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在创立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了一种无国教之名而行国教之实的宗教。正因此，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函中指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鲁迅书信集》上卷）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再次诠释：“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显然，他把道教当成了解开全部中国历史之谜的钥匙。

《三教图》

道教在中国古代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的状况，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既有帝王将相及王公大臣崇奉道教、笃信道术、迷信道士的做法在起作用，也有广大民众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对道教顶礼膜拜的心理在作祟；既有道外之人通过制造神话在推波助澜，也有道教中人借助对自己的张扬不断扩大影响……不管上述因素是在单一还是综合地发挥作用，都使道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底层民众的宗教发展成为官僚士大夫也厕身其间的宗教，从当政者的异己力量演变成统治者的支持力量。简言之，道教变成了全社会的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崇信道教的皇帝不胜枚举。仅有唐一代，由于皇帝与被尊为道教教主的李耳同姓，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加入了信道者的行列。纵然圣明之君唐太宗李世民心中对道教存有看法，认为“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旧唐书》卷2），但追求长生不老的欲念使他也未能免俗。在道士王远知预测他将为“太平天子”并玩了一套把戏之后，太宗竟投到了道教门下，据说还领受了三洞法箓（《全唐文》卷712）。结果，由于轻信长生存有妙方，“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并吃了一个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天竺方士所合的延年之药而中毒身亡（《旧唐书》卷198）。“明主”尚且如此，昏君就不必说了。

皇帝率先“垂范”，很多士大夫便继起效仿，紧紧追随，唯恐不及。

宋真宗赵恒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道皇帝。在即位的前十年中，他只是一般地崇奉道教，并不十分热衷；后十余年间，他利用道教来神化宋皇朝，形成了全社会崇道的情况。这中间，皇帝的主观意愿固然重要，不过，王钦若、丁谓等大臣投圣上之所好、从旁大力怂恿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12章）。

明代政治的黑暗有其特殊的时代根源。其中，皇帝迷信道士、崇尚方术、倚重以信道为名行揽权之实的大臣等因素最为关键。明世宗朱厚熜在位的45年是明朝最崇道的时期。当时，皇帝重用、贬黜朝臣多以其所作之青词为主要依据，因而大臣往往无心他顾，而日夕以青词为务，希图进幸。“功夫”不负“有心人”，因为青词而得到皇帝宠信重用者不少，仅入阁成为宰辅的重臣就有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多人。

皇帝、大臣对道教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道士所做的工作。道士迎合了当权者的需要，道教也就取得了崇高的地位，作为信仰个体也就可以呼风有风、唤雨得雨了。

陆修静是南朝前期著名的道士。在中国道教史上，他是一个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使早期民间道教发展为以奉持三洞经典科戒为特征的官方新道教的大师。对于陆修静着意改造民间道教的用意，连佛教信徒在带着教派的偏见进行指责时也不得不加以承认。唐释道宣在《广弘明集》卷4中指出：“昔金陵道士陆修静者，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箓。遂妄加穿凿，广制斋仪，糜费极繁，意在王者遵奉。”

道宣对陆修静在使道教成为官方认可的宗教方面所做努力的评论，是颇中肯綮的。当然，新道教的创立，决非陆修静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它凝聚了很多高道炼师的心血，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道教阴阳鱼

唐代是中国道教第一个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当时，得到皇帝宠信的道士数以百计。唐高祖时，道士歧平定被授为紫金光禄大夫，其他助其建立唐朝的道士则被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唐太宗当政后，因预告符命有功被授为朝散大夫的王远知改授为银青光禄大夫，并在茅山建太平观供其修道。道士孙思邈因在隋初预言“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旧唐书·方伎列传》），被唐太宗召至京师，欲授以官，后因孙固辞而作罢。唐玄宗统治时期，崇道之举比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知辟谷、导引、服饵等方术的道士司马承祯深得玄宗信任，曾两次被召至京城，并充任金仙、玉真公主入道后的老师；道士张果不仅被玄宗召至宫中询以神仙方药之事，还几乎因为皇帝的许诺成了玉真公主的驸马爷（《旧唐书·方伎列传》）。

明代，道教从停滞开始走向衰落，但道士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并未因此而缩小。道士李孜省曾官至礼部左侍郎，掌通政司事。此人为人阴险毒辣，对异己必欲除之而后快。当时因李孜省进谗言而得罪者近20人，而阴附之以谋进者亦数十人，所以《明史》称“缙绅进退，多出其口”（《明史》卷307）。

李孜省之后，朝官之升降黜陟，出自道士之口的事更趋严重，终于酿成了明朝政坛上党祸不断、政争频繁的局面。“自李孜省擅宠，荐引乡人彭华入阁……同省大臣皆因之以进。厥后孜省既败，焦芳用事，衔孜省辈之黜己……使不得选朝官，誉北诋南，相寻报复，党祸之结，自此始矣”（《明通鉴》卷35）。

不管是何种因素所促成的，作为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道士的影响相当广泛而且深刻。很多道士与王公大臣交往甚至被皇帝委以重任，便是最好的证明。

行文至此，一个问题开始凸显。在中国古代社会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内扮演了影响社会发展进程角色的道士群体，究竟是男性道徒的一统天下，还是男女道徒阴阳互补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