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的效率更高

如今，各种各样的外在因素制约着城市的效率，尤其是在交通出行方面，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关于交通出行的烦恼，不过在这一点上，柳青却有着乐观的看法。

她曾经说过：“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互联网创新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她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她更愿意用“转型阶段”来为这个阶段进行定义。

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绝对不能一味求快，因此，在转型期间，尤其需要控制好力道，适当地进行缓冲。她说：“以滴滴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和新经济公司为这种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缓冲剂，因为滴滴代表着大众创新。”

发展到今天，“滴滴出行”已经拥有了更好的技术和科技资源，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科技进行解决，这与社会发展的步调一致，也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

伴随着“滴滴出行”一路走到今天，柳青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挑战。例如许多城市都出台了关于网约车的新政策，对“滴滴出行”的业务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为如果按照网约车新版规定中的要求，“滴滴出行”平台上现有的大部分司机和车辆都不具备运行的资格。

面对这样的新政，身为管理者，柳青必须做些什么。因此，她发表了一番关于科技创新和共享经济的言论，希望大家知道，“滴滴出行”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要求的。如果就这样被扼杀掉，对于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不过，也有一些人不认同柳青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分享经济是将闲置的资源分享给他人使用，提高资源的使用率，并且从中获得收益。他们坚称，可供分享的对象，是那些闲置的资源，协作互助才是分享的本质，并且只有实现共利多赢，才是真正的分享经济。

分享经济的结果，是每个参与人的福利得到提高，社会的福利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至少不会因此而减少。基于这一点，有人提出，网约车平台的业务扩展吸引大量的专职司机进入，因此，有人认为网约车是一种非正规的就业方式，这种方式的快速增长，并非忠于分享经济的初衷。

甚至还有人基于这一观点做了一个计算：网约车平台上的司机每天可以接到30多个订单。如果平均每个订单需要20分钟，那么这个司机每天就有10～12个小时在工作，这完全等同于全职工作需要的时间，再也不能称之为对闲置资源的利用。

还有人说，许多非户籍人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业，如果任由这个人数增长，大城市的人口和就业管理就会因此增加难度。于是，人们将城市交通的拥堵怪罪到了网约车平台的业务扩展上面。

质疑声一出现，就会有许多跟风的声音，有人说，网约车平台线上的服务如果要产生利润，依然需要线下的重资产运营提供支撑。而网约车平台的利润全靠司机全天候高负荷的工作来完成，如果这么看，网约车平台的性质与出租车公司并没有任何分别。

城市的道路是有限的资源，人们觉得，是网约车平台让道路上的运营车辆增加了，这反而更加重了道路的拥堵和空气污染。还有人不知不觉将舆论引向了网约车平台的营销方式，认为是网约车平台提供的价格补贴，造成了出行价格的扭曲，激发了私家车盈利的欲望。这种超额的网约车供给并不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甚至还会导致城郊接合部非正规就业人数的增加。

渐渐地，开始有人呼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根据交通和环境状况控制机动车总量，控制网约车数量的野蛮增长。并且，有人甚至认为，网约车平台为城市规划、人口管理、就业安置、公共服务供给都带来了负面的压力。

有人质疑，“滴滴出行”网约车平台只是一个高额补贴的泡沫，其实并没有提升服务的价值和质量，应该得到监管政策的压制。

面对这些质疑的声音，柳青也给出了自己的回应。在旧金山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柳青也透露了“滴滴出行”下一步的动向，那就是将加大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

“滴滴出行”与美国Lyft合作之后，美国的公众最想知道的问题是，“滴滴出行”为什么要对公司的品牌进行调整。

柳青觉得，在中国，“出行”这个词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其中既有交通的含义，也有通勤的含义。“滴滴出行”的梦想，就是满足8亿城市用户的日常出行需求，这也是“滴滴出行”诞生的原因。

人们总是喜欢将“滴滴出行”与Uber进行对比，尤其是在美国，在“滴滴出行”与Uber合作之前，甚至还有人把“滴滴出行”当作是Uber的克星。其实，柳青在意的并不是谁能成为谁的克星，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太虚幻的定义。与其抱着成为别人克星的目的，不如让自己的商业模式更加独特，让其他的竞争对手无法赶超。

“滴滴出行”的每一项业务，都是根据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也是其他公司不具备的创新产品，用柳青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以更具效率的方式利用现有的服务网络。”

当Lfyt成为“滴滴出行”的合作伙伴之后，许多美国人更关心的是“滴滴出行”对下一步的扩张究竟有怎样的打算。柳青觉得，“滴滴出行”的下一个目标，已经不再是增加日订单的数量，而是加大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投资，将人为地制定策略，转变为让机器来做决策。通过智能调配网络的自我学习，来实现不断进步。

