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手托起颗太阳

1999年3月1日，春天的北京已是柳绿桃红，生机盎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礼堂内更是春潮阵阵。当院长王祖训、政治委员张工两位将军把闪闪发光的一等功奖章挂在青年研究员、中校军官公方彬胸前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公方彬，这位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研究部副团职政治工作研究员，因成绩突出曾被广州军区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荣誉称号，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十四次受嘉奖。先后参与和独立完成研究课题32项，著述200多万字。就是这样成绩卓著的中校军官，用自己12万多元的工资和稿酬默默资助着山东、四川、黑龙江、甘肃等8省的121名贫困学生，其中23人考入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等重点高校；28人高中毕业。

公方彬的名字牵动121颗太阳，更感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

“爹，俺给您磕头了”

1962年农历九月初九，也就是重阳节这天，公方彬出生在山东蒙阴的一个小山村里，兄妹六人，他排行老三。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作为革命老区的沂蒙山区生活相当困难，庄稼收的不够吃，就连吃水也要翻山越岭去挑。忠厚的父亲公财东靠自学在村上当上了一名教师，后来又改行当了赤脚医生，母亲虽没文化但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勤劳朴实善良。父亲因经历过痛苦的童年，所以对孩子期望很大要求更严，特别是对公方彬。他常对孩子们说：“只要争气，就是讨饭也供你们上学。”

生活虽然拮据，一家人和和睦睦倒也让邻里羡慕。然而，一场厄运打破了全家的宁静。村里有一个贪污公款行将暴露的干部，为转移村民的视线，便诬告刚刚被村民推选为村会计的公财东贪污，还找了一个村民作伪证。那个善良的村民没有做这伤天害理的事情，可那干部仍凭着手中的权力把乡政府蒙住了。无奈之际，公财东只好撇下妻儿远离家乡寻访上告。守寡20多年把唯一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的奶奶，一时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疯了，不久便含恨而去，临终前，老人反复叮嘱：不论孩子有了啥出息，做人一定要讲良心。

通过不懈努力，公财东很快洗清了身上莫须有的罪名，那位村干部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这件事不仅坚定了公财东培养儿子成才的决心，也使公方彬深深懂得了“做人”二字的深刻含义。就是“做人一定要本分、善良”。

1978年8月，16岁的公方彬高中毕业，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供他读书的钱，他只好放弃了复读的机会，被管理区挑去当了一名文书，虽说这在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职务，在当时可是通向“商品粮”的黄金之途。多少人都在眼红这个位置啊！

由于公方彬为人勤快能吃苦且文才颇好，深受领导们喜爱。于是，他成了领导们表扬的典型。可是有一位个性很强的领导却看不上他，对他处处刁难。再加上怀有各种目的的人们挤兑，公方彬的处境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从最初的文书到他人取而代之的采石场搬石头，再到喂长毛兔，最后索性打发他到学校建筑工地——一片坟场守夜。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是亲人的关爱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喂长毛兔期间，在一起劳动的本家叔叔察觉他碰到熟人后的那份尴尬，就让他在家负责喂养，自己去打草，他还经常给公方彬讲古人面对逆境，如何做人处世的故事。

令公方彬难忘的是一个深秋的晚上。那天，他因到几个村送通知回来晚了，未能及时给那位领导做饭，结果惹得领导大发雷霆，狠狠训了公方彬一通后又把他父亲叫来训话。那时他稍一惹领导不满，父亲便成为领导的训话“对象”。代儿受过之后的父亲，也常常去训他那“不争气”的儿子。有一次，又被领导训过之后的公财东，决定要好好教训一顿儿子。当他摸黑跌跌撞撞来到坟场，只见儿子正在尚未落成缺门缺窗的屋架中，伏在豆粒般大的油灯下看书，飘忽的灯光将儿子孤独的身影映在墙上，乱蓬蓬的头发如一堆蒿草，消瘦的下巴垂得更尖了，听着呼啸的风伴着阵阵疹人的猫头鹰叫声，再看看外面忽明忽暗的“鬼火”，这位饱经沧桑的老父亲不禁掩面痛哭，公方彬也流泪了：“爹，不是我不争气，是我太想读书了！”那一夜，父子俩泪眼相对，度过了一个令公方彬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正是亲人的一份份关爱给了公方彬做人的启示，从此，他下定决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爱心的人。于是，他开始涉猎大量的书籍，姚雪垠的《李自成》，魏巍的《东方》等，常常通宵达旦。为了读书，他还曾烧坏过水壶。从书中，他得到的不仅是知识，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于是，他痛下决心——当兵去！并为自己立下誓言：不成功便成仁！

