1777~1855）和亥姆霍兹是人类的纯洁的天才，是未沾染民族倾向的人。他把牛顿视为英国的熟悉的天才，但未把任何法国人放在同样受尊敬的地位上。他肯定德国人在科学中长于逻辑演绎，但是压倒一切的演绎却在黑格尔（G.F.W.HegeI,1770~1831）及其后继者手中导致极坏的唯意志论。

1915年2月25日至3月18日每周星期四，他就德国科学在天主教学生联合会总部发表了四次专题讲演。由于听众爆满，后三次讲演不得不移至附近的剧院——因政教严格分离，讲演不能在校礼堂举行。迪昂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有意识地抵制外国的尤其是德国的不良智力影响，继承和弘扬法国精神的明晰性理想。5月5日，迪昂在给迪富克（M.A.Dufourcq）的信中谈到他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

我像您一样相信，在这种可怕的风暴之后，坚持和加强国家的一致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恰当地讲，除非毫不妥协地严厉对待那些长期扰乱法国理智和道德统一的人，特别是那些能够一再松动统一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这样做。我们将不饶恕他们，尤其是我们将无情地蔑视他们。我们将把他们在如此之多的程度上看做是德国人，我们将不放弃任何机会证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德国人”。十分经常地公开的耻笑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我们将常常使用它。在外国思想的辩护者面前，我们将不再是被“学问高深的先生”吓住的胆小的孩子，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是胆怯的小孩。我们将公开地、轻蔑地嘲笑他们。在上帝可以容许我在为他服务和为我们热爱的国家服务中度过的岁月里，我确实期待由此获得许多乐趣。

《德国的科学》一书在讲演后两个月（5月）即印出，并在两个月内售罄，获得广泛的好评和欢迎。迪昂也买了一百本，送给同行和学生。该书的成功使迪昂甚觉宽慰和振奋。接着，他在同年夏天对17和18世纪的化学史做了考察：一方是德国的施塔尔（G.E.Stahl，1660~1734）和舍勒（K.W.Scheele，1742~1786）,另一方是法国的拉瓦锡。他作为一种放松，在几周内完成了一本《化学，它是法国的科学吗？》的小册子，为拉瓦锡作为化学开拓者的独创性辩白，以反对德国化学家关于“化学是德国的”主张。迪昂的“放松”告诉我们，他具有超常的心理能量，同时也说明他剥夺了自己必要的休息。他还为一本文集《德国人和科学》（1916）撰写了“德国的科学和德国人的德行”的文章，文集是由将近二十多位著名法国学者撰稿，其目的在于团结起来捍卫法国的科学和文化。该书的口吻比双方学者生产的其他大多数“战争文献”要严肃一些，而迪昂的文章态度更为拘谨，也比较客观。

1915年6月，为了扶助波尔多地区的战争孤儿和寡妇，成立了一个慈善性质的委员会，迪昂应邀在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讲演，说明委员会的目的和活动。迪昂让与会的二百多位寡妇放心，她们能够得到她们所需要的物质帮助和道义支持。从这年秋天起，迪昂尽可能每个星期天都来委员会，义务从事登记新孤儿和分配物资的工作。

延续几年的无情战争，成千上万的孤儿寡母，接二连三的亲朋战死的噩耗，揪扯着迪昂善良的心。他看到侵略战争的残酷和非人道，看到科学在战争狂人手中的异化。他认为这是反对仁慈和圣灵的罪恶行径，其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人的本性堕落。1916年炎炎夏日，当他在外地主持完学士考试回到卡布雷斯潘时，头脑中浮现出新的计划。关于德国科学讲演的成功启示迪昂，有必要再就公众关心的问题做系列讲座。他计划讨论功利主义对科学的危害，拟写出明春在波尔多的系列讲稿。正在进行的世界大战，难道不是把有用的东西看得至高无上，而忘记真和善的科学的结果吗？在一度处于科学主义支配下的法国，迪昂却考虑到如下观念：

