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技术分析

不要沿着老路的方向走，而是去走那些没有路的地方，然后留下自己的足迹。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从1996年起，我便成为交易员，进行股票、股票期权和股指期货的交易。我在以前的两本书中讲述了我过去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心路历程（包括许多失败的教训），这两本书分别是《以趋势交易为生》和《日内微趋势交易》。在这些年的交易生涯中，我都是使用那些绝大部分由我自己开发的交易系统来进行短线交易，而这些交易系统仅依赖于技术分析。在2002年10月，我建立了“趋势交易之友”网站（Befriend the Trend Trading www.drstoxx.com），一个提供选股指导和交易训练服务的网站。我们于当年开始发行我们的招牌荐股指导——趋势交易信函（The Trend Trade Letter），它提供每日市场指引以及特别的交易推荐。紧随其后，我们在2007年发行我们最赚钱的交易指导——ETF反转信函（ETF-Reversal Letter）。之后，我们在2010年，发行了针对更小账户的指导——廉价股票信函（Cheap Stocks Letter）。过去这些年我所开发的交易训练以及交易指导系统仍在很好地服务客户及我本人。因此，我的经验证实了这句被许多股票交易员奉为真理的话：“股票价格图形的技术分析就是很好的预测工具。”

然而，提升空间永远存在。即使是最稳健的技术交易系统，也会经历数次糟糕的表现。2008—2009年股市崩盘时期，这一点在我自己的交易系统上得到了验证。在剧烈动荡的数月中，市场经历前所未有的波动，伴随着利空消息的恶性循环，市场进入固定的同步下跌模式，因此，技术分析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那些在绝大多数市场条件下可以获利的漂亮技术图形模式，其表现也迅速恶化。提示短线买点的超卖技术指标变得越来越超卖，即使市场情绪指标触及反转看多的水平，价格仍将径直跌落，并不断创出新的历史低点。当我们最终在下降趋势中超买点找到几个合理的做空信号时，市场却不断上冲。对于那些关注更长周期市场行为的技术交易员而言，这段时间是令人沮丧的。

在大崩盘阶段的最后几周以及随后担惊受怕的数月时间里（还记得2010年5月的股市的“突然暴跌”吧），我发现作为交易员的我在不断挣扎。当然，我之前也经历过市场的下跌。任何一个交易员抑或是投资者，无论他（她）们的技术多么高超，在所有方法都失效的时候都会茫然无措。任何一个成功的交易故事都被2008—2009年市场的大崩盘所打断。最终成功的是能够合适应对、减低仓位以管理风险，并耐心等待行情转机的人。它违背了我的一位偶像——约翰·邓普顿爵士的格言：“这一次，事情真的不同。”所以这样做也是一种冒险。过去，一旦我看某一交易系统出现连续亏损，我就更换系统。比如，将上涨突破买入改为上涨回调买入，或者是，我用布林带而不是趋势和通道线作为支撑压力。但是在那次崩盘后令人迷惑的市场中，过去有用的东西统统失灵。

我的痛苦斗争变得复杂，因为我不仅仅为我自己交易，我还要为我们几百个订阅客户提供每日投资指导，他们寄希望于我能够带领他们顺利走过令人茫然的时期。然而，我真的不确定我知道这条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神的恩典，我们终于踉踉跄跄地顺利通过，且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我们的股票指导信函在这一时期最终扭亏，并获得一点点的利润。当然，这一切都来之不易。

我当时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知道的是：这些动荡的月份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已经准备对我的交易职业进行最大一次的自我修正。所有这一切始于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市场条件，令我自己开始对自己以图形解读为主要手段的交易系统产生怀疑。图形解读就像我的面包和黄油，它构成了我的投资说明会和发表研究报告的基础，而且也的确是我自己交易的基础。但是在后大崩盘时期的市场中，单纯的图形解读方法已然无效，至少其效果我不能满意。我感觉到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我的方法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当时并不知道缺少的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一定要尽快找到它。

