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大”与“学”

大学的“大”与“学”——熊思东教授访谈录

本人近照

熊思东，男，1992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免疫学及微生物学专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免疫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文理学院院长。

曾任国家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副主任。1994年至1998年间曾分别在法国国立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及美国加州大学做博士后、访问学者及访问教授。

在科研上，主要从事病毒性疾病的分子病毒学及分子免疫学研究，侧重于我国乙型肝炎病毒（HBV）慢性感染的分子机制及其分子治疗对策的研究，成绩斐然。

我进上医前，上海医科大学这个名字对于我是如雷贯耳，因为在我印象中上医是全国最有名的两所医学院校之一，另外一所是北京医科大学。我对上医的第一印象比较抽象，校园里新的建筑不多，看上去很古朴，很有内涵；另一个印象就是这所学校井然有序，给人比较严谨的感觉。来上医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更全面的提高，我读硕士的时候是研究病毒学的，到这里后仍然研究病毒学，但所做的病毒不同。上医对我最大的影响和帮助是让我学会了如何获取知识。学习不是一个量的问题，重要的是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一个人只要了解和掌握如何获取知识，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当然基础也很重要，但一旦掌握学习方法，基础好的就可以学得很快，基础差的学得稍微慢一点，但肯定能有所提高。我之所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能够一直向更深的领域探索，就是因为我掌握了获取知识的方法。

我以前非常喜欢文科，理科不是很好，但是学的是理工科，就只有考医学这类跟理工科关系不大的学科。一开始我并不是很喜欢学医，但是我有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我选择的，我肯定会学得很好。实际上在很多不同学科、不同门类的学习和考试过程中，我都是表现得最好的。我之所以有这个自信，因为我具备如何获得知识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我比别人优秀的地方。无论是书面表达能力还是口头表达能力，我都有一定的优势，这是文科带给我的好处。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花大量的时间读书，而且并非都是专业书，当然这要以掌握专业领域里任何研究动态和进展为前提。

在上医，我先后师从林飞卿教授和闻玉梅教授，这两位教授是我人生中极其关键的人物，她们是让我受益一辈子的学术巨人。林飞卿教授是中国免疫学的创始人之一，是她和谢少文教授、余贺教授将现代免疫学引入中国，并创立了现代中国免疫学。我成为她的博士时，她已经80多岁高龄了，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大气和大度，只有像她那样的大学者，才会有那份大气和大度。一个人要成大器，首先要大气，有大气不一定有大作为，但没有大气是一定不会有大作为的。真正的学者在气质上都很大气，这不是仅从书本上能学到的，它需要言传身教、需要师承，从林教授那里承袭的大气使我受益匪浅。大度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大气和大度是我孜孜追求、永远要向林先生学习的。

闻玉梅教授是我国非常著名的微生物学教授。闻教授的严谨是非常出名的，我从闻教授那里学到的，一是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是不允许半点敷衍的；二是坚韧不拔、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作为一个年轻学者，既能师从于林飞卿教授，又能成为闻玉梅教授的学生，我非常幸运。我从这两位巨人的身上学到了大气和大度、严谨和坚韧，这两位教授是我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两位师长。

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已经成为我们学校最年轻的正教授了，当时我在上海，甚至中国都是比较年轻的正教授，所以觉得必须承担起学术带头人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去国外求学和任教了一段时间。我首先在法国的国立卫生与健康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学习的同时还要工作。法国和中国的医学理论知识是一样的，但工作系统和工作方法不一样，所以在国外实验室工作，首先感觉很陌生，紧接着感到压力很大。当时我想我是中国人，我很聪明，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赶上他们，正因为有这个自信，我在某些领域很快就超过他们了。后来我以教授的身份到美国，在那里我受到很大的尊重，但这种尊重是靠我的实际工作来维持的。在美国我感觉自己做得非常好，我用非常短的时间取得非常杰出的成果，很快就有文章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 S）和Nature上，并引起很大反响，包括Science、Nature等杂志都有文章评论。总的感觉，美国跟欧洲——主要是法国、英国这样引导科学的国家相比，它们的科学体制与科学思想不完全一样，但是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的执著态度是一样的，在国外的经历使我更多地学习和体会到科学家对科学的执著。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找到治疗慢性乙肝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部分工作是在闻玉梅教授的带领下进行的，那时我作为博士生在她的实验室进行科研。闻教授一直有一个心愿——一定要为中国这么多乙肝患者做点实质性的事情。我们是做病毒和免疫的，所以就从病毒和免疫的角度来研究。当时我们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为什么中国人得了肝炎以后这么容易变成慢性肝炎，因为急性肝炎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慢性肝炎；二是有什么办法能够逆转这个免疫耐受，打破免疫耐受就可以治疗慢性肝炎。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因为鸭的乙型肝炎病毒与人的乙型肝炎病毒非常相似，所以就选择鸭做实验。我们在鸭体内建立了一个乙肝病毒免疫耐受模型，同时证实了免疫耐受是导致慢性肝炎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有了这个突破以后，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打破免疫耐受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模型，又知道了免疫耐受是主要原因，接下去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来打破免疫耐受，我们做了一个叫固相基质抗体-抗原复合物的生物制剂，我们称之为SMAA。这种生物制剂在动物模型中可以很好地打破免疫耐受，这个成果在国内和国际都得到了很大的反响。

