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权与革命的主体问题

二、领导权与革命的主体问题

(一)十月革命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在根本上就是被压迫的社会群体夺取政治领导权的问题。政治领导权的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决定着一个阶级能否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社会的主导阶级。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语境中来讲，它决定着工人们能否上升为统一的无产阶级，能否成为历史中的自觉的主体。再进一步地从现代文化的形成历史来看，它还决定着我们能否真正摆脱宗教的控制，切实完成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事业。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特别地结合着列宁的十月革命，对此作了明确的阐发:“我们究竟该怎样理解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人?可以肯定，马克思⁽⁷⁵⁾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他的哲学的历史功能，即当它成为一个阶级的理论而这个阶级又成为一个国家⁽⁷⁶⁾的时候它将具有的历史功能。在列宁那里，这些都在一个特殊的地域之内成为了现实。我在其他的地方曾经提到过，领导权这个概念的哲学重要性以及领导权的事实都应当归功于列宁。已经实现了的领导权意味着对于哲学的真正批判，意味着它的真正的辩证法。”⁽⁷⁷⁾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实际上是在十月革命的直接背景之下提出领导权的概念的，在这里他一方面明确地把列宁的十月革命与领导权的问题结合起来:十月革命的成功既表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已经在事实上被确立了起来，又说明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在理论上明确地认识到了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⁷⁸⁾;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指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夺取领导权就意味着革命的工人群众已经上升为一个达到了国家高度的领导阶级，这同时也就是把马克思的哲学内在地包含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之中的过程，因此，已经达到了哲学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继承。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既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理论上的提升，也意味着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正因为列宁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方面的决定性贡献，葛兰西特别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列宁具有与马克思同等重要的地位。“把马克思和列宁加以对比来确立他们二者之间的地位高低是荒唐而无用的。他们表达了两个阶段:科学和行动，这二者同时既是同质的，又是异质的。”⁽⁷⁹⁾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列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没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国际共运史上，这就表现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另一方面是没有理论的工人革命行动)，也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因此，列宁与马克思一样都是实践哲学传统的创始人。为了强调这一点，葛兰西还特别地把列宁和基督教传统中的保罗相类比:“因此，历史地说，将基督和保罗进行对比是荒唐的。基督——世界观，圣·保罗——组织者、行动、对世界观的传播，它们二者是同样必要的，所以它们具有完全同样的历史地位。基督教可以被历史地称做‘基督教—保罗主义’，事实上这是一个更加确切的称呼。”⁽⁸⁰⁾通过这个类比，我们就更加明确地看到，葛兰西认为列宁和保罗一样，都是伟大的组织者，没有他们就没有被组织起来的革命主体(或信仰主体)，也就没有那内在地包含了新世界观的革命实践(或信仰实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没有列宁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二)领导权与革命主体的生成

为什么不确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换言之，为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直接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何以可能?从《狱中札记》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葛兰西认为，这是由于领导权问题既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又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历史创造性，正是这二者决定着工人群众能否上升为自觉的革命的主体。

1．领导权与革命主体的普遍性

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在两个层次上决定着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它既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内部统一性，又决定着无产阶级是否已经达到了国家的高度，具有相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的普遍性。关于前者，葛兰西明确指出革命队伍的内部统一性问题也就是怎样把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无产阶级通过“有机的知识分子”而获得自我意识:“批判的自我意识在政治上和在历史上就意味着创造精英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在不把自己组织起来的情况下(最广义上的组织起来)就不会把自己与其他的人群区别开来，就不会成为真正独立的;而没有知识分子，即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没有组织，更进一步地说，当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中的理论的环节还没有被具体地区分出来的时候，也就没有组织，而那个理论的环节又只有通过一批专门负责对观念在概念上和哲学上进行展开的知识分子们的存在才能被真正区分出来。”⁽⁸¹⁾这段话表明，无产阶级能否成为历史中的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关键在于它能否把自己组织起来，达到内部的统一性;而这同时也就是它通过知识分子而获得关于自己的实践活动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更进一步，葛兰西还指出这个获得关于实践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人们可以在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之上建构理论，该理论由于与实践中的决定性的因素相一致，将能够进一步促进正在进行着的历史过程，使实践更加同质化、更加具有内力一致性，在所有方面都更加有效，换言之，就是使它的潜力被发展到最大……”⁽⁸²⁾从这段话我们看得很清楚，革命群众达到关于自己的实践的自我意识，不仅意味着他们在理论上达到统一，更意味着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使实践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展开。