起初，我决定证明我是错的。直觉告诉我，在大崩盘后的“新常态”市场环境中，单独依靠技术分析不足以保持持续的盈利。但是，我的理性提醒我，技术分析已经足够了，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新的技术交易系统而已。因此，正如我过去面临严峻挑战时经常做的一样，我那时所做的就是，清理办公桌，在我面前放一张黄色信笺，拿出一支笔，然后祈祷。在沉静了几分钟后，我的脑海中开始浮现出这些词汇：500只股票、5年、50%的收益率、一个月、通用网格（美国股票分析软件中，通常会用方格来标示横坐标和纵坐标—译者注），我迅速将这些词汇记录下来。把这些词汇组合起来，我决定详细浏览过去5年（涵盖了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时期）中，20个交易日（一个月的时间）内涨幅至少为50%的500只股票。我的任务就是仔细查看每一个技术图形，找到任何一种在价格突破前反复出现的技术指标和技术图形。如果我能够把这些方格隔离开来，那么我就能建立股票筛选系统的组成部分。这样，我就会得到我的新系统——一个能够找到即将大幅上涨的股票的系统。

我开始建立包含500个历史走势图的清单，在这些图形中，其过去5年中的某一时刻的价格，较20个交易日前的收盘价高出至少50%[1]。在任一月份里，能满足这样条件，且具有相当的流动性（日交易量超过10万股）、股价高于3美元的股票大约有10只，牛市中这个数量会更多，因此，我便有了足够多的图形供研究；而且，这研究区间很理想：其涵盖了危机前、危机中以及危机后的市场。

一旦我得到自己的历史图形研究清单，我就建立一个图形模板，该模板包括K线形态、均线系统、技术震荡指标以及两个基于成交量的指标。我的计划是，在一个表格中记下日线以及周线的哪些价格形态，以及指标的何种水平可以诱发这500个股票的上行突破。我认为经过数千个样本的积累，一定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在统计上显著的模式。

当然了，我对这项研究相当积极。我明白，如果我能识别出能持续产生月度50%收益率的价格、技术指标和成交量模式的话，我将拥有至今为止最强大的股票交易系统！因此，我花费数周时间，起早贪黑地钻研我所收集到的这500个图形。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图形，我在十几个一般价格走势图形模式（从波考斯基的优秀著作《图形模式百科全书》中得到），找到一个，并与之前的9个突破前技术指标参数一同记录在表格里。我所使用的技术参数都是针对常见的技术分析：移动平均线（MA）、MA的斜率、MACD、商品通道指数（CCI）、震荡指标、RSI、%B布林带、OBV以及相对成交量指标。对于每一个指标，我记录下它们在价格突破前的40个交易日的收盘值。然后对记录的表格进行编程，以使其计算出每个指标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比率。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完成了对这些指标的分析。现在是时候评估这些数据了。

果然，一旦完成了这500个图形的分析以及统计测试，一些价格和指标的模式就显现出来。我的研究清单里其中的一个模式成了主要模式，它被我称为“基线模式”。在我研究的各类图形模式中，基线模式大概占比1/3，即当股价长期快速下跌后，价格在很小区间内震荡，之后价格在该区间上沿整固，只有基线模式会出现在价格震荡时期。在我的研究中，上述价格模式经常伴随着特定最小比例的成交量上升，而这一点可以证明那些预期价格将大幅上涨的专业投资者正在吸收筹码。收盘价一旦高于这个窄幅震荡区间上沿，我们便可以期待股价的急剧上涨。2012年像素公司（UNXL）股票的上行突破（图2-1）就是一个典型的极限模式案例。

资料来源：MetaStock

图2-1　像素公司3个月的股价走势

图2-1中，在2012年11月下旬前的数周内，UNXL股价在较小的范围内波动。在此期间，公司开始发布一系列关于获得新合同的公告。这些消息推动UNXL股价向上突破前期震荡区间的上轨压力线。价格在起初的几天里缓慢上涨，之后量价齐升，价格快速拉升。到12月中旬，UNXL的股价较11月下旬的突破点已经上涨了超过100%。

UNXL只是过去两个月里我所研究的500个图形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已。当然，也有许多其他类型的图形模式。比如，有的图形中，股价在一天内上涨50%，甚至更多，只是因为公司被收购的消息公布了而已。有的图形中，股价在急速下跌中出现了快速的反弹，或者是股价因为利空消息而跳空下跌，但是之后莫名其妙地从低点上涨50%。有的图形中，股价在创出年内新高后上涨50%。当然，还有很多图形根本没有明晰的模式，但是依然能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涨超过50%，或者用不了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上涨超过50%。但是，在这500个图形中，有159个或多或少可以界定为我的基线模式。所以，我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构建一个能够找出过滤基线模式的筛选器。

