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消融·执子之手共携老

浮生若梦，岁月如梭，往事总是如风飘落，不留半点痕迹。流年的碎片让心情没落，随着岁月的流水，连波痕仿佛都不曾有过。没有永远的繁华嫣然，岁月依然走过一季季风雪轮回，人生是一场修行，灵魂在岁月的禅语中，究竟有没有得到净化？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的序幕，人们偷偷地把这场运动称作“三反”运动，也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简称。杨绛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运动，人们最初把改造思想叫作“脱裤子、割尾巴”，在知识分子听来，这样的词语的确不堪入耳，于是他们改了一种文雅的叫法——“洗澡”。本来纯净的灵魂，在这样一场运动的染缸中反复涤荡，谁又能保证，干净的灵魂不会被染上污浊的颜色。

在清华大学里，讲师以上级别的人都要“洗澡”，职位越高，“洗澡”的力度便越大。人们在背后搜集洗澡者的资料，如若发现一点小问题，便当着面批评他的错误，还要他自己检讨自己的错误，如果说得不全面，还要重新“洗澡”。这样的场景让杨绛有些害怕，因为她自己也成了“洗澡”的一员。

当时最普遍的罪名是“向上爬”或者“混饭吃”，而杨绛似乎哪一条都不算。学校请她担任教授，她推辞了，甘心做兼任教师，因此算不得“向上爬”，即使是兼任教师，也从不推辞教课，让教什么就教什么，这更算不上“混饭吃”，人们硬是在杨绛身上安了个罪名——“无主人翁思想”。好在来调查的人和审核的人还算友善，杨绛的“洗澡”顺利通过了，甚至还被公开表扬她的检讨做得好。这种已经触及灵魂的思想运动，杨绛怎么也想不通，“一些平时很有理性的人，在运动期间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一样，说的都是非理性的话，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像她在小说《洗澡》中创作的人物朱千里说的：“这和我全不相干。我不是官，哪来官僚主义？我月月领工资，除了工资，他家的钱一个子儿也不沾边，贪污什么？我连自己的薪水都没法浪费呢！一个月五块钱的零用，烟卷儿都买不起，买了便宜烟叶子抽抽烟斗，还叫我怎么节约！”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中国，让杨绛仿佛生活在一个梦境与现实相连接的地方。多希望醒来还是在梦中一样美好，只是现实总是让人受伤，在憔悴的眼泪中生活，那滋味百般苦涩，却不得不承受。

本以为“洗澡”通过的杨绛，却迎来了又一场风波。清华大学的“三反”进入了学生控诉老师的阶段。杨绛坐在大礼堂的舞台下面，看到一位女生登台控诉自己的“罪行”，杨绛不认得她，她也不是杨绛的学生，可是当控诉杨绛时，这位女生却咬牙切齿、挥手顿足。她说：“杨季康先生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杨季康先生教导我们，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杨季康先生甚至于教导我们，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

一番控诉引起了众人的气愤，纷纷指责杨绛不像话。杨绛没有想到，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可以被人做到如此决绝，虽然冤枉，却根本没有机会让自己澄清事实。人们看着杨绛的眼神里，带着愤怒与鄙夷。杨绛的大脑空白了，这样的思想改造运动，简直比瘟疫还要可怕。一些平时了解杨绛的人，坚信她不会说这样的话，杨绛心里感谢他们的理解，却谨慎地开始疏远，她不想连累他们。

杨绛与钱钟书的感情不在生活里，而是在生命里。即使不能陪伴在身边，也时时挂念在心间。也许是心意相通，钱钟书打来电话询问详情。越是懂得，便越是难过，杨绛在电话中什么都没说，只是含糊地应付了几句。

震惊过后，便是冷静。如此名不副实的批判，反而激发了杨绛的斗志。她自认问心无愧，这样的冤屈更是不能承认。第二天一早，她特意打扮了一下，到菜市场中，专挑人多的地方转悠，亲身感受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人避之唯恐不及，有人却主动上前打招呼。她不怨恨躲避她的人，而主动与她聊天的人，她更是感激。

控诉大会过后不久，《人民日报》上专门报道了清华大学控诉大会的消息，杨绛在报纸上被点了名，她反而庆幸：“幸亏自己不是名人，点了名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

历史的阴云在空中密布，昨日似水无痕悄悄溜走，而今日又注定被明日悄悄取代，历尽沧桑换来的恍然大悟，需要太多的代价，多少盛极一时的景色，又有几人知晓后来的枯黄衰败？而亲眼见过的人，除了缅怀，也只剩缅怀。

钱钟书、杨绛夫妇与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创办者高崇熙先生一家很合得来，“三反”运动开始后，杨绛、钱钟书二人曾经去拜访过一次高先生。只是这次拜访，高先生表现有些奇怪，似乎不太热情，话语很少，提到“三反”运动也只是含糊其辞。当杨绛和钱钟书起身告辞，高先生也不挽留，却又像是依依不舍地送了又送，送出门口，又目送到他们的身影消失。两人只是觉得奇怪，也想不出怪在哪里。直到隔天，高先生服氰化物自杀的消息传来，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成了高先生最后见到的客人。

这样一位甘愿为别人放弃自己出国进修的机会，二十多年不曾休假，为给国家省钱亲自研发化学器皿的伟大的化学家和教育家，在这样一场思想改革的浪潮中，不堪忍受羞辱含恨离去，却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从未在有关化学领域的词典和书籍中被提及。杨绛后来专门写文《回忆高崇熙先生》，她无法忘记这位可敬又可悲的教授，多年以后，清华大学终于为高崇熙先生树立了雕像，杨绛的心头才感到一丝安慰。

另一位受到严重迫害的是虞先生，他是一位果园的主人，五十多岁的年纪，还经常自己爬梯子修剪果树，如果小孩子来买果子，哪怕只买几个，虞先生也会把稍有伤残的水果大把大把地送给他们。果园的工人们都很拥戴这位东家，可是当“三反”运动一开始，一部分工人马上改变了态度。果园归了公家，虞先生连果园的雇员都不如。杨绛曾经劝说虞先生看开些，也许是生活的落差让虞先生实在无法接受，没过多久，他竟然自己触电自杀。

现实中的画面触动了杨绛脑海中最悲伤的那一点，忧伤瞬间溢满心房。那些被疼痛和尘埃反锁在脑海深处、曾经浮光掠影般闪现的景象，如今久久挥之不去。眼看着几位先生的遭遇，杨绛越发觉得，自己受到的这些控诉简直不算什么。屈辱也是一种历练，权当是对未来打击的一种预演。钱钟书在城里也已经“洗澡”完毕，两个顺利通过“洗澡”的人，却始终认定，人有良知，改造自己，一定要出于自觉自愿。