1980年，熙熙攘攘的山东泰安火车站，新兵集结在这里准备南下。前来送行的父亲和哥哥千叮咛万嘱咐，嘱咐他到部队后一定好好干。望着父亲布满皱纹的脸和那闪着泪花的眼睛，他不禁鼻子一酸，泪如雨下。走出好远，回过头看到父亲依然纹丝不动的站在那里，他情不自禁地双膝跪地，哽咽着说：“爹，俺给您磕头了。”

热泪长流，泪光婆娑映出一片侠骨柔肠

公方彬爱哭。用他妻子调侃的话说：“他呀，眼泪最不值钱了，一个大老爷儿们动不动就抹眼泪。”

是的，他爱流泪。每当看到电视或报道中一些贫困孩子无钱读书时，他总是忍不住热泪长流。

1980年，公方彬来到广西柳州服役。一次野外训练住在一所叫白竹小学的校舍旁。几十个孩子正挤在一间破烂不堪的教室里上课。没有纸和笔，他们就在地上划字，虽然已是寒冬，孩子们穿的都很单薄，有的孩子竟还赤着脚，可那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挂满了对知识的渴求，那么认真，那么执著……看到这一切，公方彬流泪了，他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想到了自己艰难的求学经历。回来后，他开始在自己六七元的津贴费中“抠”钱。很长一段时间，连香皂、洗衣粉都舍不得买，牙膏也是用最便宜的，并且每次仅仅挤出豆粒般大的一点儿来刷牙，笔记本也是正面用完反面用……战友们笑他“抠门儿”、“小气”，他一笑了之。好不容易攒够三十多元钱，他买来纸笔送到了孩子们手中。孩子们捧着笔齐刷刷地向他鞠了一个躬，激动地说：“解放军叔叔好！”公方彬却羞红了脸。从此，他的心与贫困学生打上了解不开的情结。

有一次他看到一篇报告文学：甘肃定西地区一些贫困孩子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以十分坚韧的精神刻苦学习，有的孩子因带的粮食不够吃，就在晚上煮一锅粥，冷结后用刀切开吃，早晚吃稀的，中午吃稠的，为了减少热量消耗，不少孩子晚上坐在被子里看书……未读完，他已是泪雨滂沱，连夜给一位在军分区担任领导的朋友写信，要求资助这些孩子。后来甘肃会宁的10个学生便成了他资助的对象。

1998年，他到山东蒙阴一中送捐赠的钱，同行一位朋友当众讲了一个“笑话”：某公司把他们资助的几位小学生邀请到北京游览，其中一个带了35元钱，是母亲借来给父亲买药的，因嫌北京的药太贵没舍得买；另一个带了5元钱，是母亲卖鸡蛋换来的，他说这是他长这么大拿得最多的钱，激动之余的他不知该咋花，最后还是一分没动地带了回来。吃饭时，同学们对着满桌鸡鱼肉而未能吃下一口，米饭倒吃了不少。记者问他们为何不吃菜，回答说：吃不惯。朋友为此感到好笑。就在满车厢笑声中，公方彬禁不住热泪横流，心中一阵阵难受。他明白：这哪是什么真正的吃不惯，而是因吃不到而“吃不惯”啊！目前，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父老兄弟姐妹在过着“吃不惯”的生活。这，又怎不令人痛心？

