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与领导问题

三、权威与领导问题

人们期望权威人物为他们的问题提供补救良方，从而靠那些权威人士减轻他们的痛苦。这种倾向常常导致一种对权威者的不恰当的依赖，即让权威者提供问题的答案，可事实上他们或许也根本没有答案。期盼简单的答案使我们置身于技术性仓促修补的世界，它造成了我们当前如此众多的困难。在我们所生活的复杂世界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地宣称自己有正确的答案。当今种种问题的答案必须由所有利害相关者集合起来去共同创造。认识到并且帮助解决一个复杂的解决办法中所涉及的大量权衡是实施领导的一部分。

人们给了权威人物权力，以换取他们肩负起他人问题的重担和责任。这导致人们在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未来选择的事情上，更少地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人们忘记了自己是委托人，而那些权威人士只是他们指定的代理，他们授予了其权力，同样也可以剥夺其权力。许多人忽略了他们可以收回他们所授予的权力这个事实，即权威人物应该是服务的提供者，而不是权力的授予者。

把权力与领导相混淆，也会造成一种对价值和秩序稳定性的倾向，而不是倾向于不确定性和变化。人们更愿意去追求稳定和秩序的舒适，而不是创造性和混乱所引起的挑战。不稳定和无序对于新的解决方法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领导必须帮助人们拒绝维持秩序的舒适，忍受允许混乱的焦虑——这种混乱使新的答案得以产生。

好的领导帮助人们产生变化的焦虑，它不会使人们产生情感上的淡漠。人们常常把寻找解决方案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权威者，以此来处理问题所带来的痛苦。由于痛苦可以促进变化过程，因此，领导必须防止情感上的“外包”。对于权威的过度依赖，会使人们封闭自身的情感，远离问题，受外部的刺激而不是内在的激励。

在那些过分注重权威的组织中，权力成为办妥一切事情的通货。权力而非影响力，成为对人们加以动员的机制。这或许清楚地表现在通过发布命令来实施某些行动上。更为微妙的是，权力的施展是通过使人们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甚至工作而进行的。专制的环境是不健康的，它给创造一个能提高人们适应力的学习型组织造成了障碍。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能够实施领导而不是主张权威的人。我们需要能够引发人们在挑战和创造中学习的领导者。我们已经使等级制模式臻于完善，在这种模式中，那些高高在上的人被赋予了权力和权威。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下放他们的权力，并且积极地致力于使他人重申这些权力的领导者。

（一）在权威位置上实施领导

从某个权威位置上实施领导是可能的，不过，这需要大量的在这两种不同角色间来回移动的技巧。苏联总理及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ail Gorbachev）^[8]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戈尔巴乔夫试图同时扮演这两种角色，但最终却自尝苦果。他虽然认识到了新的现实，即共产主义在当时的苏联已不再是一种可行的政治、社会或经济的选择，可他却无法一边支持拥立这一新的现实，一边又在旧的政体下维持秩序。他丧失了控制，不再能设置和维持界线，并且无法把握那些以出乎其预料的步伐加速的事态。与此同时，他本来似乎值得称道的实施领导的尝试，也因其转而玩弄权威而遭到连续不断的败坏。或许有人会争辩，如果他不处在权威的位置上，他实施领导的尝试会更加持续坚定，从而获得更有效的结果。相反，他失去了权威，他的领导力也逐渐削弱。事实上，他被“暗杀”了。他被迫下台并失去了发言权。所幸的是，历史完成了他所着手进行的事。

（二）在非权威位置上实施领导

不处在权威的位置上而实施领导具有很多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此人不必扮演两个几乎矛盾的角色。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伟大领导者，比如甘地、路德·金（Luther King）^[9]以及曼德拉，他们都不是正式的权威。不过，他们真正有的乃是非正式的权威。这意味着他们的选民承认他们是了解变化着的现实并能激发新的梦想的人。这些领导者能够向现状挑战，并且能够激发挑战和创造无序。他们并不允诺给追随者以悠闲安逸的时光，而是敦促他们产生一个共同目标的紧迫感。这个目标就是塑造一个传达着种种新的核心价值的现实，这些价值是和平、自由、平等、机会均等以及正义——此乃对旧现实的直接挑战。假如这些领导者处在正式的权威位置上，他们或许就不能像现在这样有效地实现这一切。认识到一个人处在权威的位置上实施领导更加困难是非常重要的。对于那些拥有权威的人士来说，一种处理好两种角色的方法就是，与那些非正式权威的人结成伙伴，并支持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南非的德·克勒克（De Klert）^[10]就努力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被公认为是胜任的权威人物，也被视为一个出色地行使了领导力的人。

（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权威

正式权威是被明确授予的用来换取服务的权力。

非正式权威是由某个群体含蓄地授予的提出、决定或影响行动选择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