时光如酴醾，迂回了多少暗香。岁月蹉跎，残留了多少孤独。站在时光的尽头静静地沉默，茫然间，心底似乎有个东西碎了一地。一季的荒凉，只能站在风中静静品味。

为了专心搞好“三反”运动，学校已经停课。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人们每天开会主动坦白自己以前的问题。结束后，大家自己申报工资，再由众人评议。工资以小米计算，杨绛给自己申报的斤数很少，却反而惹来了话柄。人们说她宁可少得工资，也不热心为国家服务，钱钟书因为长期不在清华工作，评定的工资也很低。

各大院校已经重新调整，教授们填好表格，只等重新分配。只是，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教师们已经开始害怕教书，重新调整后的学校，文科摆明了不如理科受重视，好在杨绛和钱钟书两个人都被调入文学研究所，既可以继续研究文学，又不用教书，大家都很羡慕他们。当公示板上张贴出每个人分配的去向，大家都觉得，自己被清华赶出来了。

杨绛和钱钟书家里的东西不多，一辆板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新的住所很小，是座平房，在门前的校园里，杨绛栽下了五棵柳树，绿树成荫，为浓重的政治氛围，带来了一抹清新的空气。

刚刚四十岁左右的钱钟书和杨绛，在文学研究所中被人称作“老先生”，起初两人还不理解，后来才明白，“老先生”其实就是“老朽”的尊称。工资与职称均已被两人看淡，当初选择留在国内，就做好了每日粗茶淡饭的思想准备，对领导的调遣，也一直服服帖帖。如果说一场政治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了厄运，那成为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负责买书的人，对钱钟书来讲，可以称之为好运。古今中外的书，只要钱钟书开具了书单，便都可以购买，小小的图书馆，无疑成了政治运动时期钱钟书最大的精神乐园。钱钟书开具的书单品种很全，甚至连外宾都惊讶，小小的一间图书馆，却有着如此丰富的藏书。

逝去的光阴就像残留在指间的余香，美好中又承载着多少渗入的忧伤。那些深深印在生命中的剪影，在经历过无数次辗转反复后，那些残留在生命中的芳香，依然清晰可嗅。年华一度，岁月如梭，杨绛与钱钟书用真爱实现着一生的相守。当泛黄的记忆带着曾经的芬芳，深深埋进泥土，两个人依然静静地陪伴在彼此身旁。

如水的日子，一天天过着，心愫宛如田野上的堡垒般一点点累积。那些说不出的话，如果有人懂，就是幸福；那些表达不出的意，如果有人明，便是陪同。杨绛和钱钟书仿佛为彼此而生，爱，在懂得中延伸，只要伸手，即可触及。

思想改造运动就像海岸的浪花一样，经历了高潮迭起之后慢慢褪去，只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入党热情，在运动过后空前高涨。有人提出发展钱钟书入党，杨绛和钱钟书开始有了思想负担。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不愿意过问政治，发展钱钟书入党的提议也仿佛烧开的水蒸气，只冒了一个泡便销声匿迹了。虽然不知道原因，夫妻两个人还是为此次“逃脱”感到庆幸。他们不知道，一份揭发钱钟书的黑材料，早已不明不白地装入了钱钟书的人事档案。钱钟书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背上了“反动”的名声，材料中列举的钱钟书对党的政策发表的一系列“反动言论”，熟悉他的人看了就觉得好笑。钱钟书是一个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言论的人，所谓的“反动言论”，更是无中生有。然而，这一切为“文革”中钱钟书和杨绛所遭受的迫害埋下了伏笔。

杨绛成了“反动教授”的妻子，自然也挂上了反动的头衔。在文学研究所，没有任何一个小组愿意接纳她，她和钱钟书一起，成了领导心目中的“外人”。杨绛已经翻译了一半的书，也险些被半途搁置，研究所内所有的研究院都是编辑委员，只有杨绛一个人不是。编委开会，总要吃一顿类似酒席的晚饭。钱钟书有资格去吃，杨绛却与美食无缘。文娱活动也没有杨绛的份儿，每次发剧院演出的门票，总是只发给钱钟书一张，杨绛没有票，钱钟书自然也不会去看。好事没有她的份，得罪人的事却一定找她。每当作者、译者和责任编辑之间意见不统一，又相持不下时，一定会请杨绛来做裁判。无论怎样裁判，都一定会得罪双方，吃力不讨好。好在杨绛的仲裁，都能让双方服帖，非常不易。可是又有传言，说杨绛的每项工作都是钱钟书帮的忙，这才让杨绛感到委屈。

如果记忆可以倒退，那些经历过的时光，能否沉淀那些风逝在年华里，未能醒来的梦？一生的欢笑，能否让人生的五味佳酿沉淀，让自己沉醉其中？在别人眼中，杨绛成了一个“零”，明明存在着，却等于什么都没有。

在工作上，杨绛从不偷半点懒，再繁重的任务，总能按时完成。即便这样，也有人说，是因为杨绛什么事都不管，才能按时完成任务。每次接到翻译任务，杨绛总是搭进自己的业余时间，急急忙忙翻译完成，还要让钱钟书再校对一遍，如果他有不满意的地方，杨绛便重新返工，经常赶工作赶得“面无人色”，钱钟书和圆圆都觉得她可怜。也许是老天看到了杨绛的付出，总算还给了她一点点小小的回报。杨绛翻译的《吉尔·布拉斯》，一经出版就销售一空。人们见识到了她的文采，连平时看不起她的人，也认可了她的能力。

1954年，钱钟书结束了在毛选英译小组的工作，回到了文学研究所上班。多年的学习和教书生涯，让外国文学早已融入了他的血液和生命中。刚刚进入文学研究所时，钱钟书也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可是这次归来，却莫名其妙地被“借调”入中国古代文学组选注宋诗，从此一“借”不复还，一“调”不再动。不能与心爱的外国文学朝夕相伴，钱钟书感到委屈，却也只能服从。

杨绛承认自己的脾气比钱钟书急躁。钱钟书比较能忍耐，可以逆来顺受；而杨绛却必须有话直说。在外文组工作期间，如果不是马克思读过并提到过的作家作品，一概不被列为研究课题。她欣赏简·奥斯汀，可是其他人却不认可，因为马克思从未提到过她。杨绛不服气，说：“也许马克思没读过简·奥斯汀。”大家吓得不敢出声，领导听说了这件事，马上派人告诉杨绛“不许乱说”。杨绛再一次犯了执拗的脾气，别人不认可简·奥斯汀，她偏要写一篇专论，深入探讨简·奥斯汀创作的《傲慢与偏见》。文章的题目就叫作《有什么好》，可是，杨绛的文章再一次成了“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杨绛的“有话直说”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得到体现。一次开会，大家讨论作者本人对书中人物的喜好还是憎恶。杨绛再一次“有话直说”，她说：“作者对自己所创作的角色，不那么简单，可以又爱又憎。”全组的人群起而攻之，非要让杨绛举出例子来。杨绛又说：“Thackeray之于《Becky Sharp》，从品德方面是憎，对于他的艺术创造，是爱。曹雪芹对王熙凤及赵姨娘亦然。”没有人能说出杨绛错在哪里，可对于她的观点，偏偏就无条件全盘否定。