与此同时，领导权的建立还意味着无产阶级真正达到了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性。为了说明这一点，葛兰西极富洞见地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与“结构”(structur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的关系结合在了一起。他从领导权所包含的理论—实践原则出发，进一步指出蕴含在领导权之中的、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着的理论与实践的这两个环节是具体地在“结构”和“上层建筑”这两个领域内展开的。“结构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统一体’(historical bloc)。这也就是说，各种复杂的、矛盾的、不相一致的上层建筑的总和反映了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一个统一的、包含一切的意识形态的体系才能够达到对结构中的矛盾的反映，才代表着革命的实践的客观条件的存在。”⁽⁸³⁾通过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葛兰西指出蕴含在无产阶级的实践中的那个理论的环节(即自我意识)是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内展开的，是在上层建筑的高度上对结构中的矛盾的反映。这也就是说，它表明此时无产阶级已经不仅仅是结构中的矛盾的一方，或者说已经不仅仅是结构领域之中一个特殊的部分，而是已经达到了对生产中的所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把握。因此它通过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建构起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系统，就达到了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性，它的实践也就成为了彻底改变整个结构领域的普遍性的实践。为了进一步地说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葛兰西还提出了“升华”(catharsis)的概念。“我们可以用‘升华’的概念来表明从纯粹的经济的(或自我的—热情的)环节进入到伦理的—政治的环节，即在人们的头脑中把结构提升到上层建筑的水平上。”⁽⁸⁴⁾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就是它超越自己在结构领域内的特殊性而上升到上层建筑水平上的普遍性的过程。经过这个“升华”的过程，无产阶级由结构领域内的一个有限的社会群体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阶级。

2．领导权与革命主体的历史创造性

与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必然相关的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历史创造性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历史的主体的问题。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分别从两个层次对该问题进行了论述:他一方面在本体论的层次上，通过探讨人是什么的问题而明确指出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他又联系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进一步指出，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意味着使工人摆脱决定论的处境，成为历史中的主体。前者既集中体现在《狱中札记》的“人是什么”和“进步与生成”等章节中⁽⁸⁵⁾，也普遍地渗透在他的整本著作中。葛兰西特别强调，人并不是所谓的有限的个体(individual)，而是包含着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一系列的活跃的关系的总和。具体来说，人之为人，就意味着在人的存在中同时包含着多重因素:个体、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等。其中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他有机地从属于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群体为中介的，而个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以他改变世界的劳动和其中所包含着的技术为中介的，这些关系之所以不是静止的、固定的关系，是因为处于所有这些关系中的个体是最活跃的因素，他不仅处于这些关系之中，而且同时还在意识着这些关系，而这些关系在被意识到的过程中同时也就被改变着。以此为前提，我们在自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实际上也就是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所处于其中一种的这些关系，在改变着我们自己。葛兰西也明确地看到，一个个体能够实现的改变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他又进一步指出，最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对这些关系的历史性的认识，因为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人在这个意义上是所有的过去的概要性的结果。只有当我们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我们才能真正带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与此同时，他也指出，要想在现实世界中带来重要的改变，个体还需要与所有其他处于相似处境中的个体相联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那些符合历史本身发展趋势的理性的要求在生活中成为现实。

针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情况，葛兰西再三强调，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使革命群众们从决定论的处境中挣脱出来，上升为历史的自觉的主体。既然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人是他自己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创造者，那么工人们为什么会陷入决定论的处境呢?通过葛兰西对于机械决定论的多重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之所以处于这种困境，是因为他们与历史上那些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曾经处于非常软弱的位置，当时无法用革命来直接改变他们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会自觉地接受机械决定论的立场，用机械决定论来迂回地表达自己的行动意志，把机械决定论当做自己的宗教。但当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可能性的时候，机械决定论就会反过来成为一种重要的反动力量，会把民众们限制在被动的地位上。因此，要使无产经济从历史的被动的材料上升为历史的自觉的主体，目前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批判机械决定论。“当‘被统治的’社会群体对大众们的经济活动来说成为指导性的和负责性的力量的时候，机械决定论就成为一种非常切近的危险，因为在存在的社会方式中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中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⁸⁶⁾那么在存在的社会方式中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这就是工人们不再仅仅是处于经济生产领域中的被动的材料，不再是受决定性的规律所支配的物，而是代表着整个社会并且能够对整个社会负责的主体。如果我们结合着“升华”的概念来看，就是“升华”的过程不仅使无产阶级上升为一个普遍的阶级，而且还同时使它上升为历史的主体:“这(指升华的概念——笔者注)同时还意味着‘从客观的向主观的’转变以及‘从必然的向自由的’转变。结构不再继续是一个外在的力量，它把人压碎、使人被同化进结构中、成为被动的;而是已经被转变为自由的工具，人们可以利用它这个工具来创造一个新的伦理的—政治的形式，它成为人们的新的主动性的源泉。”⁽⁸⁷⁾这也就是说，通过“升华”的过程，我们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结构不再是决定着人的外在的力量，而是成为人的自觉的活动的重要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上升为历史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