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天梦从复旦起步

飞天梦从复旦起步——徐福祥校友访谈录

本人近照

徐福祥，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并留校任教。1970年调航天工业部五院509所，历任“风云一号”卫星副总设计师；“风云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副所长、所长。1995年任航天工业总公司五院院长。担任中国宇航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空间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理事，复旦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

他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多次获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及二等奖。曾被评为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航天奖、国家质量管理突出贡献奖。

我不是考进复旦的，小时候从没想过自己要读大学。我出生于江阴乡下，家里很苦，父亲是农民，母亲在上海当工人，我10岁来到上海。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当时叫做工农学生，初中毕业以后要么考个中专，要么到父母所在的工厂里去当学徒，大部分人的路都这样，祖祖辈辈没有人读过大学。

1958年的时候“大跃进”，上海市委提出要培养自己的工农大学生，在上海的初中里挑了一批出身好、成绩好、品德好，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保送到重点大学去读工农预科班，我被选上了。我喜欢读书，无论文理都不错，画画也很好。我的初中五一中学是一所极其普通的学校，有人能够直接被挑选到大学预科是意想不到的事情，但去哪所学校还未定。老师们喜欢我，都帮我出主意。物理老师说我应该读物理；数学老师说我应该读数学；语文老师说不行，我应该读文科，因为我在作文竞赛中得过奖；还有建议我去画画，去医学院的，各种各样。后来老师们说，算了吧，让他去综合性大学吧。就这样，我不知道复旦在哪里，也不知道复旦大学是怎么样一个学校，根本没听说过也没仔细想，就填了复旦大学的预科。一两个礼拜后，通知来了，我就这样进了复旦大学。当时我住在潘家湾路大洋桥附近，这件事成为了很轰动的新闻，我们的弄堂都为此沸腾起来了。那时我才15岁，去复旦报到回来，别上了大学校徽，却还戴着红领巾，因为没有退队，还是少先队员。

复旦预科只有两年，却要把高中3年的课补起来。但实际上才读了1年半，就又来了一次“大跃进”。预科班里的尖子生被挑出来，直接进大学。1960年1月份我刚刚跨入17岁，就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了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我们和物理学系考进来的64届那个班一起上课，他们是物一甲班、物一乙班，我们是物一丙班，也叫做电训班。当时我们国家的无线电要发展，电训班的目标就是培养教师，而且提出“三年赶五年”，用3年的时间把五年制的课程学完。大部分人毕业后留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批自己的工农教师，所以大学我真正只读了3年。三年赶五年，课程非常紧，大家一开始都跟不上。现在想想什么少年大学生之类其实不好，还是得尊重教育的规律。我自认天资还算聪明，学得比较好。

很快3年书读完，1963年底1964年初我们就等着分配。那时候杨西光、王零对我们这个班特别关心，因为是复旦大学的宝贝。好像是杨西光，专门到学校里来给我们讲话，说：你们这批娃娃年纪还小——我们刚刚20岁，有的还不到20岁——有些事情还不懂，我们要为你们考虑，也要考虑国家的形势。国家正是困难时期，对你们毕业分配不利。另外三年赶五年，虽然把5年的课读完了，但毕竟只读了3年，相当于大专而不是大学本科，以后要吃亏的。你们都是尖子，我们不能害你们，你们再念两年书，满5年后再分配。虽然说是三年赶五年，但实际上3年结束后的那两年，我还是待在大学念书。

因为没什么书读了，我们就进教研室，跟着老师一起动手搞科研，写论文，学习专题报告，在专业上更加深一步。那两年的经历，对我后来非常有用。当时我们由姚晋、徐研人、蒋知本等老师带头，两年里搞出了复旦大学第一台614电子管计算机，我参与负责存储器的部分。我们一群20岁的孩子，还什么也不懂，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搞研究，搞电路设计，搞方案设计，一点一点来。我们只读了3年大学，上的又都是基础课，参与科研对我们是非常好的锻炼。我之所以在航天研究领域出名，就是因为搞控制系统。以前控制系统用的计算机跟电子管计算机差不多，这种技术好多人不懂，而我恰巧搞过，就有优势。我现在当总设计师，如何完成一个系统工程项目，很多东西也是在那时学到的。

在这两年的研究工作中，我被老师看中了，说这个小伙子搞研究工作还不错。因而到1964年底分配的时候，我就留在了物理学系无线电教研室当助教。

到教研室一年多，就开始“文化大革命”，我是保守派，为什么呢？当时物理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李庆云，还有金兆良等老师都要被打倒，这些老师中，也包括杨西光、王零等等，他们平时对我们这个班是很好的。为什么把他们打成走资派、反革命，我们想不通，我们班留校的那批人几乎都是保守派。后来造反派起来了，保守派失势，我们就当了逍遥派，什么也不管了，专心搞科研。这时候我又跟到一位很好的研究光学的老师——李富铭。外面搞“文化大革命”，我就跟着他搞激光通信，把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个激光通信做成功了，这对我又是一次提高。

再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就是蔡祖泉。他那时候在电光源实验室，国防科工委要搞光学院研究激光，看中他，要把电光源实验室从复旦大学划出去，成立国防科委十五院，于是希望从复旦大学挑一批又懂电又懂光的人。我被挑中，就去了电光源实验室，也就是十五院，工作地点还是在复旦大学里。蔡先生工人出身，没有读过大学而成为了教授，他是非常求实的一位科学家，很执著。那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目标的精神，让我获益良多。