还有一次，朋友在电话中闲聊告诉他：江西新余市一家企业不景气，许多下岗职工生活困难，一位下岗职工由于经济困难和精神压力，与10岁的女儿一起跳河自杀。而这个女孩还是新余市的体育尖子。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公方彬的心，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家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如果相互能伸出友爱之手帮一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队干部，在社会经济转型期，一些人生活暂时遇到困难，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于是，他通过新余市教委在当地选了10名贫困学生，后来又增加到13人，收在了他的“帐”下。

“无情未必真豪杰”，眼泪，并不意味着软弱，而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它代表着一份真情，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透过那闪闪的泪光，我们可以看到公方彬那颗跳动着的爱心。

“我想见公叔叔”

甘肃会宁，是我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那里常年干旱，就连吃水也很困难，人们只能从很远的地方拉水或积蓄一些雨水来用。由于缺水，庄稼长得又矮又稀，农民们常常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军事科学院宣传部新闻干事包国俊告诉记者，那是一个人见人落泪的地方。去采访公方彬的事迹时，他和徐明东干事睡的是全村唯一的一张钢丝床，吃的面条是积攒了一天的雨水煮的，乡亲们怕他们吃不惯苦井水。小王瑷就出生在会宁甘沟驿乡河西坡村。父亲老实忠厚，母亲勤劳善良，家中还有一位74岁的老奶奶和一位正在读小学的弟弟。一家人种了七亩薄地，食不果腹，五口人只有三条褥子，家中唯一值钱的就是那三只老母鸡。1991年，王瑷的父亲不甘心现状，到处求亲告友借钱开了一个烧砖窑。由于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烧出的砖又粗糙又易碎，许多客户纷纷摇着头走了。看着辛辛苦苦烧出的砖全变成一堆废物，想想那仅有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这个壮实的庄稼汉子不禁在窑前抱头号啕大哭，不久便一病不起。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母亲张淑珍身上。她东奔西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四处借钱为丈夫看病。可是，在这贫困的地方，乡亲们除了一捧同情的泪水外，又能拿出多少钱来呢？1993年，王父的病情继续恶化，他吃力地对王瑷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没有文化什么也干不成啊！”

父亲走了，留下五千多元的债务和一个风雨飘摇的家。从此，一家人的希望全寄托在三只母鸡身上了，每当下了蛋便拿到集市上换点钱，一方面维持生计，一方面还账。为此一家人三年不闻肉香，五年不知蛋味，小王瑷也含着眼泪不情愿地走出了校门。走出校门，小王瑷背对学校，用手指一遍一遍地在地上划着“上学”，手划破了，泪也洒落一地。虽然父亲临终叮嘱：没有文化什么也干不成！可是面对负债累累的家，她又怎么能再读得下去！

1994年，公方彬得知小王瑷的困境后马上寄来了学费，并附了封长长的信，在信中他鼓励王瑷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他还在信中反复叮咛，一定要好好读书，他将长期资助她，直到上大学。小王瑷又重新回到了学校，硬要校长帮她把鸡蛋寄给公方彬。校长流着泪说：“好人哪，我们真是遇见好人了”。

王瑷流着泪对前来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说：“公叔叔对我的帮助我终生难忘，我一定好好读书，决不辜负公叔叔对我的期望。”当记者问她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她哭着说：“我想见公叔叔。”

“我想见公叔叔”，王瑷的呼声又代表了多少孩子的心声啊！那些受到他资助或受到他书信鼓励的孩子们是多么想见一见公叔叔呵！

在山东蒙阴一中，挂着一个印满小红手印的小本本，那是校领导为公方彬捐款而设立的，每收到一笔汇款，孩子们都要在这里留下一个小手印。去年3月26日，当军事科学院“公方彬事迹调查组”来到这里时，乡亲们有的从家里拿来花生米，有的拿来大枣，有的拿来鸡蛋，纷纷涌到学校，托调查组同志捎给公方彬，这种情形，公方彬遇到得太多了，每当他到一些贫困孩子家中看望他们或到学校同他们座谈时，纯朴的乡亲们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唯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有的还把东西寄到北京，公方彬收到后都及时地汇去钱，虽然他知道这样做会伤害他们的感情，但他更知道这些东西对于贫困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乡亲们的深情厚意他在心里深深地领受了。