岁月中孤寂的身影被残阳拉长，在岁月的地平线上静静守望，看世间的沧海到桑田，看世间的春华到秋萧，喧哗的世界被人为地笼罩上一层朦胧，苟延残喘的一丝温暖，依然试图为悲观的世界拂去凉薄。杨绛已经习惯了在众人面前孤独，在繁华中被遗落，往事浮华，只能在些许伤感中细数，如烟过往，已经如烟花般坠落。

1957年，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沉重的一页，这一页的主题叫作“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有很多人动员钱钟书和杨绛鸣放，可两个人并不愿随波逐流、奉旨鸣放。他们偷偷约定，以后饭要少出去吃，话也要少讲。“反右”运动一开始，当初劝他们鸣放的人，全都被划成了右派，钱钟书和杨绛并未感到庆幸，反而活得更加小心和谨慎。

杨绛和钱钟书都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树欲静而风不止，历史的车轮总是在动荡中前行。1958年的文学研究所内，又掀起了一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钱钟书呕心沥血完成的《宋诗选注》和杨绛写过的一些关于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都成了非拔掉不可的“资产阶级的白旗”。人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都是毒瘤，杨绛和钱钟书不仅不加批判，反而大为赞赏，这是公开放毒。杨绛把自己比喻成一面可怜的小白旗，不仅被拔下，还被撕得粉碎，不成模样。在批判会上，杨绛和钱钟书再一次选择了沉默，缄口不语是最强烈的抗议。经历过这样一场运动，杨绛决定以后只做翻译，不写文章，钱钟书笑她“借尸还魂”，杨绛自认为，不过是“遁身”而已。

领导鼓励杨绛继续写论文，杨绛担心如果一味拒绝，会让领导觉得自己装腔作势，于是只好又写了一篇，没想到又受到批评，这才终于决定，以后再也不写了。

忍痛舍弃了写作，文学翻译又向杨绛抛出了热情的花朵。因为她翻译的《吉尔·布拉斯》受到好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特别委任杨绛翻译《堂吉诃德》。为了追求原汁原味，杨绛从此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按照西班牙文原著翻译《堂吉诃德》。从此，杨绛开启了文学翻译之窗，却关闭了文学创作的大门。

时光往往最不好捉摸和掌控，似乎永远都不会如人所愿。来去匆匆的时间里，只有年华在吟唱一首又一首的歌曲，深情浅唱，每一句都是红尘中的无奈，等待土崩瓦解的美丽外衣。本以为日子可以在无奈中留有一丝平静，谁知，历史偏偏喜欢在已经灰暗的岁月里，再细细地撒下一把灰尘。

文学研究所随着隶属关系的改变，搬了好几次家，职工的宿舍也一搬再搬。钱钟书和杨绛一家的宿舍，是用一座办公楼分隔而成，里面共住了四家，比在中关园时居住的平房面积还要小。东四头条宿舍是个大杂院，每家都住得很近，也能经常互相往来。杨绛和每家邻居都很熟悉，尤其和小孩子们要好，小孩子也都喜欢她。在后来的下乡学习期间，杨绛随和的个性也让她成为农民眼中的亲人。杨绛也很得意，虽然在上层的眼睛里，自己是个零，但是在人民中，自己却和他们有着最亲密的情谊。

一份懂得，静静地行走，默默地感受，不喧哗，不落寞，眉梢眼角，都写满岁月朴素的歌。懂得，是一种默契与欣赏，心灵静守淡然，一切在起伏中行进，也在平淡中饱满，更在深浅中永恒。在渐行渐远的日子里，杨绛与钱钟书折叠了所有纯美的时光，温婉无语的眷恋，任由情愫缱绻，轻握一份懂得，不为暂时的绚烂，只为那份悠远、深情与安恬。

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钱钟书和杨绛每天都同进同出、形影不离，大家都羡慕这对现实中的才子佳人、神仙眷侣。没有人比钱钟书更了解和欣赏杨绛的才华，即使钱钟书调到城里去翻译“毛选”，每当杨绛受了委屈，钱钟书总是第一个感受得到，自然也就更加关心和体贴她。

人们眼中的杨绛，“个儿中等，身材匀称，皮肤白皙，步履轻盈、端庄”；“没有一般知识分子女性常有的矜持，见人总是和颜悦色，说话慢条斯理，举止温文尔雅”；“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又是个‘文弱书生’”。没人想到，这样一个杨绛，在下乡锻炼时，能被老乡们视为亲人。

在随一些老知识分子下乡锻炼期间，钱钟书和杨绛每天都会通一封信，情意绵绵，又生动有趣。每天一封信的惯例，一直坚持到钱钟书下乡，虽然不能保证每日一封了，但只要有空，钱钟书就会写信给杨绛。在杨绛眼中，这是钱钟书一辈子写得最好的情书，每一封信她都反复读过很多遍，舍不得丢掉，全部收在衣袋里。衣服的每个口袋都装着十几封信，塞得鼓鼓囊囊的，连走路都不方便了。杨绛没办法，只得把信从口袋里拿出来，藏进包里。实在攒得太多，无处可藏时，杨绛只能硬着心肠，把信统统烧掉。这也是让杨绛懊悔一生的事情，当年烧掉的信，每一封都是那么宝贵，可是在政治运动泛滥的当年，哪怕只言片语，也很容易成为他人的话柄。

杨绛从小到大第一次下乡，瞬间就和乡亲们打成一片，在当时，这是知识分子革命和不革命的分界线。在文学研究所的会议上，杨绛受到了表扬，钱钟书听说以后，似乎比杨绛更加高兴。1958年，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十来个人，一同下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杨绛毕竟体质较弱，一个人拎着铺盖和提包，刚走了一半就已经精疲力竭。男同志们赶在前面，已经走得看不见了，杨绛只好拼命往前赶，好在只有一条路，不会迷路，等赶到人民公社，杨绛几乎已经拼了全部性命。这仅仅是个开始，杨绛在乡下锻炼的生活，简直可以用“过五关、斩六将”来形容。

第一关便是劳动关。杨绛被分配在了穷乡僻壤。每个下乡的知识分子都要跟着公社的老大妈们学习砸玉米棒子，就是把玉米粒敲得脱落下来，砸完以后，就要推着独轮车运秫秸杂草。生来柔弱的杨绛，竟然能把秫秸堆得比自己还高，也学会了稳稳地推着独轮车上坡下坡。只是每次推独轮车，都要脚后跟用力，每天都会把袜子的后跟磨破。

光阴中，踽踽独行的日子，总能让人记住岁月的流逝，漫漫长路上，一次次被时光洗礼的心，让某一刻的自己，也会有些许的茫然。不羁的旅途中，懵懂和无知被一片一片揭下，也许成熟的果实，将奉献给那凋谢一季的花开。