长期以来，科学已不再是无私的探索，以致它使自己服务于功利主义。这是一种反对圣灵的罪孽。因为这种罪孽，上帝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遗弃了人。其结果，科学转而反对人。正是借助科学，现实的战争是所有战争中最野蛮的。

返回到卡布雷斯潘，迪昂收到图卢兹市立图书馆馆长吉塔尔（E.M.Guitard）的来信，告知该市一位年轻人马塞尔·于克（Marcel Huc）想得到迪昂的文献详目。当迪昂从吉塔尔8月8日的信中获悉，他打算给其提供资料的小于克是图卢兹《通讯》刊物负责人的儿子，并且是一位极为激进的活跃分子时，便打消了拟议的念头。迪昂写信给馆长吉塔尔，说他与报纸负责人的儿子通信不恰当，这容易在我们活着时引起不必要的分裂与不和，希望馆长能善意相告。对于小于克充满阿谀奉迎语句的来信，迪昂没有直接答理。

小于克被及时告知，老于克则火冒三丈。他认为迪昂这位国家雇员拒绝为他儿子服务（当然迪昂没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必须如此），是出于宗派目的滥用大学教授职权，实际则是不满迪昂伤了他这个有头有脸的人的面子。怒气冲天的老于克把他在9月7日寄给迪昂的信刊登在9月10日的《通讯》头版，从而使事情公开化。该专栏以大黑体字TOLERANCE（宽容）一词作标题（这岂不是自我讽刺？），他把它放在法国士兵向前线进军的照片之下，显然是为了产生预想的心理效果（迪昂没有儿子上前线）。专栏以小于克的请求开始，接着是迪昂拒绝提供帮助的叙述。老于克把迪昂描绘成声名狼藉、前后矛盾的罪犯。他狡辩说，如果迪昂读《通讯》，那么他就违反了不许他自己受无派性观点玷污的职业原则；如果他不读《通讯》，他这位科学家作为事实的敏锐观察者就对于克先生用非事实的知识构成偏见。

当这样的装着一副可怜相的冷嘲热讽引起迪昂的注意时，更严重的打击已先期降临。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死神在向他招手。那是在9月2日，当他从山坡返回家里时，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艰难和痛苦。当晚夜半时分，心脏病发作折磨着他。他强忍疼痛，不愿去打扰女儿的睡眠，更不用说打扰她的客人——一个她从巴黎带回来沐浴新鲜空气的贫穷孤儿。埃莱娜早晨走到父亲卧室前，才听到父亲痛苦的呜咽。他几乎无法顺畅地讲话了，只听他艰难地说：“我正在进行我的战斗。”医生再次误诊为肺病，认为无危险性，而他自己则明白他的健康状况的严重性。第二天，他在谈到病情时说：“我理解。这意味着：思考死亡。”几天来，他已无法坚持正常工作，这也许是他思考一生经历的难得机会。他一点也不畏惧死亡，他说：“除了在我的女儿能够安全地离开我之前愿上帝留住我之外，我从未向上帝要求任何东西。”迪昂的意思很清楚：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现在我可以离开人世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在身体十分健康时，就在卡布雷斯潘的小教堂里吃了圣母升天节的圣餐。他是为创造永恒而出生的，在已无余力再创造之时，走向永恒的死亡在他看来也许是最佳的选择和最后的归宿。

