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甚相得”的国学大师刘申叔

刘申叔

“刘申叔，北大教授中畸人”，这是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二》中说的话。不过，细读他的文章，也看不出刘申叔有什么特别畸的地方，只是说他写文章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和小孩子描字相似，而且不讲笔顺。”总之，文章好，字太蹩足了。

要说刘申叔畸，当然也可以说。比如他是革命派，后又成了反动派(冯友兰语)。刘申叔出生于1884年，仪征刘氏是经学世家，但1903年他参加河南开封贡院会试失败后，到了上海，见到蔡元培、章太炎，受他们反清排满的革命思想影响，章太炎则看重他的家传经学，折节与他订交。刘申叔也很快变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干将。他写的《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他是以大汉族主义的观点，反对满清贵族的腐朽统治。他的《中国民约精义》则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起源，提出了古代立君多出于民意。后来，刘发表多部著作，均以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作为他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武器。第二年，他参加了光复会。而他主笔的《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报纸以及《攘书》和《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粹学报》是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该会成立于1905年，是以刘申叔(22岁)、邓实(29岁)、黄节(33岁)、黄宾虹(41岁)、柳亚子(19岁)等人为成员，主帅章太炎。

1907年，刘申叔应章太炎的邀请去日本，任《民报》编辑。此时刘申叔对无政府主义表现出浓厚兴趣。刘申叔不仅对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作了全面的介绍，而且还对无政府主义理论有了创新和发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自由思想，与他早期大汉族主义的排满革命发生了矛盾，从而得以纠正，也使他明白民族革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调动工人、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理论也认可。这样，他对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口号，必然加以否定，对民族革命的目标、民生主义的主张，都加以批判，从而转到对中国封建制度的迷恋，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自由放任，阶级观念淡薄，贫富悬殊不大，远比西方资本主义更为合理。这为刘申叔后来叛变革命埋下思想基础。

刘申叔叛变革命，投靠清政府端方，起因则是与章太炎的交恶。刘申叔本来与章太炎情同手足，思想观念基本一致。但在1908年，两人为一件小事闹翻，而且矛盾愈演愈烈。事情的起因是，章太炎出于好意，把被人称为交际花的刘申叔妻子与她表弟汪公权的暖昧关系告诉了刘申叔的母亲。不料，刘母和刘申叔反而不信，从此结下私仇，并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有暖昧关系。刘不仅伪造《炳麟启示》，说他对革命丧失信心，出家做和尚，而且还公布了章太炎要刘申叔夫妇向端方联系筹款和他给端方的五封信，这对章太炎是极大的打击。章确实与端方联系过，但端方以章太炎出家做和尚为条件，被章太炎拒绝了。而此时的刘申叔则积极向清政府靠拢，向端方靠拢，最终成了幕僚。端方是满洲贵族中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人，他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改良色彩的政治措施。1909年，端方改调直隶，刘申叔也旅寓天津。对刘申叔的叛变，许多人难以理解。这样一个自称“激烈派第一人”的人，怎么会走上反对革命的道路呢?除了上面提及的他的思想基础以外，还归根于他的领袖欲和对民族民主革命的怀疑以及清廷对他的引诱。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后，刘申叔被四川军政署囚拘(刘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至1912年1月29日被释放。这中间蔡元培、章太炎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和总统府一起均去电文要求四川都督府和资州军政署释放刘申叔，并要求将刘护送军部，“以崇硕学”。刘则留在四川任教，传授国学。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为筹谋称帝，拉拢一些文人。这时投靠阎锡山的刘申叔，由阎推荐给袁世凯，刘就到了北京。1915年8月23日，袁世凯授意杨度、孙毓筠、李燮和、刘申叔等人发起组织“筹一国治之安”为目的所谓“筹安会”，鼓吹帝制。为此，黄侃、马叙伦曾当面痛斥刘申叔。袁世凯曾向黄侃赠送银三千元、一枚金质嘉禾章。随着袁世凯皇帝梦破灭，筹安会的“六君子”和为袁世凯登极的七人被称“七凶”，都在通缉之列，而严复、刘申叔因“人才难得”获保免，刘就回到天津，日子过得十分清苦。据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一文中说:当时教育部一位易某去看他时，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误把墨盒当酱油，蘸着往嘴里送，把嘴和脸涂得漆黑，活像一个疯子。

刘申叔后来怎么又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呢?原来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他念及故旧，特聘其为北大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据台静农回忆:“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嬴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同意了。”(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话〉读后》，《龙坡杂文》，台北洪苑书店1988年版，第162—163页)由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此话有一定可信度。首先，陈独秀此时是北大文科学长。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蔡元培和陈独秀皆是刘申叔的旧友。前面提到他1903年到上海后，和蔡元培编《警钟日报》时，曾向蔡元培介绍陈独秀。所以蔡元培和陈独秀均是刘申叔的故旧。早在民国成立初期，蔡元培和章太炎就关心刘申叔的下落，他们在《大共和报》上撰文:“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特绝学。”(《求刘申叔通信》，1912年1月11日《大共和报》)希望刘出来做事。对于刘申叔误入歧途，蔡元培特别理解。他给友人的信中说:“刘申叔，弟交契颇久，其人确实老实，确实书呆。”蔡元培当校长后，聘刘当教授，是自然不过的事。刘申叔进入北大时讲明不谈政治，此后也一直遵守诺言。

刘申叔经过辛亥革命和倒袁两次变故的严重打击，心情极差，唯一庆幸的是如今能重新回到书斋，研究他的学问。此时，他遇到了汉章先生和黄侃，三人“谈艺甚相得”。这是汉章先生给友人信中提到的。刘申叔和汉章先生有许多共鸣之处。

