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路线”的发展

二、“毛泽东路线”的发展

“毛泽东路线”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

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长陆定一谈过：“中国共产党永远是英勇的，但领导方面在取得经验之中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的代价都很大，因而也就很深刻的教育了我们避免以后再犯这类错误。在大革命时我们有党员五万人，在蒋介石反革命和进行屠杀以后，降到一万人；江西苏维埃时代又上升至三十万人；长征以后降到四万人。我们的红军在内战初期达到三十万人，长征以后降到四万人。这些损失的造成都是毛泽东的领导发展以前，由于我们的领袖们政策错误的结果。今天我们已有二百二十万党员，一百五十万以上的正规军，和四百万农村的武装民兵。”

中国共产党最初六年是以陈独秀为领导，陈为北平的一个教授，又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二一年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仅仅有十二个代表，而在全国则仅有几十个党员。一九二三年共产党借与孙中山的协议，整体加入国民党，但同时仍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其特殊的任务就是组织工人和农民。一九二五年时，计有一万五千名党员。

据共产党人现在看起来，陈独秀的错误在于“向资产阶级屈服”，就是对蒋介石屈服。当国共联军仍在广州，尚未进行横越中国以夺取权力的时候，蒋即开始进攻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月蒋拘捕一个战舰的舰长，因其为共产党员的缘故，并且宣布称所有军队中高级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为共产党人者，必须撤职⁽⁴⁾。现在共产党人认为，在那个时候，就应该确定他们的立场。那时他们已经很成功地帮助组织国民党的武装部队，因此在广州的四个军里面，有三个却大部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甚至在第四个军里面也有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很多共产党人希望反对蒋介石的“清党”，但陈独秀屈服了。三个月以后，陈独秀又向国民党五月五号决议案屈服，该案中决定从国民党中央及一些党的组织的领导位置上驱逐共产党人，而这些国民党组织有很多是由共产党人组织起来的。

陆氏称，“这一政策就使得共产党人没有准备来抵抗蒋的反革命，这一反革命是以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屠杀上海工人开始的”。但在武汉时仍一个机会；经过一九二七年整个夏天，武汉政府里仍一半以上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共产党合作。陈独秀仍然退却。他允许工人纠察队在武汉三镇解除武装。他反对土地革命；此事的发生，与他的愿望相违。当长沙军阀建立军事独裁时，有十万农民武装包围该城，一切都准备好了用武汉的名义予以收回，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员被这一人民力量所吓倒了，在他们要求之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下令将农民武装解散。共产党这一后退就使得工人农民失却领导，而使七月武汉反革命成为可能。

共产党现在认为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在八月一日南昌暴动以后所发生的。“我们在那里有很强大的军队，我们应该坚守南昌至少也应该在南昌附近的乡村中成立很强的根据地……但我们没有经验，我们不认为可以拿得住那个地区。因此我们南向广州出发，对于革命的诞生地怀着一种老家的情绪。但在汕头附近剧烈的战斗里我们被打败了，军队被驱散和遭到消耗，当朱德向湖南移动和毛泽东会合时，团聚于他周围的仅有一千人。”

在武装瓦解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了。陈遂先后被数次后继人所代替。今天共产党的看法是：“陈独秀错误以后，我们又荡得太向左边，犯了另一方面的三次错误。”

这些错误的第一个，发生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完全纠正⁽⁵⁾。这个“左”倾路线，由于看到几个农村地方起义的胜利的就说中国的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因而把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说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因而否认大革命的失败，于是在许多地方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一时期中，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起义，仍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这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退兵时之一战，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和向全国人民宣布了我们的纲领”。

隔了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一九三○年六月，“左”的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国共产党，到八月才被推翻⁽⁶⁾。这时候，乡村中的游击战争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之下有了发展；中国的反动军阀之间也爆发了战争。这样，“左”倾的领导者就以为到了“全国大干”的时候，他们嘲笑毛泽东和朱德所建设起来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战术，以为那是太落后和太不足道了，他们要求红军以正规作战夺取像武汉那样的大城市；并计划在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在革命的性质问题上，他们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因此就规定了一些不合宜的过左的政策。

第二次的“左”倾错误的领导被纠正后，只隔了五个月，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领导落到一批教条主义的党员们的手里⁽⁷⁾。他们有详尽的引证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能力，但他们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比以前任何一次“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们懂得更少。照他们说，第二次的“左”倾错误，不是“左”倾而是右倾，正确的路线应当是比它更“左”，就是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的路线”。他们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句作外衣，把这个极左的错误路线发展起来，并维持了四年半之久，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中举行的贵州省遵义会议，才实际上被纠正过来。

陆定一在表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时说，“教条主义者的领导给了我们十分重大的损失”，“当我们在江西时，反对蒋向日本投降的福建将领，向我们提出联合，提出结成统一战线，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太正统了，以致不能和那个资产阶级者建立统一战线，这样就丧失了取得胜利的机会”。