身为一名中国人，柳青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的市场。其实在中国，“滴滴出行”面临的是供给侧的短缺状况。对此，她还举出了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例子：比如在美国的一栋大楼里，1秒钟之内同时发出了50个打车订单，每一个下单的乘客都希望在5分钟之内出行，1分钟也不愿意多等。可惜的是，在这栋大楼的附近只有20辆车，这样的需求该怎样进行匹配？

然而对于智能网络来说，完成这样的匹配并不是难事，它甚至可以在乘客下单之前就预测到这栋大楼里会有多少用车需求，并且提前将司机调配到这栋大楼的周围，以便及时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

并且，智能网络还能对每个特定的地区进行特定的了解，它们每一天都会对这些变量进行学习，提高自己的匹配能力，通过对订单量的预测，调配足够接单的车辆。

有人不明白，身为一家中国的交通出行软件企业，“滴滴出行”为什么会对扩张海外市场感兴趣。柳青的解答又回归到了“滴滴出行”分享出行服务的渗透率上。她认为，如果可以将渗透率从1.1%提升到5.5%，每天的订单总量就能突破6000万。不过，“滴滴出行”更希望让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都能享受到交通出行的漫游服务，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都能随时随地方便地出行。

在与Lyft进行合作之后，短短的几天时间里，“滴滴出行”就已经服务了数千名中国旅客。为此，柳青也发表了一番关于国际市场的看法：“通过延展国际合作网络，让我们的服务伴随用户走遍海外。”

面对有人希望政府加大对网约车监管力度的说法，柳青始终坚信政府对有利于百姓的做法是逐步开放的。

改善人们的交通出行状况，也是政府的责任之一，因此，政府更加知道“滴滴出行”提供的产品的确是在帮助人们满足出行的需求。中国用户在出行时面临的困难，也可以通过“滴滴出行”的网约车平台得到解决。并且，“滴滴出行”一直都在积极努力地完善自己的系统，就是为了给人们的日常出行需求提供足够的支持。

对于有人提出“滴滴出行”平台为非户籍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增加了政府管理难度的质疑，柳青则回应道，“滴滴出行”网约车平台可以创造工作机会，这正符合了许多传统去产能行业员工需要再就业的要求，不仅不会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会带来积极效果，这也是“滴滴出行”与政府合作协力解决的一大问题。

对于人们认为“滴滴出行”提供的服务只是为了盈利，柳青认为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滴滴出行”的服务范围在不断延伸，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却并没有像外界盛传的那样获得了暴利。

网约车平台提供的服务，不是一场游戏，柳青希望能够确保向用户提供独一无二的服务，并且欢迎竞争者的加入，来共同分享网约车的市场，共同将这个市场推进得更加完善。她更喜欢将竞争当作一场比赛，更确切地说，是一场跨栏比赛。“滴滴出行”要做的就是专注地向前奔跑，不左顾右盼，只有这样才不会摔倒，才能距离自己的核心目标越来越近。

在与Lyft的合作中，“滴滴出行”前期投资了1亿美元，那是因为Lyft与“滴滴出行”有许多共同的理念，比如关心社群，努力让产品具有创新性。投资人出身的柳青对向Lyft的投资十分满意，因为它的市场份额在快速地增长，最快可以达到一个季度增长50%。

她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美国体验“滴滴出行”与Lyft合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从中受益。

“滴滴出行”对“互联网+交通”的出行方式进行了重新定义，对城市智慧交通系统的改革与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城市的规划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可能。

如今，是否能够实现“互联网+交通”，已经成了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具备智慧交通发展的先进性标准，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整体的智慧化发展水平。

通过一个平台实现交通出行的连接和匹配，是“滴滴出行”为交通出行带来的最大改变，它也改变了高度垄断的传统出行方式，更好地照顾了用户的利益。

通过分享经济，“滴滴出行”解决了交通出行的潮汐问题，能够在高峰时段将巴士、出租车、专车、顺风车等社会运力利用起来，对海量的出行进行分担。在非高峰时期，这些司机和车辆可以自行发挥其他的作用。就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也这样评价道：“专车最有价值的就是非全职，是弹性的、兼职为主的模式，才能应对潮汐的城市交通出行。”

在“滴滴出行”出现之前，几乎大多数需要出行的人都有这样的困扰，那就是出行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令人愉悦的事情，甚至有时候还会伤害个人的尊严，更多的时候，出行完全谈不上体面，反而像打一场仗一样狼狈。于是，“滴滴出行”才有了让出行更美好的想法。

出行的美好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便捷的叫车，乘客拥有选择的权利，在出行过程中能够享受优质的服务，同时还能获得尊重，并且可以对所接受的服务进行评价，等等。再加上“滴滴出行”通过云调度和大数据的支持，有效地减少拥堵，都能为用户带来美好的出行体验。

在人性的驱动之下，“滴滴出行”对分享经济进行重新定义，让资源分享、时间分享、技术分享成了可能。

奔跑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柳青已经无所畏惧，无论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是战略思维，以及敏锐的洞察力，她都已经不落后于任何一名企业管理者。与男性企业管理者相比，她还具有女性天生的柔软和耐心，这些条件附加在一起，让柳青在面对困难时比一般人更加坚韧。