起初一段时间，我还是不知所措，但是在数天的实验后，我终于建立一个筛选器，它能够提炼出基线模式的价格特征和指标特征，而且可以提供最佳建仓点所必需的技术指标阈值。因此，任何通过这一多重过滤的股票，都是可以认定为能够在第二天开盘时入场做多的备选股。有关出场策略，我的研究显示，这种交易最好是持有一个月，无论价格如何变化。如果在一个月内的任意时间，只要价格较入场点上涨达到50%，就可以获利了结。如果在20个交易内，价格没有上涨50%，那么也应该了结头寸。因为在突破之前和突破期间，股价都会有较大的波动，所以我们不需要止损。

此时，我对这个新的交易系统兴奋至极。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涌现出对于我的研究方法是否正确的怀疑。这些你所熟悉的历史回测存在致命的缺陷。这一研究过程的问题必然是那些我所试验的500个图形，其本身已经是“赢家”了。我的研究无法获知（当然，设计研究过程时就没有考虑）符合基线模式的股票中有多少能成为赢家。因此，整个过程的核心环节存在一个错误的推断，一个不合理的逻辑推理，因为绝大多数在一个月内能够上涨50%的股票表现出基线模式的特征，所以我以为的符合基线模式的绝大多数股票可以在一个月内上涨50%，这个推断是错误的。就好比说，“每次下雨后，草地都会变湿，因此，草地是湿的，我就以为刚刚下过雨”。这是大学逻辑课上绝大多数新生会犯的一个常见错误，然而，因为急于寻找到快速盈利的模式，作为一名曾经的哲学教授，我也犯了这个错误。

在某一交易日，没有数百也有数十只股票符合我所研究的基线模式。但是在3000多只股价超过3美元，同时日均成交量在10万股的股票中，能够在一个月内上涨超过50%的却是屈指可数。根据我的研究，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股票中，仅有1/3是符合基线模式的。如果基线突破的确是牛市技术交易系统，如果它比其他模式更容易产生每月50%以上的投资回报，结果就不该是这样。实际上基线模式产生50%月度收益的概率非常低，按照我的计算，大约只有1/30。

真金白银的交易证实了我对自己交易系统有缺陷的怀疑。在4个月的时间里，我总共做了32次基线突破的交易。尽管寸头不大，但是我的计划是将所有我原以为是很大的盈利重新投入下一轮的交易中。在每一笔交易中，我设定了一个50%的止盈线，30天后，在交易系统中挂了一个MOC（收盘市价单）和一个OCA（一个成交，其他全部取消的指令）订单。然后我就等待。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认识也逐渐变得清晰。这个系统根本无效。32笔交易中，没有一个最高实现50%的收益率。有些股票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成功获利，但是其他的股票价格却在下跌、下跌、再下跌。最终，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亏了钱，还浪费了时间，但是，至少我认识到基线模式在这个市场中是无效的。

当我在探寻一个更为有效的交易方法时，我想起了一个永恒的智慧：“自我否定”。我承认我的无知，我特意去学习了关于市场赢家的自修课程。对于我的每一位老师，我翻阅他们的一系列著作，这些书多年来一直就放在我的书架上，而我却从来没有去阅读过。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传记作品、回忆录，也是最为卓越的基于基本面分析的投资策略。这些书的作者包括本杰明·格雷厄姆，这位空前伟大的价值投资者，格雷厄姆的门徒、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沃伦·巴菲特，管理着历史上最成功的共同基金的彼得·林奇；马丁·茨威格，“茨威格预测”的作者，借此他已经成为30年来最成功的投资评论专家之一；以及著名的CAN-SLIM成长股交易系统的提出者，威廉·欧尼尔。我的研究令我接触到一些在由同行评审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核心论文。其中的两篇具有重大的意义，一篇的作者是前芝加哥商学院教授（现在斯坦福任职），约瑟·皮尔托斯基博士；另一篇的作者是出身MIT的数学家、“扎克斯投资研究”创始人，兰·扎克斯博士。所有这些作者，除了皮尔托斯基还在从事学术研究外，都有着几十年的资金管理经验，而且他们已经为自己和客户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年复一年的取得超越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他们每每率先转入防御阶段，进而顺利度过衰退期，而当每一波新的上涨趋势开始，他们通常又会重新出现。