在乡下锻炼的第二关，便是饮食关。农民食堂的伙食几乎见不到肉星儿，早晚都是玉米碴儿煮白薯块，中午是窝头和白薯，没过多久，大家都馋得不行，不仅嘴里没有味道，肚子里还产生了大量气体，又是打嗝，又是泄气。杨绛连做梦都会梦到荷包蛋，她在梦中却没有吃，反而是想念钱钟书做的牛奶与红茶搭配的早餐。听说杨绛在梦里见到荷包蛋却不吃，同事们还责怪她，恨不得叫她把荷包蛋端出来放在桌上。吃不到油星，大家只能“画饼充饥”，每天晚上，大家坐在一起，想象并谈论着好吃的东西，大家把这叫作“精神会餐”，既解馋，又解闷。

另一批知识分子被分到了稻米之乡，听说他们每天吃得如此艰苦，买了些大米煮好了米饭请他们过去吃，杨绛本来饭量不大，那一次竟然一连吃了两碗，她自认为，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么香这么软的白米饭。

吃得艰苦，住得就更不用说。第三关，便是居住关。当初在清华读书期间，杨绛专喜欢挑选有景致的房间，如今，有一处容身之地已属难得，哪里还顾得上景致。起初，男同志们集体住一间空房，杨绛和另外一些女同志分别住在工人大嫂家。每当工人们回家，杨绛和女同志们就要搬出来，在布满灰尘的冷炕上睡上一宿。后来又搬进了公社的缝纫室，里面有一张简易的竹榻，是上下铺。杨绛睡上铺，摇摇晃晃的小床，只要躺下去就要紧紧地贴着墙壁，才能保证不会摔下来。直到公社办起了托儿所，杨绛和女同志们才终于睡上了暖炕，托儿所的孩子们经常会在炕上玩耍，也会撒尿，杨绛的铺盖卷就不知被谁家孩子的尿浸湿了。

劳动关、饮食关、居住关虽然难过，但对于杨绛来说，都能咬牙坚持。唯独第四关的“方便关”，让她犯了难。大户人家出身的杨绛，还从没有尝试过在墙根下随地“方便”，晚上还好说，白天要想方便，就要去秫秸围成的粪坑。粪坑里面满满的，上面搭着两根又滑又窄的木板，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下去。杨绛每次如厕，都战战兢兢，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一次，杨绛吃了半碗绿豆粉做的面条，这是不容易消化的东西，杨绛半夜闹起了肚子。她当时睡在上铺，本来不愿折腾，可肠胃实在是容不得半点委屈。时间已是半夜，女伴早已经熟睡，厕所离住所有半条街之远，杨绛只好带上手电，大着胆子出去找厕所。好不容易摸索到大门，推了一下竟然纹丝不动。原来大门已经被一把大锁头锁住，杨绛只好顺着走廊继续走，走过一个又一个院子，四下无人，满地落叶。杨绛灵机一动，干脆学学猫咪吧，她找到一片碎瓦，刨了个坑，在坑里方便之后，又像猫咪一样用土埋上，再铺上落叶，总算解决了方便问题，又没有吵醒同伴。

生命中可以有一个人，远远地守着，轻轻地念着，深深地惦着，不能见面，便用心灵取暖。信念支撑，只与精神相连，那双在远处关切的眼睛，如同隐藏在内心的春意，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那种温暖的力量。

后来，杨绛住进了幼儿园，总算有了的收藏钱钟书的来信的地方。那些信每封都有至少两三页纸，身上装不下，杨绛就把它们藏进枕头套里。如果不是为了安全考虑，这些信全部被付之一炬，那么文坛上，一定又会多了一则可资助谈的佳话。

杨绛在乡下的考验还在继续，第五关便是“卫生关”。杨绛爱干净，可在乡下用水很不容易，没有水何谈卫生？杨绛住的地方处在高地，井打得很深，打了水还要费力地挑回去。为了节省用水，杨绛除了早晚，都不会洗手，更不会洗脸。最难熬的是整整两个月没有洗澡，只能烧点热水，勉强洗洗头发和衬衣。

在乡下的生活，让杨绛更加看到了农民生活的不易。家家户户，只有水缸是满的，米缸、面缸、油瓶都是空的。甚至有的人家窗户纸都是破的，破旧的窗户纸在风中瑟瑟发抖，发出阵阵哀鸣。他们还经常分组到村里访问贫病人家，了解贫苦农民的真实生活。他们总是尽力做些好事，为青年农民和村支书扫屋、为村里的幼儿园捐些钱，为农民讲解《农村十条》，甚至还打算为这座山村写一部村史……

杨绛身上散发着平易近人的气场，虽然并没有刻意和老乡打成一片，但村民们都喜欢跟杨绛亲近，有话也喜欢跟她讲，也许是因为杨绛肯倾听，也富有同情心。一同下乡的同志们都叫杨绛“友好使者”，除了与老乡亲近，杨绛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一次去铁路参观，在工人食堂吃饭，杨绛在工人的饭桌上，挨着工人一起吃饭攀谈，马上就交到几个朋友，工人们还把自己的馒头让给她吃。

下乡久了，杨绛也开始想家，想念钱钟书和女儿，队里的其他成员也想家，杨绛就用说笑逗大家乐，缓解大家想家的情绪。下乡期间，杨绛好好地接受了一番教育，她说：“下乡对我大有好处。我对老乡更能了解，更能亲近。农民跟知识分子和工商界差不多，各式各样，也有很刁的农民，只是乡里人较朴实。”

原定三个月的下乡，缩短为两个月，回北京之前，大家互相点评，杨绛得到的评价是“能和老乡们打成一片”，杨绛喜欢这个评价。经历了一番身体和思想上的教育，杨绛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日夜想念的钱钟书和女儿的身边。

风望不断生命，雨肆虐不了爱情，内心的冷暖包裹着世间的悲喜哀愁，芳华如锦的记忆，散若无烟无痕，鬓染霜华，流连残梦，梦里一场朦胧的烟雨，在漫天的灰暗之下，能否点起一盏心灯？

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1966年，以遮天蔽日的态势席卷了中国大地。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杨绛就在如火如荼的运动中被揪了出来，三天之后，钱钟书也成为了被揪出来的典型。

“被揪出来”的待遇，是冻结全部存款，停发工资，每个月只给一点点生活费。每天上班，身上要挂牌，牌上要写明姓名、身份和自己招认并经群众审定的罪状。组成劳动队后，由专人监督和指挥，不许喝牛奶，不许吃鱼肉蛋禽，只许吃窝窝头、咸菜和土豆，不准戴草帽，不准撑遮阳伞，不准穿皮鞋，等等。