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免疫学的研究，我现在肩负的责任是带领免疫学科往纵深领域发展。幸运的是我们这个学科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这么多年所有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免疫学的国际竞争非常激烈，所有的工作和评价标准都非常国际化，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任务很重，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实验室做研究到很晚。

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我对学生也是高标准、严要求。我们的本科生是很优秀的，尤其是在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积累方面，不足之处在于缺乏独立性和创新性。首先，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有它独立的一面，所以必须学会独立思考。当然也需要团队精神，团队精神并不否认独立思考。团队是一个集体，它是以独立的个体为其基础的，团队精神是个体独立性基础之上的合作与团结精神，所以一定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第二，学生缺乏创新能力，这可能是中国应试教育模式带来的后果，学生习惯于被动接受知识，不敢挑战、不敢问为什么。创新是多层次的，包括创造新的知识和创造性地使用知识。在我们现在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下，学生用大量精力应付考试，这不利于学生发挥创新性。另外，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责任心。责任心体现在具体的事情上，比如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作为学生，必须要有对知识的责任，要从整个学科体系出发学习知识，因为学生的任务在于掌握一门学科而不是几本教材，这就是学生对知识本身的责任心。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也要从点滴小事做起。比如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要求学生在毕业前要完成一定时间的公益活动，可以到图书馆整理书，到实验室打扫卫生，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就知道什么是奉献，应该怎样为社会、为集体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样可以从小事上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从大处讲，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于人方便，于己方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个最基本的责任态度。所以我认为，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创新性和责任心是缺一不可、刻不容缓的。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喜欢看很多文科类的书。做医学研究和阅读在时间和精力上并不冲突，我是在保证充足的时间做研究的前提下看书的。我看文科类的书注重从情节中了解蕴涵的思想，从阅读中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知识是需要积累的，所以，获取知识可以利用点滴的时间。文科里面我最喜欢的是文学，因为文学作品最具思想性，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哲学思考者。因为哲学是研究思维规律、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门学科，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规律有一个共同特点——逻辑。做学问最重要的是要把逻辑理顺，这样才能从繁杂的数据中，推导出科学规律，得出科学结论。逻辑不仅仅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也存在于文学作品。所以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我首先感觉到的不是文字多么漂亮，而是它的思想性有多强。一篇文章能够流芳百世，不仅因为文字优雅，更重要的是文章的思想吸引人。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狄更斯的作品，大多数人读的不是英文原文，也不能完全体会到英文文字的优美，但仍然把它们奉为传世著作，这里原文已不重要了，真正吸引人的是思想中所包含的逻辑，文学作品把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现象，用它的逻辑呈现于读者。我们做自然科学，其实也是这样。

医学理论和文、理科本质的东西是一致的。实际上我们在做这几件事情：第一，获得知识；第二，处理知识；第三，对知识进行分类；最后，是我们怎样使用这些知识。我们在获取知识、处理知识和分类知识中所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使用知识，最难的是怎样对知识进行分类，要对知识进行合理的分类，首先必须熟悉整个知识框架。所以不管读文科，还是读理科，都是训练自己获取知识、处理知识和对知识进行分类的能力，在这些前提下才能有效地使用知识。当学问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形成一些抽象的结论而不是一些具体的数据，而要形成这些结论必须具备两种能力，一是判断和归纳知识的能力，二是要有非常丰富的外围知识。所以文、理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正因为这样，我常告诫我的研究生，大量获取知识有两种办法：第一是到日常生活中体会，但人生这么短，不可能体验到足够的经验；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读书，特别是读文学书，文学书把一些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凝练成文字，所以看书时可以经历生活中不可能经历到的一些事情，这是获取知识最可行的方法。

我现在的这些经验和感受都是在上医学习期间积累的。所以，我在上医得到最大的帮助一是获取分类处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二是学会了上述的逻辑规律。

教育有一定的规律，高等教育也是如此。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第一要“大”，第二要“学”，两者缺一不可、互相补充。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的合并正是体现了这两字方针，合并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建立一所国际一流大学。从这个角度来说，上医与复旦的合并顺应了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要自始至终记住：复旦之所以是复旦，就是因为“复旦”这两个字，就是因为旦复旦兮，失去这两个字，这个大学就谈不上一流，更谈不上国际化。作为教师，每个人都应该为复旦而骄傲，而奋斗；作为学生，每个人都要珍惜在复旦求学的宝贵机会。

（采访整理：许涛、陈峰源、徐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