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自由教育

列奥·施特劳斯：现代著名政治哲学家

你们已经获得了一项自由教育，我祝贺你们的这项成就，如果有资格的话，我要为此表扬你们一下。不过，如果我只是祝贺你们。而不补充告诫的话，那么我就是不忠于我所履行的职责了，你们获得的自由教育会防止你们将这个告诫视为一个令人绝望的个人观点。

自由教育是处于或通往文化的教育，自由教育的完整产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文化”主要指的是农业：培育土壤及其产品，照料土壤，遵照土壤本身的特性对其进行改善。在衍生的意义上。在今天的主要用法上，“文化”意味着心灵的培育，按照心灵的本性来照料和改善心灵的天生才智。正如土壤需要有人培育，心灵也需要有人教导。不过得到一个老师可不像得到一个农夫那样容易。老师本身就是学生，也一定是学生。不过不能这样无限倒推回去：最终必须有这样一些老师，他们并非依次意义上的学生，而是伟大的心灵，或者，为了避免在这样一件重要事情上出现任何含混之处，也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心灵。这样的人是极端少见的，我们不大可能在某个教室里遇到，也不大可能在某个地方遇到，如果你一生之中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就是一件幸运的事了。就所有实际的目的而言，无论学生们具有何种熟练程度，他们接近这些无法被视为学生的老师，这些最伟大的心灵，只能是通过恢宏的书本。自由教育就是以应有的谨慎研究这些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恢宏的书本。在此项研究中，经验丰富些的学生帮助经验不足的学生，包括初学者。

这不是件容易的任务，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准则，那事情看起来就是这样。那个准则需要长长的注解，许多人的生命已经并还将耗费于书写这样一些注解。比如说，认为恢宏的书本应该“以应有的谨慎”来进行研究，如何来理解这点？现在我只提出一个对于你们中间每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困难：最伟大的心灵并非全都告诉我们有关最重要主题的同样的事情；最伟大的心灵所组成的团体由于存在争议甚至各种各样的争议而分裂。无论这种分裂的情况会带来何种更深远的后果，它肯定会带来的后果就是，自由教育不可能只是教化。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困难，“自由教育是处于文化中的教育”，处于什么文化之中呢？我们的回答是：在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然而，西方文化只是众多文化中的一种，如果我们将自己局限于西方文化，那我们不是在将自由教育贬低为一种与自由教育的自由主义、大度和开放精神不相容的狭隘意识吗？我们所理解的自由教育看起来似乎并不适合这样一个时代，它意识到这个事实：并不存在人类心灵的某种特定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很明显，容易在复数意义上被使用的“文化”并非等同于单数意义上的文化，文化只能在单数意义上使用。正如人们所说，“文化”现在不再是一个绝对之物，而是变成相对的了，很难说什么文化容易在复数意义上被使用。这种含糊不清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或明确或隐晦地表明，“文化”是任何人类群体所共有的行为模式。因此，我们毫不迟疑地谈起郊区居民的文化或是无论犯罪与否的青少年团体的文化。换句话说，疯人院外面的每个人都是有教养的人，因为他参与到一个文化之中。在研究的前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疯人院居民的文化？如果我们将“文化”的当今用法和它起初的意义相比较，那么似乎有人会说，对花园的耕作也许就是由花园来组成，花园里乱扔着空罐头瓶子、威士忌酒瓶以及随意扔掉的写有各种字迹的废纸。到了这里，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不知怎么就迷路了。那么我们接着就提出一个问题来重新开始：在当下自由教育意味着什么？

自由教育是某种读写教育：某种在文字中或通过文字实现的教育。没有必要举例来说明读写能力；每个选举人都知道现代民主成败都在于读写能力。为了理解这种必要性。我们必须反思现代民主。什么是现代民主？曾经有人说过，民主就是依赖德行的统治：民主是这样一种统治，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人是具有德行的人。由于德行看起来是需要智慧的，因此它又是这样一种统治，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人都是有德行和智慧的。或者说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所有或大多数成人将他们的理性发展到较高的程度，或者干脆叫做理性社会。

用一个词来表达民主的含义，那就是贵族统治，它已经扩展为一个普遍的贵族统治。在现代民主出现之前，针对能否如此来理解民主的问题出现了一些疑问。如同民主理论家中两个最伟大人物之一所言：“如果存在由神组成的民族，那么它将民主地来管理自己，如此完美的政府不适合人类。”施特劳斯在这里说的是卢梭，这句话出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译者注