对于为什么被“揪出来”，钱钟书和杨绛也莫名其妙，两个人的遭遇相仿，钱钟书被派去扫院子，杨绛被派去扫女厕所。两个人所在的单位要求的牌子外观不同，吃过晚饭后，两个人就像小学生做手工一样，认真制作自己的牌子。牌子做好后，要在上面写上自己的一项项“罪名”，最后穿上绳子，挂在胸前。两个人苦中作乐，互相鉴赏彼此的牌子，好像爱丽丝梦游仙境，却能听到彼此苦涩的笑声。

上天与人们开的玩笑，远不会就此停止。红卫兵把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都召集到席棚里，在寒意刺骨的天气里，押上台示众，每个人都要戴上报纸做的尖顶高帽，在群众愤怒的斥骂中接受批斗。杨绛的高帽子上写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钱钟书的一样。接受过批斗的人们，成了“落水狗”，人人都可以随意凌辱。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曾经详细记载过自己和钱钟书被批斗的一些事情，批斗已经成了她和钱钟书的“家常便饭”。一次批斗时，有人递给她一面铜锣和一个锤子，命令她敲打着铜锣自报罪名。杨绛的一腔怒火发泄在了铜锣上，用最大的力气猛敲铜锣，这下可不得了，台下的人闹着要押着杨绛去游街，有人把一块被污水浸得发霉发黑的木板挂在她的脖子上，木板很沉，头上还要戴着高帽子，举着铜锣，被人押着在大街上四处“出丑”，还要大喊“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杨绛一向和颜悦色，那一天却声嘶力竭地叫喊。她在发泄自己的愤怒，抗争人们对自己和钱钟书的种种侮辱。

一次批斗，杨绛的头发被剪去一截，钱钟书的背上被抹上唾沫、鼻涕和浆糊，之后还要被强迫脱去鞋袜，排成一排，弯着腰，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只要停下或者直起腰就会挨鞭子打。迫害知识分子的花样层出不穷，钱钟书曾经被人将头发剃掉纵横两道，出现一个十字的怪异发型，杨绛只好把他的头发全部剃掉，变成了“和尚头”。

被批斗之后，杨绛被迫交出了正在翻译的《堂吉诃德》的全部翻译稿，然后又被剃了半个光头，成了“阴阳头”。看到杨绛成了这个样子，钱钟书比她还要着急。一向注重形象的杨绛，明天可怎么出门啊？杨绛却表现得很冷静，她用钱钟书的帽子做底，把头发一小股一小股地缝上去，花了一夜的时间，做了一顶假发，以后就戴着这顶假发出门。

杨绛还要去打扫女厕所，哪怕是最低下的工作，她也会做得很认真。她自己准备了工具和去污粉，打扫得非常仔细，多年积攒的污垢被她清理干净，厕所变得焕然一新，一点灰尘异味都没有。一些女同志甚至悄悄对杨绛起了敬佩之意。

当时规定，刚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必须写自我检讨，并交给监管小组审阅，每份检讨都会有评语，杨绛的评语是“你这头披着羊皮的狼”。尽管被这么说，杨绛依然觉得负责审阅的人不像是坏人，她觉得这个人只是“披着狼皮的羊”。

昨日如梦一般纯净美好，弹指一挥间，却再也不见。曾经繁华的人生，转眼便已散场，昨日，随着四季的轮回，落叶的归根，早早地便落下了帷幕。当走过昨日，世界里还剩下什么，是淡然的美好，还是浓烈的情怀，其实只有自己知道。

钱钟书在《围城》中写道：“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那似乎是对婚姻做了一段相当精辟的比喻。然而，现实中，他和杨绛的婚姻却不同于此。他们幸福地携手走进了围城，便安心于此，甜蜜也好，痛苦也罢，风风雨雨，一起走过。

他们相携走在漫漫人生路上，彼时命运又给他们设下了新的考验。1969年，杨绛夫妇等知识分子被集中到一起生活。因为他们两个算是年事已高，所以，对他们也比较宽松。夫妻俩可以回到自己家住，但是要参加集体的学习和训练。

夫妻两人不在一起训练，但是都在同一食堂吃饭，所以两人偶尔会在食堂约会，说说话，看看彼此过得怎样。轻轻浅浅的言语中，承载着沉甸甸的情感。

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牛鬼蛇神”的批斗，杨绛终于“恢复人身”。钱钟书却告诉杨绛，组织上安排他下干校，很快就要走。杨绛大吃一惊，本打算跟他一起庆祝60岁生日，可是连同吃一碗最简单的长寿面的愿望，也不能实现。这一次下干校，所有的行李和家当都要带走，看着这样的阵势，杨绛心里知道，归来的日子也许遥遥无期。杨绛能做的，似乎只是把钱钟书的衣裤重新缝补好，纵横的缝线里，每一条都蕴藏着杨绛深深的爱意。

一家人把钱钟书送上了火车，他去的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是达罗山县的五七干校，那里条件非常艰苦，与杨绛的通信，成了钱钟书心中唯一的安慰。

杨绛被“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叫去，为江青、姚文元等人翻译新时代法国剧院的新花样。刚刚平静的生活，又被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五·一六”清查运动搅得天翻地覆。杨绛所在的外文所，除了一位同志以外，全部成了“五·一六分子”，都要到干校里去负担最繁重的劳动。

风吹乱岁月的发丝，雨弹奏着人心落寞的哀曲，在世俗的撞击下，一颗摇摇欲坠的心，无处躲藏，只能发出绝望的叹息。

女儿圆圆已经结婚，夫妻两人都留校任教，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绘画爱好，本来幸福的婚姻，却在后来的“剿杀”活动中戛然而止。

就在杨绛下干校前夕，一场悲剧再一次在家中发生。圆圆的丈夫王德一在这场活动中受到牵连，有人说他是“过左派”的组织者，限制了他的自由。经历了重重迫害的王德一，最终忍受不住身体与心灵上的双重侮辱，含冤自杀。这不是唯一的悲剧，杨绛的妹妹杨必也因急性心脏衰竭去世，父母和三姑母的墓也被破坏。那些沉痛的故事，汹涌而来，让杨绛尝尽了痛苦。

下干校的那天，只有女儿圆圆来送杨绛，女儿孤单的背影让杨绛看在眼中，欲哭无泪。她闭上眼睛不敢看，两行眼泪顺着眼角滑落脸庞，滴在心里。

与钱钟书一别就是许久，当再见面时，钱钟书瘦了许多，也变黑了，杨绛心想他一定是受了不少罪，后来听说他只是看看东西、寻寻夜，偶尔做做信差，这些工作，已经算是对钱钟书最大的优待了。

刚下干校时，杨绛和几位女同志一同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泥房子里，后来又搬进副队长家储存干草和木头的房子，既阴暗又潮湿。他们让杨绛第一个挑位置，她便挑了最黑暗潮湿的角落，大家很惊讶，杨绛却说：“我已经六十多岁，来日无多了，有病也无妨，你们正年轻呢。”

