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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党的思想方法与根本路线

时间:2022-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阐述毛泽东思想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论断,并载入决议得到全党共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能须臾偏离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原则。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文革”结束以后,党内思想陷入混乱。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为了统一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邓小平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必须写好毛泽东历史地位与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的核心。在阐述毛泽东思想中,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论断,并载入决议得到全党共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三位一体”的统一有机整体,覆盖并寓于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法论和根本路线,贯穿党90多年奋斗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大动脉”。正是由于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两次历史性飞跃,走出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法论和根本路线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其中实事求是是前提,独立自主是核心,群众路线是保障。这是邓小平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工作中首次提出的科学论断。《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党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前进的思想动力。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思想路线,独立自主则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群众路线则是无产阶级政党践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三条根本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中所凝练形成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就深刻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用以指导实践,又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2]列宁也指出:“尤其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的,就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3]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他曾精辟地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4]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相继发表《实践论》《矛盾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中国化的杰作,从哲学高度,深刻论证了在中国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实践论》回答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而《矛盾论》则回答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矛盾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两论”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哲学论证,也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命题,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又明确阐释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将马列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能须臾偏离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原则。

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原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根本政治路线,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的理论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要求各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归结起来,体现为如何认识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间如何建立统一战线、国家之间如何处理相互关系和各国如何殊途同归走向社会主义这四点。独立自主的运用,在各国的具体体现不尽相同。马克思就此指出:“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工人阶级自己选择。”[5]还指出:“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都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6]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7]根据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论述,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克服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思想,使一度濒于破裂的统一战线得以坚持与巩固。抗战胜利后,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妥协思潮,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顶住了苏联压力,旗帜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具有一丝一毫的干涉。”[8]他一贯强调,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胜利也不可能巩固。在中国,独立自主原则的内涵要点概括起来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本国力量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和建设,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归结起来,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9]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

群众路线,是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方法论和工作路线。谁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力量。列宁指出:“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没有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时期的表现时所说的那种‘冲天’的决心和本领,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10]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亲手培育的中国共产党的方法论和根本工作路线,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工作路线,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贯穿于党90多年奋斗始终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方法论与原则,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党的根本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工作路线,贯穿党90多年奋斗始终。不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哪个时期,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根本路线。而我国革命或是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都是根据这一根本路线,按照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国情的状况、矛盾的复杂变化而制定出的,有其各自的时代特点。这条根本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分别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则体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这些基本路线指引下的实践,则相继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12]。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必须分两步走,即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条既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区别于西方旧式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条道路?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欺凌宰割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复兴中华而上下求索,相继提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及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资本主义道路。但历史证明,这些道路都走不通。历尽千辛万苦,中国人民终于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如何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国情下推翻三座大山,取得革命的胜利,马列经典著作与前人实践并无参照可循。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列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走出前人不曾走过的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反对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这里蕴含着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思想萌芽。随后,他通过《实践论》《矛盾论》批判了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党内教条主义者“唯书”“唯上”的错误思想观点,奠定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辩证法基础。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向全党提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时,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他指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1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中国化的经典阐释,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上,贯穿于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束缚,解放思想,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走自己的路。在如何夺取政权问题上,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最终成功与否,则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贯彻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贯穿于党的一切工作中。毛泽东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革命建设实践成功与否,取决于人心向背,取决于党是否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把群众路线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革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前无古人的问题现实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结合,坚持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毛泽东再次超越前人,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的数年间,“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14]。这条道路不同于苏联模式,是不流血的、和平的过渡。它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三大改造相结合,体现出一体两翼的特点。对农业、手工业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通过合作化道路变私人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用和平赎买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行企业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资本家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实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1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并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必然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严峻历史关头,邓小平指出,只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走自己的路,才能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邓小平强调,从根本而言,中国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我国现实的基本国情。现实国情决定并制约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16],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显然,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7]他认为,思想不解放,桎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就会多起来,不讲党性、不讲原则随风倒的现象就会多起来,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会严重起来。一切都按照本本照抄照搬,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毫无希望可言。要发展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8]。其次,邓小平强调,我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和束缚,无视本国国情,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最终招致失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认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立足于本国国情,脱离苏联模式的桎梏,“走自己的路”,吸收国外一切先进文明发展的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邓小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党能否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艰巨复杂,涉及亿万人民群众,“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20]。因此,必须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21]。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国共产党才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大动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新成果。两者一脉相承的“脉”体现为多方面,诸如国体、政体理论、经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党建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等,而寓于其中的“大动脉”,则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正是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正是坚持并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改革开放新时期才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国体、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论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也植根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上,最大限度地发展人民民主,调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第二,正是坚持并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改革开放新时期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毛泽东的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思想,发展成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对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第三,正是坚持并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改革开放新时期才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理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等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建设“三个面向”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它突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绝对化,根本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又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第四,正是坚持并运用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特殊国情、党情、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四个统一”的特点,即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相统一、党的建设与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相统一、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先锋队相统一、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步入新世纪,为了适应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习近平突出强调从严治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更好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好战胜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先进性,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回答了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命的要求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历史课题。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关键就在于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扩展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在于党毫不动摇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在于党毫不动摇地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将时代发展与人民命运紧密结合,让人民共享发展福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既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要求,也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客观需要。

(《思想教育理论导刊》2015年第8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

[3]《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

[6]《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7]《列宁选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65页。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页。

[10]《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1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

[1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16]《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0]《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2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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