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三大学记略

悉尼有三个大学。最负有盛名的，当然是悉尼大学。悉尼大学创办于一八五〇年，原来的校址在市中心海德公园旁边，与博物馆为邻。创办不久之后，主管人发现，这个地方的发展前途不大，不管怎么扩充，只有半条街的余地。于是，就搬到了现址。现址高踞在山上，由下往上望，称得上雄哉壮哉。地方宽阔无比，占地大过于国立大学。现在的校门外，有一大片空地，原是大学的地方，学校愈来愈发展，但建筑房屋只是向其他方向发展，始终保持着这大片空地，为的是有了这片空地，一进门来，一望就可看出学校的雄壮景象。这片空地现在移交给政府了，改成了公园，但是，协议规定，只能让它空着，不能盖房子，学校只是把校门后移而已，这片空地仍然与学校相融，保持了壮观。

悉尼大学采取学院制和大学制并行的办校方针。这是学校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人主张废除建校时古老的学院制，有人则反对，两种制度乃并存至今。学院有很大的独立性，经费人事都自决，不受学院管理。学院保存了更多的古风，必须穿黑袍的场合不少。只是从建筑上看，也可见三代的区别。学院的房屋是第一代建筑，全仿牛津，用大石头；用砖头建筑的，是第二代房屋；新式建筑自然是第三代了。第一代建筑确实庄严得多，其礼堂尤甚，予人以肃穆之感。

这所学校在创办时，是颇为自负的。一幢于上一世纪建筑的最为雄伟可观的巨大建筑门楼上，有三个标记，中间是悉尼大学的校徽，左为牛津校徽，右为剑桥校徽。办校人意以此表示兼取牛津剑桥之长。的确这个大学至今仍颇有古风。

历史系黄宇和先生陪我在学校参观，虽然行程匆促，跑马看花也不可得，究亦知其一二。

悉尼大学的系科设置，不求全，而颇有负盛名者。全校学生接近一万八千人，居澳洲名大学学生人数的第二或第三位。澳洲除了堪培拉的国立大学，都是州立的，各州的大学分由各州的政府办，悉尼大学当然由南威尔士州州政府办理。国立大学的经费，不免受政府经费限制，时多时少，势难掌握。据说国立大学创办之初，勃勃有雄心，政府的一个想法即是防止学人外流，因此，给国立大学以充足的经费，而以优厚的条件使学人安心，使国外学者欣然而来，访问人员之设，亦即为此。是以，数年之间，声誉崛起，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近年以来，由于联邦政府经费限制，国立大学的日常费用受到了影响。州立大学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接受私人捐助，经费不会受到政府财政开支的影响。现在州立大学都改由联邦政府管理，但不称国立。在经费上，仍然可以接受私人捐助。悉尼大学不专设经费以供外来访问人员之用，但由于这个大学在澳洲学术上拥有的地位，即使没有较好的经济待遇，也有国外学人自动要求来此访问。

悉尼大学的汉字研究，集中于历史系和东方系，两系课程设备颇有重复，东方系也研究和开设中国历史课。到悉尼大学访问前一天，我曾去访问病重住医院的大卫先生，他就是东方系主任。他是研究陶渊明的专家，写了陶渊明传，其时尚未出版，而他的癌症已不可救药。陪同我和惠敏去医院的，是大卫先生的学生，麦考莱大学高级讲师鲁易斯先生。鲁易斯先生说，也许在他逝世之前，可以有样书送到他手里，他可以瞑目。当时我看他骨瘦如柴，面带苦笑，道谢我们去看他。回到堪培拉后不几天，报纸登出他逝世的消息，年止五十九岁，也不知他曾看见他的著作出版否？

新南威尔士大学建于一九四五年，学校占地最小，而系科设置最全，学生人数一万八千人有余，居全澳之冠。陪同我访问这家大学的是席路易Louis Sigel先生，他是我到澳洲第一个认识的友人。前番在我初抵澳洲时，到飞机场相接，此次又在悉尼盛情陪同。临别之际，我写句赠曰：“愧无良物赠新交，秀才人情纸一张。”他说，我们这个学校是地少人多，没什么可看。这自然是谦逊之词。学校占地的确不大，显得拥挤，而系科设置周全，也就是它的特色。图书馆设备很先进，微型放大机很完备。席路易先生是经济系的高级讲师，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现在正和中山大学共同研究珠海特区。

最年轻的大学是麦考莱大学，创设于一九六七年，学生人数为一万一千人。理工科是主要的。没有历史系，而是历史、政治、哲学共成一系。这个大学教历史的高级讲师温斯顿·鲁易斯先生，在清晨即至我的住处相访，之后带同参观了他的大学。他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生，之后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为萧公权先生晚年学生，我可以和他勉强称为师兄弟。他正在研究端纳，准备写一本端纳传。端纳这位澳洲名人，和他的前辈莫理循一样，和中国近代历史颇有渊源。老师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学生后来做了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显然，这个人物值得加以研究。承他问询，我没有旁的意见可以提供给他，只是说，西方人研究对中国有过政治影响的西方人物，不只要研究传主的思想和行动，尤其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历史情况与社会情况，庶免隔靴抓痒。鲁易斯先生和另外一位教师，合作教中国历史。他们两人把上下五千年全包了，以宋为界，各分一半。真难为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