这种曾经微弱的论调现在已经成为被大肆宣扬的高调，有一门科学——包括我在内的上千人从事有关这门科学（即政治科学）的教学——没有别的主题，就是比较民主的原初概念或者说可以称为民主之理想与实际中的民主。根据一个在本专业具有主导地位的极端的观点，民主的理想纯粹是个错觉，唯一关键的事情是民主的行为以及民主中人的行为。现代民主远不是普遍贵族统治，如果不是因为事实上大众不能统治而只能由精英来统治（比如说，由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占据高位或有相当的机会达到高位的人组成的团体），那么它就是大众统治。就大众而言，民主顺利运作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德行据说是对选举的漠然，比如说缺乏公共精神，事实上社会的中坚人物（salt）施特劳斯在这里引用了圣经里的典故，《新约·马太福音》5～13：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译者在这里采用的是salt的引申义。并非那些除了体育专栏和漫画什么也不读的人，但现代民主的中坚人物就是他们。

那么民主事实上不是大众统治而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这样的文化。它无需任何智力或道德的努力就能被最平庸的能力以极低的价格私自占有。不过。就算是大众文化也要求能持续提供新的观念，这些是富有创造性的心灵产物——甚至连唱片工业也会失去它们的吸引力，如果它们不能随时改变的话。但是民主，即使它只被看作是保护柔软的大众文化的硬壳，从长时间来看也需要完全不同种类的品质，即奉献的品质，专心的品质。自由教育是大众文化及其腐蚀效果的解毒剂，大众文化的内在倾向就是只生产“没有精神或远见的专家，没有心灵的酒色之徒”，自由教育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解毒剂。自由教育是一个阶梯，由此我们可以试图从大众民主上升到原初意义上的民主。

自由教育是在民主性的大众社会建立贵族统治的必要努力，自由教育提醒大众民主的那些有耳能听的成员注意人类的伟大。

有人也许会说，对自由教育的这种理解仅仅只是政治性的，它教条性地假定现代民主是好的。难道我们不能弃绝现代社会吗？难道我们不能返回自然，返回前文明部落的生活吗？难道我们不是受到大量刻印材料。许多美丽壮观的森林中的墓碑的挤压，对它感到恶心，由于它而堕落了吗？认为这仅仅只是浪漫主义，认为我们今天无法重返自然，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难道我们的后代，在经过了人为的灾难之后，不会被迫生活在不开化的部落中吗？难道我们有关热核战争的想法不是受到这样的前景的影响吗？可以肯定的是。大众文化的可怕之处（它包括被人指引着游览完整的自然）使得返回自然的渴望变得可以理解。不开化的社会最多不过是由古老的祖传习俗来统治的社会，它将这种习俗追溯到其最初的建立者那里，即神的儿子或神或者神的门徒；因为这样的社会没有文字，后继者和最初的建立者无法进行直接接触，他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是否偏离了最初的建立者本来的意思，或是仅仅由于人为的损益而破坏了神谕。因此一个不开化的社会不能持续地按照最好即是最老的原则来行事。只有从建立者那里流传下来的文字才使得建立者能够直接和后代说话，因为想要返回不开化状态是自相矛盾的。我们被迫和书本一起生活，不过生命太短暂了，只能和最恢宏的书本一起生活。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我们将位居最伟大心灵之列的人当作我们的榜样，他们由于良好的判断力成为我们和伟大心灵之间的中介。苏格拉底从未写过一本书但他却读了很多书，让我引用苏格拉底的一段话，其中几乎说尽了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必须说的一切，带着古人高雅的简练和从容的伟大。“就像其他人取悦于一匹好的马或狗或鸟，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取悦于好朋友……古代智者将财富写在书中从而留给后代，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打开书并徜徉其间，如果我们看到某些好的东西，我们就将其挑出来，如果我们因此能彼此有用，就会认为这是个重大的收获。”陈述这段话的人加上了如下的评论：“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认为苏格拉底是有福的。也认为他在带领那些听从他的人朝向完美的绅士状态。”这段传言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苏格拉底是如何看待古代智者的书中的篇章，他并不知道它们是好是坏。从另外一段传言中我们知道欧里庇得斯曾经给苏格拉底送上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并询问他对这作品的看法。苏格拉底说：“我所理解的是伟大而高贵的；我相信对于我所未能理解的来说也是如此；不过人们要理解这部作品肯定需要某种特殊的潜水者。”

自由教育是朝向完美的绅士状态的教育，是朝向人类完美的教育，它就是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优秀和伟大。自由教育以何种方式，通过何种手段来提醒我们注意人类的伟大呢？我们不可过分看重自由教育的意义。我们听说过柏拉图有关教育在其最崇高的意义上来说是哲学的意见。哲学是探寻有关最重要最崇高或最广泛的事物的智慧或知识；他认为，这样的知识是美德，是幸福。