只要是她认定的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地朝着目标前行。在同事眼中，柳青是一个极具执行力的人，并且善于从纷乱的现状中迅速理清头绪。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中，一下子找出既快又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有着柳青这样的管理者，许多强大的竞争对手在遇到“滴滴出行”时才不禁惊叹自己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因为有了“滴滴出行”的存在，一直能够在美国实现盈利的Uber在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一年亏损高达10亿美元。就连Uber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也说：“我们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只要是他们所在的城市我们就无法盈利，而且他们还在竭尽全力收购市场份额，完全猝不及防。”

“滴滴出行”的成功，让许多准备创业的人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对创业的定义，自幼看着父亲创业的柳青早就懂得了一个道理，创业不是盲目的，而是要学会在现有的行业中找出一个缺口，并且一定要顺应着消费者主权的潮流进行拓展。

通过移动互联网解决人们的出行问题，提高城市的效率，就是一个被柳青认可的“缺口”，因为对分享经济平台要素的洞悉和把控，她才能做到随着“滴滴出行”一起排除万难，不懈前行。

让城市的效率得到提升，不仅是所有“滴滴出行”人的梦想，也成了“滴滴出行”的一种文化。与许多企业相比，“滴滴出行”还是一个年轻的公司，这并没有成为“滴滴出行”的劣势，反而因为年轻，能够拥有更加包容的心态，团队中的每个人也做好了随时归零的准备。

对于梦想，柳青始终心存敬畏，她敢于尝试，也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更愿意与更加优秀的理念进行融合。文化与信念都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再加上愿景与团队，甚至团队以外的优秀力量协同作战，才让“滴滴出行”成了一个拥有“简单、开放、激情、独立思考、极致执行、拥抱变化”这样一种企业文化的公司。

从小到大，柳青听过了太多的“心灵鸡汤”，她不否认其中的许多道理的确发人深省，不过，她自己却并不是一个喜欢给别人灌“心灵鸡汤”的人，也不会逢人就说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她更喜欢将梦想牢记在心中，融化在血液里，甚至刻在骨子里，然后再用梦想不断地激励自己，为提升城市的出行效率做一些实际的、有意义的事情。这份力量也被她用到自己身上，激励着她变成一个值得为自己骄傲的人。

也许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柳青对互联网行业情有独钟，并且坚信互联网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不过，互联网行业也是一个具有极大未知性与不确定性的行业，这就要求互联网行业的企业管理者必须有比一般管理者更快的反应速度。

加入“滴滴出行”以来，柳青每天都看着城市的交通出行效率在一点一点地提升，无论是庞大的用户数量，还是每天上千万的订单数量，都是城市效率在提升的最好表现。柳青也因此要面对更复杂的环境动态，其中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许多创业者面临的状况，甚至有些创业者可能一生都没有柳青在这几年内遇到的不确定性大。

“滴滴出行”一路走来遇到了许多困难，可以说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和政府的监管控制下发展起来的企业。几乎每一天，柳青都要面对许多全新的问题，必须让大脑飞速运转，才能沉着冷静地应对这些局面。

有时候，是竞争对手又出现了新的动向，有时候是政策对“滴滴出行”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可以说，柳青没有一天是在平静中度过的。这几年来，她始终憋着一口气，没有一刻敢放松。只要出现新的状况，高管们随时都要开会讨论如何应对。好在“滴滴出行”的董事会十分团结，每一个决定都是大家讨论之后一致认可的。

有危机感的人，才能时刻保持警醒的状态，城市的效率在一点点提升，柳青却一刻都不敢松懈。创业的过程中时刻都有可能遭遇逆境，这反而让柳青变得更加积极和乐观。每一天，她都提醒自己要保持对用户和市场的敬畏之心，也教导自己带领的团队要有危机感。

身为一名女性，柳青身上的坚韧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面对竞争对手和政策挑战的同时，她还具备自我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敢于正视自己正在经营的企业的不足，敢于撕裂身上的伤口，企业才能在夹缝中成长。

柳青觉得，在提升城市效率的路上，“滴滴出行”几乎九死一生。无论是与竞争对手之间的竞争，还是一个管理办法的出台，或者资金链条的问题，以及一次安全事故，随时都可能将“滴滴出行”置于死地。

不过，柳青最欣赏的就是程维的坚毅，看似文质彬彬的他，其实是个军事迷。在他的带领下，“滴滴出行”也成了一支能够抵抗高压，具有强大执行力，在挑战面前敢于亮剑的“军队”。

程维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需要资本的力量，但绝不依赖资本；我们整合巨头的资源，但绝不委身于巨头。”这句话一直被柳青奉为经典，也许正是因为看中了这一点，才让她不再犹疑地舍弃高薪，投入这样一家从零开始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