“公叔叔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公方彬曾说过：“金钱只能解决一个时期的问题，而帮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却是最重要的。”在物质帮助的同时，公方彬更注重思想上的交流。他经常给同学们去信鼓励他们战胜困难，树立信心，培养自立自强的品格，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翻开那800多封信，封封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同学们打开心扉对他畅谈，有学习上的、思想上的；有成才问题、有贫困问题、有经济问题、有做人处世问题……每回一封信他都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精心的准备。他说：我给学生捐钱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换句话说是给他鱼还是教他钓鱼方法。我作为一名政治理论工作者，更应该给予精神上的鼓励。1992年他给几个学生写的第一封信就达15000多字。公方彬还善于用自己的成长经历来阐明人生的一些基本观点，深深地影响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去年8月，公方彬回乡探亲，蒙阴一中的领导说给孩子们讲一讲吧。公方彬没提一句捐款的事，而是面对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和孩子们谈了如何做人、如何看待痛苦和成材之路的问题。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礼堂里座无虚席，就连过道里也站满了人。他说人不是生下来就找苦吃，但人不能怕吃苦。不吃苦就不知甜的滋味，所以才有历练一说。只有经过千辛万苦获得成功才会格外珍惜，不会轻易放弃，也只有真正体会过爱心的人才真正懂得做一个有爱心的人的涵义。他还针对不同的问题写出了《农民子弟成才的出路在哪里》、《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始获硕果》、《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找准自己的人生支点》、《永远对人生充满希望》等20多万字的书信集。

现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赵传峰是1993年读高中时得到公方彬资助的，赵传峰家有4口人，妹妹未读完初三便回家干活了。赵传峰上学时没有钱买书，就只好借别人的，抄别人的学习资料，背写英语单词舍不得用纸和笔，只是用笔帽在纸上划，在生活上，连牙膏、香皂都买不起，没有钱买学校的饭，星期天回家时带一叠煎饼，一饭盒晾子，夏天菜容易发霉，还要挑拣着吃两三顿，不舍得倒掉。1993年9月公方彬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此后每个学期都会按时寄来200元钱，后又增加到250元，第一次从校长手中接过捐款时，赵传峰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母亲流着泪说：“这钱是公叔叔给你读书的，家里再穷也不会乱用。”4个学期公方彬共给他捐款900元。赵传峰到大学报到的当天，公方彬去学校看他并给他留下500元钱，拿着钱，赵传峰说不出话来。报到前，赵传峰曾到公方彬父母家去过，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两位老人仍住在二十年前盖的茅草房里。在对赵传峰物质帮助的同时，公方彬还经常来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教育他如何做人。并且给他寄来了自己的著作《困惑与选择》、《美·艺术·教育》、《人世的感悟》、《人类的顿悟》、《人生的醒悟》等书，赵传峰没有辜负公方彬的期望，考入了北大的他先后担任了学生会部长，本科生党支部书记，并且还兼修了“经济学”双学士，被北大录取为免试研究生。在赵传峰考入北大的第四个学期，他主动让公方彬停止对自己的资助，决定勤工俭学。公方彬激动地笑了。他说：“我在乎的不是钱，而是看着一个个孩子能成长为自强自立的人，我心里高兴。”说话间的公方彬眼睛红红的。赵传峰含着眼泪说：“公叔叔对我的影响是金钱衡量不了的。”