“以仁待人”似乎是杨绛一生的做人信条，即使是在人人只求自保的年月，她也不忘用自己的关怀去温暖别人。一个曾经诬告过杨绛的人，因为妻子生病急需要钱，杨绛把自己的1000元借给了他，自己仅剩下50元，后来听说那人的妻子病还没好，便又拿出40元借给他。那人深深地被杨绛感动，写了一个很大的“人”字，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他从杨绛的身上，懂得了什么是人、怎么做人。

钱钟书送了杨绛一些奶糖，每天杨绛都要在口袋里装满奶糖，分给大家，别人送给杨绛更好的奶糖，她舍不得吃，偷偷地留下给钱钟书。同在干校吃苦的人里面，有很多以前没少欺负过杨绛，她却从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也许，这就是“人道主义”对人性弱点的一种理解和宽容吧。

一垄絮烟弥漫，湿了多少梦里的相思，一支素笔生香，浅绘了几许心中的潮起潮落。走过花开花落的季节，描一段相思，每一阙都是深深浅浅的心念。纵然不在身边，杨绛和钱钟书也仿佛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在梦中，牵挂彼此的笑靥，留下永恒的依恋。

杨绛与钱钟书的干校不在一个地方，他们不能互相走动，只能像从前一样，用书信寄托彼此的思念。杨绛在干校里属于菜园班，分配工作时，队长照顾她年纪大，只分配给她一行除草任务。同组的人更加照顾杨绛，让她一行都不需要拔，大家只留一些“毛毛”给她，杨绛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班长为了照顾杨绛，干脆派她去看菜地，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在菜地旁边看着。这里距离钱钟书的宿舍走路只要十几分钟，钱钟书只要出来做信差，就能路过菜地，和杨绛说会话，再互相把日常经历的事情都写在纸上交给对方。两位老人在菜地里的约会，简直比小说中才子佳人在后花园相会还要浪漫。钱钟书负责看管工具，杨绛的班长就派她去借工具，用完了再派她去还，杨绛每次都兴冲冲地借来还去，大家心里明白，也替他们开心。

一段时间以后，干校搬家到了明港兵营，住的是部队营房，自然也没有可做的农业生产劳动。大家每天只是开会发言，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却也不准请假离开，看病也不可以回北京，也许是生怕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杨绛的心仿佛困守在一座城池中，不得不安静，只能在心间划下爱的痕迹，随风寄去自己的思念，把温暖缠绕在指间，留一份纯美给自己。

一笔轻过，素笺沉香。在苦涩的日子里，杨绛也能用文字倾洒出点点温馨。目光循着文字的痕迹，延伸到梦里，两个人的手在梦中始终牵在一起，即便在黑夜中行走，也不会觉得迷茫。

创作，已经融入了杨绛的血液。在干校期间，哪怕再艰苦的劳动，也没有让她放下写字的笔。她在干校的很多经历，都被她生动地记录在了《干校六记》中，哪怕是血腥残暴的现实，也被她用创作喜剧时惯用的笔法，以平实又不乏幽默的语言记录了下来。

一次杨绛正在看管菜园，有几个人在不远处的溪岸挖土刨坑，一辆盖着芦席的大车停在旁边，下面还站了几个穿军装的人。他们向杨绛借了铁锹，坑挖好后，从车上抬出一具穿蓝制服的尸体，只用芦席卷了一下，就把人埋了。杨绛很震惊，问这人是得什么病死的，多大了，他们只说是33岁的男性，自杀的。埋尸体的地方，只浅浅地堆起了一个土堆，谁也不会知道，这里是一座坟。杨绛提醒钱钟书，走路的时候记得避开这里，土下面没有棺材，只有人。

杨绛可怜死者，喃喃自语道：“死的人多冷啊，坟地里草都没有。”大家奇怪，大夏天的，杨绛为什么担心死者会冷。没有人知道，杨绛想到了自己受迫害而死的女婿，身体上的冷，其实是心里的寒。

一次杨绛对钱钟书说，猫儿给自己送礼了，语气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奈。也许是猫儿可怜杨绛吃得不好，抓了两只老鼠送给她。杨绛起初没有开灯，还用手探了一下，打开灯以后，两只血肉模糊的老鼠就放在自己的床上，杨绛吓得几乎丢了魂，还是在室友的帮助下才把死老鼠丢了出去。天还没亮，杨绛就开始洗床单，也记不清到底洗了多少遍，水倒掉了一桶又一桶，可是死老鼠留下的血迹还是洗不掉。

钱钟书反而很高兴，他安慰杨绛：“这是吉兆，也许你就要离开此处了。死鼠内脏和身躯分作两堆，离也；鼠者，处也。”钱钟书的安慰起了作用，杨绛开心得哈哈大笑，虽然不信他的解释，但爱人的安慰也让自己的心情宽松了许多。一个小插曲，就此翻过去。

两个人，一颗心，相依着便是温暖。风儿吹过，风铃声仿佛在摇响彼此的名字，温柔，便瞬间弥散心底。

这年年底，他们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也印证了钱钟书的话。一日，钱钟书找到杨绛，有人告诉他说北京来电话，有一批“老弱病残”要遣回北京，这个名单里有钱钟书。

这样一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钱钟书的身体不是很好，干校生活十分艰苦，并且，他回去之后还可以和女儿互相照应。

后来钱钟书从邮电所取回确认名单的时候，看到名单上确实有自己的名字，还专程来田边告诉了杨绛。可是，事情就在他们满怀欣喜地等着名单公布时，却发现全然找不到“钱钟书”三个字。从有到无，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他们不得而知。

欢喜过后的失望，就仿佛是命运故意设下的情节，这虽然会让他们心里经历落差，却难以动摇他们坚守生活的信念。于是，夫妻俩继续在干校坚持着，像往常一样，安心做事、安心创作，品味着岁月给予的百味。

几个月以后，1972年3月，杨绛和钱钟书终于盼到了云开雾散的消息。他们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被遣送回北京，又过了几个月，到了7月，下放到干校的所有人都回到了北京。离家两年，家中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这是两人住了十年的家，原本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在1969年住进了一对带着小孩的革命夫妻。这是“文革”时期的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名曰“掺沙子”。

杨绛和钱钟书回到北京以后，仍然天天开会“学习”，有时候也要去所里开会，但好在两个人终于能继续自己未完成的事业，杨绛曾经翻译一半的《堂吉诃德》原稿，已经归还到她的手中，她要从头开始重新翻译。钱钟书也再一次拿起了创作的笔，开始撰写一部巨著——《管锥编》。

即使是一些革命群众，与向来友善的钱钟书与杨绛夫妇，也能相处融洽，而住在家中的这对“革命夫妻”，对两位老先生却不能相容。强邻难处，1973年年底，刚刚回到家中一年多的钱钟书和杨绛，经过领导的准许，被迫开始了流亡生涯。