但智慧是人类不可接近的，因此美德和幸福也总会是不完美的。尽管如此，哲学家作为这样的人，不仅仅只是智者，他被宣称为是唯一的真正的王；他被宣称为拥有所有人类心灵所具有的优点并达到最高的程度。由此我们一定会得出结论，我们不可能是哲学家，我们不可能获得最高形式的教育。我们一定不能被如下的事实所欺骗，那就是我们遇到很多自称是哲学家的人。因为那些人采用的是很随意的表达，这可能是出于行政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如此，通常他们只是想说他们是哲学系的成员。指望哲学系的成员是哲学家，这是荒谬的，正如指望艺术系的成员是艺术家一样。我们不可能是哲学家，但我们可以热爱哲学；我们可以试图哲学化。无论如何这种哲学化主要地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倾听伟大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或者更一般和更谨慎地说，最伟大的心灵直接的对话。因此也就是研究伟大的书本。我们应该倾听的伟大的心灵绝不仅仅只是西方的伟大心灵，不过是一种不幸的必然性妨碍了我们倾听印度和中国的最伟大的心灵：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们无法学习所有的语言。再重复一下。自由教育由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对话而构成。不过在此我们遭遇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若没有我们的帮助这场对话是无法发生的，事实上我们必须使这场对话发生。最伟大的心灵说的是独白，我们必须将他们的独自转化为对话，使他们由“并排”变成“一起”。最伟大的心灵即使在写对话的时候也是在独白，当我们看柏拉图对话录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没有最高等级的心灵之间的对话：所有柏拉图的对话是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和逊于他的人之间的对话。柏拉图明显感觉到，一个人不能写出两个最高等级的人之间的对话，因此我们必须做某件最伟大的心灵无法完成的事情。让我们面对困难，这个困难是如此巨大以至似乎是要谴责自由教育为荒诞的事情。由于最伟大的心灵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彼此冲突，他们就迫使我们来判断他们的独白；我们不能信任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所说的话。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我们并非能胜任法官的角色，事情的这种状态由于一些表面的错觉而在我们面前被隐藏起来。不知怎么我们就会相信我们的观点要优于或高于那些最伟大的心灵的观点。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时代的观点。而我们的时代，由于后于最伟大心灵所处的时代，能被假定为优于他们的时代；或者因为我们相信每个最伟大心灵从其自身观点来看是正确的，不过并非像他宣称的那样是完全正确：我们知道，没有完全真实的实质性的观点。只有完全真实的形式上的观点：形式上的观点就是一个洞见，认为每个普遍的观点都与特定的视角有关，或者说，所有的普遍性观点是相互排斥的。没有哪一个是完全真实的。将真实的情况从人们面前隐藏起来，使之不断产生错觉，这样累积起来就没有完全的真实，依此做法我们可以比过去的最聪明的人都要聪明。因此我们就被诱使着不去扮演专注而谦逊的倾听者。而是舞台监督或驯狮人。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所处的可怕境地，这是由于我们必然会试图不仅仅只做更专注更谦逊的倾听者，也就是说要做法官而造成的。在我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完全权威性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我们可以信任给我们以权威性指导的习俗，因为我们的直接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相信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迫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寻找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具有怎样的缺陷。

除了内在于这种活动中的安慰我们没有其他的安慰。我们知道，哲学必须警惕进行教化的愿望。哲学只能进行内在的教化。如果我们不能有时理解某些重要的事情便不能运用我们的理解；这种理解行为也许会伴随着对我们的理解的意识，伴随着对于理解的理解，对于认知的认知，这种体验是如此的崇高，如此的纯粹，如此的高尚，亚里士多德只能将其归结到他的上帝。这种体验不管我们的理解是令人愉快还是不愉快的，美好的还是丑陋的，都独立存在。它不仅引导我们去认识所有的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必要的，如果要去理解的话；而且使我们能够以上帝之城的良好公民的精神来接受所有我们遭遇的、可能让我们心碎的恶。通过逐渐意识到心灵的尊贵，我们认识到人的尊贵的真实基础，此外还认识到世界的美好，无论是否我们将其理解为被创造的，它是人类的家，因为它是人类心灵的家。

自由教育，由与最伟大的心灵的持续交谈组成，是以谦虚（如果不说谦卑的话）的最高级形式进行的锻炼，同时也是对于勇气的一种锻炼：它要求我们与噪音、冲动、粗心、知识分子及其敌人的名利场中的廉价完全隔绝。它要求我们具备勇气，这种勇气包含在将所接受的观点仅仅视为观点的决心之中。或者是体现为决心将一般观点视为最起码有可能和最奇怪或最不流行的观点同样错误的极端观点。自由教育是从庸俗中解放出来的，希腊人有一个很好的词来表达庸俗，他们把它叫做apeimkalia，即对美好的事物缺乏体验。自由教育给我们提供了对于美好事物的体验。

（陈　越　译）

自由教育是处于或通往文化的教育，自由教育的完整产品是一个有教养的人。

自由教育由倾听最伟大的心灵之间的对话而构成。

自由教育是朝向完美的绅士状态的教育，是朝向人类完美的教育，它就是提醒人们注意人类的优秀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