我读得越多，我头上那一丝灵光变得越发明亮，而当这丝灵光变得越来越明亮，我交易方法核心思想中的阴暗漏洞就越大。向投资世界的大师学习，令我意识到在我交易的目标中，缺失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在他们的交易决策中，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认知，令他们对自己的交易系统特别的自信，而我的交易系统却不能提供这些认知。依我之见，所谓大师们有而我没有的认知，说到底就是：他们很熟悉自己所投资的公司，而我却根本不了解这些公司。我知道这些公司的股价图形，而这不过是价格、成交量模式以及支撑、压力之间数学关系而已，这些统计上显著的信息指导了我的交易决策。然而，当一天的交易结束时，那些我们成功交易所依赖的极其重要决策，仅仅建立在由一些线条、柱状图和数字构成的页面之上，而这些大师，其决策建立在更为稳固基础上。过去，当我购买股票时，从来没有把它抽象为一个由人构成的实体，而仅仅把它当做公开的交易的股票，而那些大师，他们购买的是股价背后所代表的机器、生产线、基本的服务和供应链，同时还有辛勤工作的员工以及天才的管理者。

作为一个投资市场的技术派，我所关心的只有图形，而不是公司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很少了解我所交易的公司的业务。我从不知道我购买的处于上升趋势的公司股票，其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随时可能会爆发的现金流问题，抑或是我所做空的公司股票，是否会因为公司收益修正而大幅上涨。这一类的问题以前甚至都不是我的关注点。技术分析将一个交易员训练得仅仅关注股价的过往走势，而有关公司股价过去走势的有价值信息进一步支持了技术分析的拥护者。从这一有利形势出发，技术派凝视未来，以预测价格未来会是什么样的走势，而投资大师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聚焦于现在：他们一方面观察所投资公司的现状——它们的资产负债、管理方面的优劣势、商业模式的有效性等；另一方面关注国内和全球经济状况。通过这样的比较，我开始意识到我的交易决策是多么的具有投机性，而这些投资大师的决策是如此的务实、理性、合理。

想象在一个大型对冲基金公司的管理层周会上，公司创始人端坐在会议桌的一头，睿智轻松地看着面前的这群年轻分析师。分析师们一个接一个的讲解基金目前持仓股票和未来可能投资股票的利弊，他们面前的大屏幕显示的都是各种PPT和饼图。神经性亢奋刺激着他们做简短但是细致的陈述，他们满怀信心地讲述诸如这样的内容：未来盈利预测、相比同行业其他公司的相对估值、即将发生的债务偿还对公司毛利率的影响，等等。最后，轮到一个技术派分析师站起来发言，他在一张张技术图形的PPT页面中翻来翻去，指出一个头肩顶形态，当前的关键支撑和压力位。5分钟后，你会看到其他分析师一脸茫然，因为公司创始人忍不住不停地打哈欠。

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分析会议更能刻画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的反差了[2]。基本面分析师言谈举止尽显经济学的“厚重”范儿，他们从哈佛、沃顿、斯隆以及凯洛格（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译者注）里衣冠楚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打听消息，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技术分析师的工作传统显得更加“浅薄”，他们的知识更像是由计算机生成的最新的产品，而这些计算机只是很好地描述了那些由20世纪中期的分析师爱德华兹和迈吉[3]所提出的趋势和价格模式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增加了技术指标，然而，技术指标不过是关于同一主题——价格图形——的新的变体罢了。

下面是有关这种对比背后的关键事项。技术分析师非常了解一个公司的股价图形。具体来说，他们知道图形的过去走势，并基于此来预测一只股票的未来价格走势。判断的基本依据是未来可能股价和过去已经确定的股价之间的数学关系。但是，一旦从预测迈向承担所有的风险的实际交易，这种基本的关系就改变了。对于一个有真实交易头寸的技术分析师，这种基本关系现在变成了过去股价和由屏幕最右侧不断变化的报价所代表的当前股价之间的关系。股价每一次的上下变动都改变了这种基本关系的本质，因为这种关系只是基于电脑生成的数学模型；换句话说，以前的支撑可能变为压力，或者是一个看空的头肩顶形态可以演变为看多的双底形态。一个技术分析师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设定好一个止损，然后祈求自己好运。