共产党今天认为在江西能采用正确的策略，长征亦“可以避免的”。还没有一个共产党员甚至会说长征“是个错误的结果”。在长征中途，中国共产党改变了领导。毛泽东的领导使长征的终结，成为一个胜利，一个军事奇迹，成为他们历史上英勇的一部分，决定他们以后一切发展的轮廓。这种以后一切发展的中心就是延安边区（即陕甘宁边区——译者），他们从延安伸展至华北的一大部分和满洲，延安边区是个干燥的、经济上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况在一开始时就阻碍了每一种努力，在江西的一块辽阔根据地上，以福州为海口，是否可做更多的事呢？这是一种无益的臆测，共产党员并不耽于此种臆测中。

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及其军队从江西的三十万人跌到长征结束时的四万人。

在这些年份中以及这些损失中，“毛泽东路线”发展起来了，它是一个在烽火中锻炼和挫折中磨砺出来的武器。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是湖南农民革命的领袖，这个农民革命于一九二七年被陈独秀革命解散，后来，毛泽东把他的‘农民自卫队”的残部和朱德军队的同样被击毁了的残部结合起来，他成为那些发展缓慢的农村游击队的领袖。作为江西苏维埃政府的主席，毛泽东对于实际事件的意见发生了影响，但党的政策之上层领域仍旧为那些教条主义者所保有，毛泽东那时除了中国的农民外知道什么呢？

今天共产党的几种行动是从那时毛的理论决定的。对解放区的困难名称搞不清的人们，这种名称常常包括二、三或四省的名字⁽⁸⁾，一定怀疑什么情况使共产党地区如此经常更改老的省界。这不是实际情况使它更改的，而是主动地更改的。十八年前，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已完了，冒险主义者渴望夺取大城市时，毛泽东说建立苏维埃区域是可能的，但必须建立在山区中，在那里各省的省界会合。

在这里，毛泽东离开欧洲型而根据他自己对于中国乡村的了解来行动。在欧洲，各国家间的界线被防卫着，它们不是发动新政权的地区，在中国，当你离开一个军阀的都城，他的力量便减少了。在各省军阀之间的接合部（远离他们力量中心的都市的边界——编者），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进行自卫。这样建立起来的某些区域持续了十八年。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亦从那个时期决定的。在朱毛的结合中，这种结合产生了共产党军队，朱德是个有经验的军事人物。但这是毛（他曾为湖南某学校教员），他的锐利分析补充了朱德的军事知识，并发展了他们联合战略的理论，就是这个理论使共产党人渡过了反对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的十八年战争。

要点如下：“当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是比我们强的。如果我们作战，并且被击败，我们就输了。如果我们作战，并且仅仅击退敌人，也不算胜利。我们所认为的胜利，是我们包围敌人，而全部歼灭之；虏获其枪械弹药及人员。

“所以当敌人来的时候，叫他们来好了。如果他们要这个城，要那个城，拿去好了。我们的部队要退避，分散到敌人找不到我们的地方。我们从各地的农民得到情报。我们只在优势条件下，才进行作战。每一个这种战斗必须时间短，而且带决定性。我们必须每战必胜。当敌人的有生力量变到消灭时，我们就进入反攻——但仍是很谨慎的——拿回城镇和失地。”⁽⁹⁾

这种战略是和传统的战争如此的不同，以至有许多外国军事专家斥之为“游击战争”。然而，用这种名词很难解释一九四七年正月在山东对蒋氏最精锐的部队三个半旅的包围战，据报七千敌人死伤，二万人连同武器一齐被俘⁽¹⁰⁾。共产党人对于他们的较小的地方游击部队与他们的正规军是分得极清楚的。虽然正规军在必要时可以化为小组。这些小组是灵活的；但纪律良好，并且可以很快的再集合在一起。这一种战略是专为了在人民全心全意支持部队的地域中的自卫战所制定的，对于侵略战是不适用的，对于其他与优势的外来敌人战斗的殖民地民族是有益的参考。

长征的残酷的考验使毛泽东升到领导地位。“没有他的领导，长征的完成会成为不可能的。”共产党人今天都这样说。但只是到了十年以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第七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在八年抗日战争后，毛泽东才正式被选为主席⁽¹¹⁾，中国共产党，那时在他的领导下，已发展到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所有他们那敌后各辽远的组织中，进行了两年的对党史的讨论。其成果在“七大”中具体表现出来，他们称“七大”是“团结与胜利的全国代表大会”。陆定一说：“当时存在着一种极大收积之感。即分散在许多战线上的道路，达到一个共同的估计。”

讨论了两年之后是在“七大”会上，毛泽东才终于被选为主席，虽然他在十年前就早已被认为领袖了。是在“七大”会上，许多过去领袖们的政策，才这么彻底的被检讨——对他们使中共遭受的损失，加以长时间的讨论。如果毛氏不参与来救他们，他们恐会受到惩罚，从中央委员会或从中国共产党中被淘汰出去。他说：“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们，不管是多么严重，如果他们真心诚意地承认了错误，分析了他们的错误，并得到经验，比较没有受过考验的人仍是较好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