可是，只要一息尚存，创造永恒的欲望在迪昂身上是难以压抑和止息的。他让医生看了他的工作计划和写作安排，他可能未告诉医生他一生的坎坷经历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可能讲了他内心进行战斗的痛苦。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为没有儿子上前线保卫国土而感到痛苦。他伤心地向女儿讲了使女儿倍感伤心的话：“我多么想使您是一个小皮埃尔，那我至少会有一个儿子去战斗。”无奈之下，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战斗。几天来，医生不让他走到邮局散步，过去他常到那儿看战况简报，讲给村民听。他再也不能跋山涉水融入大自然的怀抱了，只能坐在门前的石阶上，眺望神奇的大自然。他现在才发现，从他的前院望去，有值得用钢笔画下来的美景：一行栗子树像串起的珍珠一样排列在院子旁的小河岸边，教堂的尖塔孤零零地耸立在屋顶之上。他还发现在伸手就能触及的老墙根，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奇花异草。他告诉女儿：“我从来也没有下工夫钻研植物学。我将着手处理它。我们将采集植物，我们恰恰会在我们周围发现许多使我们忙碌的事情。”在屋内的写字台上，放着他正在校对的《宇宙体系》第五卷的校样。

即使在这最后的时分，他的关心远远超越自身。他操心他的学生，他必须在10月会见他们。他想到大讲演厅的听众，他们能听清他的声音吗？他患病的消息不胫而走，良好的祝愿源源而来。老于克的攻击事后只不过逗乐了他。他立刻写信给吉塔尔馆长，对事态的出乎预料的发展感到抱歉。尽管老于克煽起不和，他还是满足了小于克的要求。女儿不理解父亲的和解行为，他解释道：“请相信我，这是更为符合基督教的态度。”在也许是最后写的一封信中，他深情地慨叹：“啊，长久地徜徉在我们的山峦！每年这是我的最大的幸运和最大的放松。”迪昂抱怨多雨的天气妨碍他们外出远足。

当他稍微感到有些好转时，他再也无法抑止大自然的召唤，即使不是远山的呼唤，至少也是毗邻小丘的呼唤。他缓慢地走向那里，下坡时感到十分不适。9月14日早晨，当女儿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正坐在写字台旁。他中断了前一天的教堂尖塔的速写，准备去邮局看最新的战况简报。为了使女儿高兴，他坐到安乐椅上交谈。话题旋即转向战争。在听到“失败主义者”一词从他嘴里发出时，他开始列举排除法国失败的种种理由。“接着，冷不防地，他无声地倒下去了。他开始气喘吁吁，数秒钟后，他没有恢复意识就断气了。”女儿埃莱娜是这样记叙他的最后几分钟的。他的终生朋友若尔当则如是叙说：“在巨大的疼痛的刺激下，他的面部突然抽搐起来。他在几分钟内未能说一个字就死去了。” 在迪昂逝世后不久，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马尔科隆戈（R.Marcolongo）教授中肯地评论道：

人们感到完全被他所倾倒：他能够独自处置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此之众多，学问如此之宏大，对人类精神创造的东西的深究如此之完备，大胆而机灵的比较、重构、诠释如此之富有启发性，思想如此之崇高，明晰而透彻的作家如此之才干。……现在他已经逝去了。他是作为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而死的，也许是因为付出超过常人的辛劳而死的，在不同于姊妹民族战斗的战场上，他为和平、公正和工作而冲锋陷阵。

卡布雷斯潘小村庄给他以能够给予的最高荣誉。在当地教区牧师勃朗（L.Blanc）神父的带领下，一大群地位低微的人陪伴他走向永恒的归宿地。他被葬在小公墓的正中心。在一个石砌的地窟里，他能够永远地休息了。他的女儿埃莱娜1974年4月24日去世后，也葬在这里。埃莱娜·迪昂的白大理石小匾耸立在墓前灰石基座上，灰石碑上刻着迪昂的妻子、双亲、妹妹和弟弟的名字，一些字迹已不大清楚了。墓碑本身用装饰华美的红大理石贴盖着，上面铭刻着十字架，十字架上写着几行简单的文字：科学院院士皮埃尔·迪昂长眠在这里，1916年9月14日逝世，享年56岁。

一颗正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睿智的大脑停止了思想。只有头顶的微风仍旧在窃窃私语，只有脚下的小溪依然在汩汩低吟，仿佛在诉说一个伟大而平凡的人在坎坷中走向逻辑永恒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