王琦是山东蒙阴一中的学生，她学习很刻苦，个人奋斗意识也很强，可就是不能正确对待挫折。在给公方彬的信中她诉说了自己的理想和内心深处的忧虑，以求得到思想上的帮助。公方彬几次写信启发她，在她有成绩时及时鼓励，在她有压力时帮助劝导。王琦第一次参加高考落榜后一时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公方彬及时写信鼓励她，从古今中外一直到自己的经历，谆谆诱导，句句含情。并且又寄来了复读费。经过一番思想工作，使王琦很快放下了思想包袱。去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入校前一夜，她一宿没睡，赶着给公方彬绣制了一双鞋垫，以表达内心的感激，绣了一夜哭了一夜。她在给公方彬的信中说：“公叔叔，是你教会了我怎样做人，这笔宝贵的财富我将终生收藏，并且我也会像您那样永远保持一颗向上的心，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公方彬是一位理论工作者，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他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更多的人。到部队代职期间，他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与基层官兵们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与他们共同探讨人生中碰到的各种问题，从思想上帮他们排忧解难，给年轻的战士树起了一个做人的榜样。他还针对当今各种思潮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以自己多年思考的积累，写出了《人生的醒悟》、《人类的顿悟》等著作。

他周围的年轻人都说：公研究员就是我们做人的一面镜子。公方彬却说：是那些贫困学生的思想和情感深深影响着我，感动着我。孔德菊是公方彬在沂蒙山区捐助的30个孩子中的一个，她父亲去世，母亲有病，弟弟年幼，一家人的生活靠66岁的伯伯支撑着。被学校保送到县重点高中的孔德菊既喜又忧，最终是公方彬帮助她安心进了学校。去年8月，公方彬见到了孔德菊一家，提出把她弟弟也作为自己的捐助对象，并留下了新学期的学费。但他一到北京就收到了孔德菊的来信，她在信中说：“您已帮助了我，我母亲不想再给您增加负担，我们全家认为，应该把机会留给别人。弟弟也说，给他一年的机会，让他拼一拼，如果考上高中，再接受这份帮助也坦然些。”

在公方彬的心目中，他18年的最大一笔财富就是学生们写给他的800封来信。他说每次翻开他们的来信，心灵深处都会受到深深的震撼，看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刻苦学习的韧劲，自己的心灵也受到净化和磨砺。

亲情是他爱心的支点

在老家，年事已高的父母至今还住着20年前盖的草房里，穿着朴素的衣服，过着俭朴的生活。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大美德。作为公方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字的涵义，他又何尝不想让自己的亲人生活得好一些呢？每当他提出要为父母盖房子或给他们钱时，他们说什么也不肯要，老人说：“我们年纪大了，不讲究什么，你挣点钱不容易，就把它花在你想干的事业上去吧！”于是，他只好又把钱寄给了学生们。

妻子温柔贤惠，通情达理。结婚十多年一直在默默支持他的事业。近两年，她患了甲亢病，身体很虚弱，有时下班挤公共汽车回来累得连饭都不想吃，每当看到这种情形，公方彬心中总会升起一种内疚。一次，他劝妻子：“太累了，就打个车回来吧！”妻子叹了口气：“我一月那几百块钱，哪舍得打车？这些年你的工资和稿费又有多少到我手中？”话虽这样说，但她每日还是抱着病体在公共汽车的颠簸中穿梭于单位和家之间，丈夫忙或出差时还要代他到邮局汇款或捐献衣服。

6岁的儿子长得天真可爱，小家伙在记者身边问这问那，显得很高兴。恰好有一电话公方彬忙着要接。小家伙自告奋勇要给记者放电视，他说，那里面有他爸爸。谁知摁来摁去就是不出像，急得他大叫：“爸爸快来，电视又不听我的话了。”放下电话，公方彬左调右调，屏幕上终于出现了人影，他笑了笑：开这个电视，是我的“专利”，我不在家，他们娘儿俩就只好“望电视兴叹”喽！

记者还看到，他的组合橱也都是过时的，并且只须一用力，抽屉底就会被拉掉……

公方彬说：“我这个选择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人活着总得有个价值。我是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想通过我的笔、我的言行来影响更多的人，让人们感受到这个世界处处充满爱，处处充满着真情。当然绝对的奉献是没有的，人们在奉献的同时也得到了，要问我得到了什么，那就是精神上的回报，社会的认可。”

（孙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