跟了蔡先生一年多后，接了一个项目。1968年2月22日，五院，就是现在的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酝酿。当时地面试验的设备需要太阳模拟器，就是模拟器里放一个小太阳灯来模拟太阳平行光。蔡先生叫我参加，我在他手下主要搞太阳灯的电源和自动控制。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把这个灯搞了出来，获得了国防科技二等奖。我就在复旦大学为五院搞这个太阳灯，没想到后来自己成了这个院的院长。因为北京搞了卫星，上海的张春桥也要搞。总理没有办法也批了，然后要从高校、研究所包括工厂里抽一批知识分子。蔡先生说，你现在搞的东西正好和五院的卫星模拟器有关，就出去搞卫星去吧。我就这样离开了复旦，慢慢搞起了航天，成了上海搞太阳模拟器这方面的鼻祖。

我离开复旦时是1969年底，在复旦一共待了11年，有很多令我难忘的回忆。预科时的物理老师徐毓英、化学老师刘云英、数学老师徐继文、语文老师章熙邦，这4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比较全面发展，文理科都好。预科的时候得过作文竞赛二等奖，参加数学竞赛也得奖，老师都喜欢我。我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母亲》，讲我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时的经历，我第一眼看到母亲的感受等等，最后一句话是我拉着母亲的粗布衣衫，眼泪濡湿了她的衣服什么。章熙邦老师在课上念出来，好多同学都流了眼泪。徐毓英老师现在还在，我去看过她，其他几位老师都已过世了，或者病重在床。我们读预科时，一群孩子才十四五岁，什么都不懂，老师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照顾。我们晚上不肯睡觉，都是他们来宿舍叫好睡觉了，还帮我们盖被子，宛如亲生父母，看到我们成绩好，他们尤其高兴。

进大学后那3年中，宗有恒老师，和后来做过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贾起民老师，当时是物理学系的助教，也一直关心我们。宗有恒老师教我们无线电，我们那时对无线电一点也不懂，觉得非常神秘，他跟我们讲无线电怎么发射、怎么接收、怎么调试。我们对他充满了崇敬，他居然懂那么多。宗老师后来跟我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好。贾起民老师教物理，讲到力学部分，开始运用微积分。我们没学过，得一面学微积分，一面听他讲课，非常困难，跟不上，好多同学第一学期考试都不及格。贾起民老师对我们非常有耐心，渐渐大家就赶上了。

我们同学之间的感情也很真挚。1962年国家困难，我母亲退职回了乡下，就我一个人留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也很困难。学校里帮助我申请到甲级助学金，12元5角，后来照顾到甲甲级，15元5角。在那个时候有这点钱很不错了，我吃饭、买衣服、买鞋子都是靠这些。自己很省很省，有时候还能去看母亲，给她一点钱。有一次我到五角场去买东西，钱放在小皮夹里，被偷掉了，学生证也掉了，没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回来直哭，同学们全班动员起来，你一元我一元地凑，凑出来的钱比我丢掉的还多，我不肯拿，同学们一定要我拿，说你慢慢地用吧。如果没有学校的照顾，没有同学之间的友情，我可能没法读下来的。我很留恋我们的电训班，现在好多同学还留在学校里，也有的出国了，都成为了很有名的教授，比如章开和、邱友瑾、陈大华、廖光裕、胡爱本等等。我们还保持着联系，有时候也聚会，我在上海的时候经常参加，到了北京以后，工作太忙就没时间了。

我很感激母校对我的培养。我们那时复旦大学抓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正是因为有了这三基，我工作以后才能在某些机会中表现自己的才能。我是怎么当上五院院长的呢？“风云一号”开始搞的时候困难重重，第二颗卫星曾经上天后失控，所有燃料耗尽，在天上乱滚，所有的人都说这颗卫星没用了，总设计师也几乎没有办法，把我找了去。我就是利用在复旦时学的基础物理知识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提出可以用地球磁场和卫星互相作用产生的力来救这颗卫星。好多人都不相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把其中的物理概念解释给他们听。其实是个很简单的原理，地球磁场是一个多极磁，卫星在天上转的时候，磁场不断变化，会产生力，利用这个力，这颗卫星就能救回来。总设计师和航天部的领导接受了我这个思想，任命我做技术组的组长。我花了75天，推导了一套公式，公式都是书本上没有的，我靠的也是大学里的数学知识，并且编成计算机程序，指挥全国的卫星测控部队，把这颗卫星救了回来。当时航天部给我们的贺电说我们是“中国航天的奇迹”。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相关的数学知识、物理知识，我怎么能做到这些。因为抢救卫星这件事，我得了很多奖励：国家二等奖第一名、航天部一等奖第一名、航天部的二等奖，还得过上海市的一等奖、科工委的二等奖，和“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政府特殊津贴、十五大代表。因此，好多航天部的老专家都认识了我，知道上海有个徐福祥。后来五院需要一个院长的时候，就想到把我调过来。说起来，我能当上院长也是复旦重视基础知识教育的结果。

我觉得现在好多学校，培养学生就是为了做生意。但复旦在这种环境下，还是坚持抓知识、抓理论、抓学风，我很钦佩母校。所以1999年我当空间技术院院长期间，在复旦大学设立了CAST奖学金，希望母校能为航天事业输送更多人才。我们学校这些好传统，可能跟几位校长有关系。别的校长我不敢说，陈望道、苏步青和谢希德这3位校长的学风都是非常严谨的。这些老校长传承下来一套好学风，以后也要继续发扬。

我当上五院的院长时，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那时五院正处于低潮，连续几颗卫星发射都失败。我根本没想到，在上海当总设计师当得好好的，一个命令就叫我到五院来，来了以后接连发了几颗卫星还都成功了，这就是命运。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没想到过的，没想到能够上大学，没想到会搞航天，也没想到会当院长。

（采访整理：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