家是一生的暖港，两个人用半生的时间构建了一座爱情的港湾，波澜与平静，都未曾改变牵手一生的执着。也许最初的相爱，便是一场郑重的决定，几十年后回首，赫然发现，她的爱情是他，一个听众；他的爱情是她，一个观众。

北师大的集体宿舍，是钱钟书和杨绛流亡的第一站。女儿圆圆学生时代曾经在此居住，这是一座朝北的房间，左邻右舍和圆圆的同事听说了他们的遭遇，都非常同情，纷纷把家里的被褥、枕头、锅碗瓢盆、菜刀锅铲、油盐酱醋拿来送给他们，还有人担心房间寒冷，特意送来了煤炉和蜂窝煤。房间里原本又阴冷又脏乱，乱七八糟堆满了东西，书架上也落满了灰尘，但经过杨绛的收拾，房间焕然一新。一间简陋的房间，成为一家人最温馨的居所，温暖在阴冷的小屋上方缓缓飘荡。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阴冷的小屋终究过不了冬，两个人被迫离家时，连件棉衣都没有穿。杨绛担心钱钟书的身体，央求一位身材高大的转业军人充当保镖，回到家里取了冬天的衣服，不过，钱钟书还是感冒了。

圆圆的同事将自己的两间宿舍让给了钱钟书一家，条件稍好些，房间里能进来阳光，也有一些简单的家具。钱钟书也想帮忙搬家，可本就生病的身体又吸进大量的尘土，竟然引发了哮喘，打针也不见好，几乎窒息。家人赶紧将他送往医院，又是吸氧又是输液，抢救了四个小时才见好转。哮喘引起了大脑缺氧，钱钟书的手脚更加不灵活，口齿也不太清晰，好在只是暂时的，杨绛始终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慢慢放了下来。

点点滴滴的年华往事，随风在心头飘散，阳光照进心房，飘逸的往事也明亮起来。天气渐渐回暖，杨绛和钱钟书的心头也仿佛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明媚的阳光穿透泥土，等待奇迹的出现。

寒冬过后，杨绛和钱钟书把房子还给了圆圆的同事，又向文学所军宣队借了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一些文学所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打扫了房间，布置了屋子，装上炉子，拉来蜂窝煤，如此精心周到的安排，彻底感动了两位老人。

这里终于有了一个家的样子，钱钟书和杨绛终于可以继续未完成的创作了，无论何时何地，处境如何，文学始终是他们最大的乐趣。身居陋室，难免需要克服诸多困扰。头一项就是鼠灾，老鼠专门咬钱钟书的笔记本，也许是拿去做窝了；第二项是蚊灾，密密麻麻的蚊子，多得直往脸上撞，就连上厕所时都要不停地挥手驱赶蚊子，经常是上个厕所，身上就会留下蚊子的印记；第三项是白毛虫灾，虫子长大又变成飞蛾，杨绛最怕这样的虫子，可是如此差的生活条件，却从来无人问津。

艰苦的条件成为两人创作的动力，两个人在这间陋室一住就是两年多，杨绛在这里重新翻译了全部八册的《堂吉诃德》，钱钟书也完成了《管锥编》的初稿，中间还完成了《毛主席诗词》的英译工作。钱钟书几乎足不出户，全部工作都是在家中完成。

1976年唐山大地震，让陋室变成了危房。钱钟书和杨绛的床和日用品被搬到了食堂，两个人吃起了“百家饭”，街上住满了躲避地震的人。圆圆不放心，将二老接回了家，许多年轻人还特意一路护送，每当回忆起地震时期的情景，杨绛的心头总是浮现一抹温馨。

历史的车轮总算运行回正常的轨迹，1976年10月的一天，有人来看望钱钟书和杨绛，在手纸上写下“四人帮已倒”五个字，然后就马上撕毁，两个人不敢相信。直到下午，“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才得到证实，大家欢欣鼓舞，同在外文所的人们，还共同凑钱去饭店吃了一顿饭当作庆祝。

十年浩劫，改变了中国原本应有的模样，也改变了杨绛和钱钟书的命运。他们失去了许多亲人，大片的乌云长期遮蔽着头顶的天空。杨绛说：“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40年的婚姻，让钱钟书和杨绛早已将彼此融入了生命，他们在学部办公室的“陋室”里住了两年多，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街坊四邻亲切和善，杨绛甚至觉得，终老在这里也是不错的选择。她不曾想过，幸福也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敲开自己的房门。

1977年1月的一天，学部的人突然交给她一串钥匙，并用汽车载她去看国务院新盖的宿舍，很快，“陋室”里的全部家当就被搬去了新宿舍，那里成了他们的新家。他们的行李不多，贵重的东西几乎是没有，对杨绛来讲，如果说还有比书籍和书稿更贵重的行李，那就是钱钟书。杨绛和女儿在年轻同事的帮助下，搬好了所有行李，最后才用小汽车把钱钟书“搬”进了新家。

对于住惯了陋室的两个人来说，新家简直就像“豪宅”一般。四间屋子可以有一间专门当作工作室，两个人每人都有一张独立的书桌，夫妻两人住一间，女儿住一间，还有一间可以当作餐厅，从才女到贤妻，从“灶下婢”到“牛鬼蛇神”，杨绛的身份经历了无数次变化，最终绕了一圈，终于做回了“杨先生”。

回首往事，那一切的过往，是时光不够温柔。岁月里的惆怅，是流年里的刻骨铭心。一路坎坷，泪水欢笑都在诗笺中泼墨，笔尖下，灵魂的羽翼在一点一点触动。安顿好新居，两个人立刻重新投入了工作，钱钟书将写好的《管锥编》初稿重新修订，杨绛则开始按照西班牙原文重新翻译《小癞子》。

同外在的花花世界相比，钱钟书更喜欢静静窝在家中，与灵魂进行对话。他懒得出门，也懒得和不相关的人发生无聊的接触。一道浅浅的门槛，对他来说就像是一道高墙，墙内是安稳平和的世界，自己宛如一个栖息的婴儿，随心所欲，肆意畅想。而一旦出了门槛，他就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安全感顿消。杨绛也整日在家，一边工作，一边陪伴钱钟书，连工资也是别人代领。年轻人喜欢和两位老人家接触，每次都抢着代他们领工资，再抢着送到家里来。

经历了时光的颠簸，平淡相守总是显得更加真切，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笑容与温暖，生长在每一个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滋养着信任、体谅、扶持和默契，产生了胜于甜言蜜语的魔力。

杨绛看到对门的邻居每天在松树底下做大雁功，很羡慕，也想学，邻居便教她，还送她一本《大雁功》的书，作者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杨绛学得很认真，学得浑身大汗，很快就学会了。她对钱钟书说：“我是为你学的，你也得好好学。”杨绛每做一个动作，钱钟书就在身后跟着学，很快便也学得很好，一边学，一边还不忘孩子气，打趣道：“monkey see，monkey do”。