再来看看基本面分析师，他们的交易决策基于一个非常不同的关系。和技术分析师一样，他们也是预测者，但预测的是人，而不是价格图形，正如一位最近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演说中反驳其质问者所说的，“我的朋友，商人也是人”。因此，当股价与其预测方向相反时，基本面分析师开始打电话，她致电公司的投资者关系部、公司的中层管理者、供应商以及其他投资公司中跟踪该只股票的朋友，她会亲自与公司CEO、CIO以及COO面谈以帮助决策，她会运用自己丰富的金融知识分析这些对话，以判断哪些是符合逻辑的，而哪些不是。基于这样与真人的实时面谈，而不是与过去时间里的计算数学的沟通，她将决定下一步该如何操作。

我无意贬低技术分析以及单纯使用技术分析的交易员，它仍然是我日常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使用它、教授它并用它进行交易。本书接下来将要描述的每一个交易系统，都有一个技术分析的成分，甚至有些交易系统，技术分析是其主要构成。但是，在阅读这些投资界的巨匠著述后，我相信我获得了真谛，而且拥有十分确定的信心——这是做出制胜交易决策的真正动力，我只需要在我的一堆交易策略中增加至少一个哪怕只是入门级的基本面分析即可。

说到底所有的基本面分析就是这样的：从有关公司未来盈利前景的几乎无穷个角度中获得的一个合理评估。那些大师知道当一个公司的盈利前景与其股价表现不匹配时，是市场而不是他们的分析错了，他们知道市场追上他们预测的情形只是时间的问题。基本面分析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为公司目前的状况描绘一份清晰的图景，并简洁地表明相对于这幅图景，公司股价未来将达到多少。如果一个公司的股价或多或少与其潜在价值相匹配，大师级投资者称之为“持有”，并继续看好之，而一旦价格不匹配，就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兴趣，他们在大幅下跌后进行抄底，在价格疯狂上涨时卖出以及在价格整固期间坚定持有，对于这样的操作，他们信心十足。

单词invest（投资）来源于拉丁文“为……穿衣”并非巧合。我们可以在vest（背心）、vestry（衣柜）以及vestments（礼服）中看到同样的词根，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词源却揭示了重要的一点：一旦你购买了一个公司股票，你和这家公司变得紧密相连。根植于投资行为的语言意向就是为自己穿上投资对象道德观、价值观、企业使命的外衣，哪怕就算是几天也好。将这个比喻进一步展开，可能我们应该像购买我们的衣服那样购买股票。我们应当关注衣服的大小、舒适程度、是否与我们的特点和品位相匹配。很少有人将交易视为一件真诚的事情，但它的确是这样的。这一点需要反复强调：一旦你超越图形分析来构建一个交易头寸，你的金钱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将取决于与公司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绝非是一种技术分析的图形。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与自己所投资的事物相适宜。

投资大师们都深谙此道，他们知道投资就是一种亲密关系，且主导这种关系的规则与主导人类之间关系的规则并无二致。开始是逐渐了解的阶段，然后是对“尽职调查”，完成尽调后，可能会与公司产生“友情”，甚至“恋情”，而且，当一切进展顺利，最终会“结为连理”。当然，也会有“失望”“隔阂”“分居”以及偶尔的“离婚”。简言之，这些投资大师知道，我们这些技术分析师长期被市场淘汰的原因是：要想作为一个精明的投资人，你需要亲密接触你的投资对象，而不是仅仅看看其股价走势图。如果我想在交易时拥有和他们一样的自信，我就需要突破我得心应手的技术分析，转而启用新的分析形式，让它带我超越图形分析，深入图形背后的公司。

[1]研究“超级表现”个股的这种方法，已经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只要我进行测试的时候就会用到，没什么新意。在后续章节中会介绍的威廉·欧尼尔在开发他的著名的CAN-SLIM交易系统的时候也是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详见后续内容或者《笑傲股市》。早在1977年，当时欧尼尔的书还没有出版，理查德·拉弗就已经著书介绍什么原因使得最牛股票走势如此强悍。参见理查德·拉弗的《超级牛股》。拉弗的研究曾经被两名现役交易员引用，戴维·瑞安在市场奇才系列图书对杰克·施瓦格和马克·米俄维尼做的专访中都曾引用。

[2]从参与人角度观察大型投资银行的此类会议，参见格莱格·史密斯的《我为什么离开高盛：来自华尔街的故事》。

[3]罗伯特·爱德华兹和约翰·迈吉，《股票趋势技术分析》，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