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走出的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从复旦走出的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

李志强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非常广泛，尤以历史学、语言文学为重。在学术生涯中，他对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古典文学、语言学、史学方法等都做了潜心的研究，特别是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国中古史、以诗文证史、唐代与明清之际的文学等方面研究成果累累，将该学科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陈寅恪先生少年游学日本，后又留学英、法、德、美、瑞士等国的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大学等，求学近20年，归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先生的这些经历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蜚声中外的国学大师是从复旦走出来的。他的人生道路与学术历程，都与复旦有着密切的关系。

据复旦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蒋天枢先生所编定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载，陈先生曾在复旦学习三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先生十八岁，先生插班考入复旦公学，似在本年春。……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先生十九岁。读书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宣统元年己酉（1909），先生二十岁。复旦公学毕业。

蒋天枢先生另一篇《陈寅恪先生传》也提到了陈寅恪与复旦的这段姻缘：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先生十三岁，随兄衡恪东渡日本留学。……十七岁时以病回国疗养，次年插班考入吴淞复旦公学。宣统元年（1909）夏，复旦公学毕业……时年二十岁。

这里的复旦公学，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5年，原震旦学院的学生，愤于法国教会夺取学院领导权，排挤马相伯先生，于是集体宣布退学，拥戴马相伯先生另立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的起源。1905—1911年为复旦公学时期，陈寅恪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的1907—1909年就读于复旦的。这三年，正值陈寅恪先生弱冠成年之际，是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知识大量积累，思想逐渐成熟，人生道路开始确定。因此，复旦公学的三年学习生涯，对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的人生历程和后来的学术成就，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缺乏，陈寅恪先生在复旦三年的学习、生活情况，已经不能完整再现了。但我们仍能从一些零碎的材料中，发现他与复旦的密切联系。

1984年，复旦大学校史组在残存的1908年、1909年档案中，发现了陈寅恪和另一位科学家竺可桢的学习成绩记录。当时他们同在丁班，成绩优异，陈寅恪是丁班的第一名，成绩为94.2分，同时也是全校各班的魁首；竺可桢是丁班第四名，成绩是86.6分。（据1984年2月24日校刊）据陈寅恪夫人唐篔说，竺可桢与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是“同桌读书的人”（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三联书店，1995年）。这份资料成为陈寅恪在复旦学习生活唯一宝贵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他从青少年起对学业就非常用功刻苦，成绩极其优异。当时的复旦公学，在招生、考试及毕业各方面对学生要求之严格，在全国是无出其右的。譬如1905年第一次招生，马相伯和严复亲自主考，500多名考生只录取了50人。毕业的要求也很严格，学生达不到学业标准，则不能毕业。1905年至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共培养了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57人，平均每届不足10人。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复旦毕业生中多出各学科之大学者的原因，而陈寅恪能名列全年级第一，其天赋、资质可略见一斑。

当时复旦公学的教学特点，对于陈寅恪后来学术特长的形成，也有着莫大的影响。复旦的教学特点之一是重视外语。根据当时的《复旦公学章程》，除国文、历史、地理及伦理之外，其他学科一律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学校章程并详述理由：1.外国历史、地理名称，如翻成汉文，“不便记忆”；2.外国科学、哲学，法律名词“一时势难遍译，不如径用西文，较为简便”；3.“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者，必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4.“西籍浩繁，非移译所能尽收”，“况泰西科学制造，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未有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这些主张，即使从今天看来，也是极为远见卓识的。今天的许多大学还不能完全做到，复旦公学当时便得风气之先，实在令人赞叹。当时，学校章程中“入学程度”一项规定，“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陈寅恪6岁学日文，12岁学英文，得入如此注重外语的复旦公学，可谓如鱼得水。复旦章程又规定，“本公学英文班生，入于正斋后，任择英、德文一种兼习，期于文字应用，得以肆应”。严格的外语教学环境，使陈寅恪打下了坚实的外国语基础。从他在复旦毕业之后即相继赴德国、瑞士、法国等国留学的经历看，在复旦的三年中，他除了英文、日文外，还学习了德文和法文。后来他又在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相继研究希腊文、拉丁文、俄文、巴利文、藏文，后又研习满文、蒙文及阿拉伯文，再加上吐火罗文、吉尔吉斯坦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及中亚、西域的许多古代语言文字，陈寅恪先生共掌握了古今中外二三十种语言文字。正因为掌握了这么多的语言文字工具，他在进行史学、文学、哲学及宗教学方面的研究时能够更加游刃有余，最终成为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因此可以说，复旦公学注重外语的教学特点，对陈寅恪先生学术道路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复旦公学另一个教学特点是重视国学。复旦创立初期的几位校长（当时称监督）如马相伯、严复、夏敬观等人，不仅了解西方文化，同时更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耆老，对于学生国学素养的培育是不遗余力的。当时《复旦公学章程》明确规定，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者，“虽录取亦随时屏斥”。这是相当严格的一条，对于培养学生国学文化素养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都是极为重要的。由于复旦学生一般国学程度较好，所以国学课开的不多，仅有国文等几门，但要求学生每月必交作文一二篇，作为考试。陈寅恪先生幼承家学，熟读四书五经，在复旦又受了三年不忘国学的教育。如此，珍惜、热爱、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成为他终生坚持的原则，也成为他学术研究的核心与终极目标。1929年，先生在王国维墓志铭中首次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他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宣言。至于他所掌握的数十种语言文字，都是为他的国学研究服务的，这是先生为所有中华学人和许多外国学者所敬仰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复旦对陈寅恪先生也是有着巨大影响的。

由此可见，20世纪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与复旦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而在复旦三年所受的教育对他的一生应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是从复旦走出来的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