钱钟书在毛选英译委员会工作室时，胡乔木曾经是他的领导，钱钟书居住“陋室”期间，胡乔木知道他得了哮喘，还曾经寄过几次治哮喘的药方，钱钟书一直不知道是何方贤人帮他配的药。搬入新居，很久以后，钱钟书才知道，房子的问题是胡乔木帮忙安排的。一次来访，胡乔木向钱钟书请教一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他究竟是怎么说的？”钱钟书拿出《管锥编》的手稿，在里面找出了问题的答案。胡乔木一看这手稿便大有兴趣，1979年，在他的指示下，《管锥编》出版了。交出手稿时，钱钟书简直如释重负，因为如此庞大的一部手稿，如果要他亲自誊清一遍，需要消耗不少的精力。

1994年，经过了三次增订、四次印刷的《管锥编》，获得了首届国家图书奖，如此成就，也少不得算上胡乔木的一份支持。

胡乔木也一向欣赏杨绛的文笔，赞她文笔优美，还说自己是她的忠实读者。当时，《小癞子》已经重新翻译完毕，杨绛的视力有些下降，眼前经常出现飞蚊，查词典有些吃力，胡乔木支持杨绛搞文学创作，还说自己愿意做她的“第一读者”。

寂静红尘，与音乐对唱，与文字对语，与光阴对酌。一行文字，简写着岁月笔下的素锦年华在光影中留下的痕迹。

杨绛按照西班牙文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时，正赶上钱钟书的《管锥编》修订完毕，钱钟书提议和杨绛互相交换题签，杨绛笑着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钱钟书答道：“留个纪念，好玩儿。”从此以后，只要是两个人的作品出版，便都互相题签。

拿到《堂吉诃德》新出版的样书，没有人比杨绛更加感慨，从1956年接到任务，历经各种“运动”波折，一部72万字的译著，竟然整整翻译了12年。虽然“文革”刚刚结束，物资贫乏，纸张粗糙，但丝毫没有影响《堂吉诃德》的销量，十万套图书一经面世便销售一空，很快就加印了十万套。1978年，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正好见到书店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相购买《堂吉诃德》，西班牙的记者特意访问了杨绛。《堂吉诃德》的中文译本，被邓小平同志当作国礼，赠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杨绛作为译者，参加了为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举办的国宴，邓小平同志握着杨绛的手，问她《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杨绛来不及细说这么多年的坎坷，只说是今年出版的。

无论什么时候，女儿圆圆永远都是钱钟书和杨绛的掌上明珠。当年的小囡圆圆，已经成为北大英语系的教师钱瑗。“四人帮”被粉碎后，钱瑗获得了一次公派出国的机会，前提是需要参加考试，并且不能耽误教课。考试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组织的，考卷被送往英国评判，钱瑗顺利通过了考试，她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当年考试成绩中最好的一个，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很多人都记住了钱瑗的名字。

女儿是两个人的宝贝，也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钱瑗生性活泼，钱钟书则幽默淘气，父女两个人最能玩到一处，在外面的人缘也非常不错。她和妈妈最亲，知道妈妈为家里付出的辛苦，因此也最体贴妈妈。爸爸则是她的“哥们儿”，可以互相开玩笑，还能互相赌气斗嘴。女儿去英国两年，离别的滋味让钱钟书和杨绛很难忍受，在给朋友的信中，钱钟书还不忘自嘲：“愚夫妇遂不免如美国话所谓‘empty nest syndrome’（空巢症）矣。”

两人常给女儿写信，一封信要走上大半个月，每当收到女儿的来信，两个人总是抢着阅读。都说世事轮回，如今的场景，仿佛两个人留学时的场景重现，想必当年杨绛和钱钟书的父母，也是这样每日翘首企盼着儿女的来信吧。

钱瑗和父母一样嗜书如命，读得快，记得牢，只愿意学自己需要和感兴趣的课程，也不愿为所谓的学位去学那些不需要的课程，因此也并未取得学位。老师也称赞她勇敢，她在英国留学期间的收获，远远超过了一个不务实的学位。

正因为路过了彼此的世界，便引出了一世花开。两个人在不远不近的地方，成了一道风景。哪怕鬓染霜花，当一季花开，也有诉说不尽的心曲。

女儿钱瑗出国的前几天，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意大利参加会议。会议上，钱钟书充满激情地呼吁：“China no longer keeps aloof from Europe”（中国与欧洲不再有隔阂），打动了所有人的心。他回答记者提问时的幽默和深刻，对欧洲各国的文学典故、民间谚语信手拈来，引起了一片惊叹。每次出国，钱钟书都不会往家里寄信，而是在一个小本上，将想对杨绛说的话全部记载下来，回家以后，当面交接，杨绛亦然。而杨绛出差时，钱钟书在家里，则会把每日发生的琐事记录下来，等着杨绛回来，向她“汇报”。

自从重新翻译的《小癞子》定稿后，杨绛又开始了文学创作，接连创作出《“大笑话”》《“玉人”》《鬼》《默先生》等多篇小说，故事往往富于想象力，情节安排往往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这一系列的小说作品，加上原文翻译的《堂吉诃德》《小癞子》，以及文学论文集《春泥集》、短篇小说集《倒影集》先后出版。杨绛的文学创作之路硕果累累。

在众多的作品中，最让她满意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那里面有她真实的生活，更饱含血泪。

1983年，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的一篇书评，曾经称《干校六记》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杨绛曾经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外访过两次，第一次是法国，访问学术机构时，杨绛能与相关专业的学者交流；参观游览名胜古迹时，又能讲出其中的传说故事；参观酿酒厂时，又能听懂法语的酿酒方法，再用中文表达出来，连吴敬琏都说：“杨先生是我们的骄傲。”第二次出国是出访西班牙，是在《堂吉诃德》出版以后，他们参观了塞万提斯的家乡和故居，回国以后，杨绛又根据此次出行的所见，以及塞万提斯的三封信，写了《〈堂吉诃德〉译余琐掇》。

为了表彰杨绛翻译《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国王和西班牙政府特别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钱钟书也参加了颁奖仪式。

1979年，钱钟书又随社科院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和日本，在多所大学进行演讲座谈和交流。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芝加哥等大学要求授予钱钟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邀请他赴美讲座，还赠送价值数千美元的书籍，钱钟书一一婉拒，此后，他再也没有走出国门，杨绛也一直陪伴在身边。女儿钱瑗留学归来之后，一家三人重新团聚，他们就喜欢这样厮守，哪里也不想去。

记忆的光影，曾演绎了多少分分合合，唯有彼此，是看了就不忘的风景，流年染白了发间惆怅，在一盏茶香里，以一朵花的妩媚，将散落的光阴轻轻抬起，用一纸素笺，把月色拼成一阙阙清词，在彼此的平仄里沉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