首先，他们学术观念和倾向基本相似。

刘申叔出身经学世家，他的曾祖父刘文淇，集四十年之功编成《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长编数十巨册，晚年又写成《疏证》一卷。祖父刘毓崧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以及《周易》、《尚书》、《毛诗》等旧疏证。刘毓崧生四子。刘申叔父亲刘贵曾，曾协助其兄整理《左传》旧疏，撰有《左传历谱》、《尚书历谱草补演》、《礼记旧疏考证》。江苏仪征刘氏朴学兼有吴、皖两派之长，又不严格区分汉学和宋学。刘申叔继承家学，他的前期(1903—1908)近于戴学，后期(1909—1919)近于惠学；前期偏重古文经，但也不排斥今文经说。而对今文家视古文经为伪说以及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持反对态度。他曾撰《汉代古文学辨证》、《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文，批驳廖平之《今古学考》和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对汉、宋之说，也不偏废。后期则重汉儒之说。这种学术倾向与汉章先生经兼融古今文学，“兼治汉宋而不偏于一家”是一致的。

刘申叔聪颖过人，又勤奋苦学，十九岁中举，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而到北大以后，他专心学术研究，使得门派因素得以加强。他深入研究《古文尚书》、《逸礼》、《周官》，撰有《礼经旧说》、《逸礼考》、《两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等著作。对于这些著作他认为“堪称信心之作”。学生陈中凡在《周礼古注集疏跋》中记述刘申叔对其说的一段话，说明他极为重视经学著作，引述如下:

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之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西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

这是他对他的学生陈中凡所说的一段话，说明他极为重视经学著作。他1916年撰写了《春秋左传例略》、《中古文考》、《左周礼公卿说》等著作，其中《春秋左传例略》示黄侃，黄侃读之大悦，遂北称弟子。

汉章先生对刘申叔的著作也是称道的。早在刘申叔未进北大之前，汉章先生在他的《尔雅学讲义》中引用刘的文章，即刘申叔1907年在《天义报》上发表的《物名溯源》、《物名溯源续补》。汉章先生是在讲义的第三章第二节说《释草》至《释畜》中引用的。如引《物名溯源》曰:“动物、植物，一物必有一物之名，物名莫备于《尔雅》。名起于言，惟有此物乃有此称，惟有此义乃有此音，盖舍实则无以为名也。欲考物名之起源，当先审其音，字音既同，则物类虽殊，而状态形质，不甚相远。”强调考物名之起源时审音之重要。故得出:“古人之名物，非苟焉而已，既以名加物，则名物之状态形质，已隐于字音之中，后世之人，正可因字音以求其义。不明音韵学者，不能研究博物学。博物之学，奚可以不辨名为首务哉?”这就是“就字音推究字义。其说出于黄扶孟、王臞、伯伸父子、焦里堂、阮伯元、黄春谷诸先生”(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汉章先生指出刘氏二文，“据王氏述曾说推演之，举物名之本于物音(后篇谓之物声)、物能、物文(前篇谓之形色)、物形者，交编释”。而对刘氏文中“其义间漏略”、“随文附注其下”。刘擅长经学，音韵学非其所长。但其早期的声音训诂之学，除前面提到“就字音推究字义”外，还有“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此三义皆极卓”。(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汉章先生后来编纂《江苏通志·金石考》时，也有个别条目中引用刘氏文章。在《经学通论》、《论经学之会通六》说“爰详”，结尾也提及:“仪征刘氏《左疏》亦未成也。”

其次，他们同为《国故》编辑。

1918年，北大学生许德珩、易家钺、黄日葵、段锡朋等首先于10月20日成立《民国》杂志社，紧接着同年11月19日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1919年1月26日，由学生俞士镇、张煊等人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国故》月刊社是在刘申叔宅成立的，到会学生数十人，教员六人。总编辑刘申叔、黄侃，特约编辑陈汉章、马叙伦、黄节、屠孝寔、康宝忠、吴梅、林损、陈钟凡等人，张煊、薛祥缓、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学生出任编辑。时任史学系主任的康宝忠还任总务主任。他们“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刊物编辑本还有朱希祖，但其三日后发表启事，婉拒出任《国故》月刊编辑。这样北大形成新派、中间派、旧派三大刊物，而大胡子朱希祖倾向中间一派。持这种看法的，如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的《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文章说:“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社曰《新潮》者，以张皇其说。”又说:“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两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耳”。

黄侃对《公言报》上的这篇文章是不满的。他立即致函该报，称:“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国故》仅出四期，翻阅刘申叔先后发表的一些文章，即《毛诗词例举要》(略本)、《礼经旧说考略》、《蜀学祀文翁议》、《退郛诗钞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论序赞》、《中庸说》、《象尽意论》、《隐士秦君墓志铭》等，没有一篇攻击新文化运动。不光刘申叔，汉章先生也如此。他在《国故》共发表两篇文章，即在第二期发表《楚通江淮证》，在第三期发表《西晋有书孔传说证》；前一文是地理考证之作，后一文用五条证明孔传之存在，也是考证的文章。同期还发表汉章先生大儿子陈庆麒的《毛诗序传相应说》。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说，《国故》仅为保存国粹而已，但从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看，《国故》与新文化运动的两个关键点，即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彼此是冲突的。这样，《国故》成了新潮派的攻击目标。于是蔡元培开导他们:“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辜鸿铭不是《国故》成员。事实上《国故》上发表的文章，很难与“封建复古”挂上钩，但那时有一些人主张毁灭传统文化，于是不断上纲上线；凡是与自己主张对立的，则一概主张打倒。《国故》成员中只有黄侃在课堂上骂娘，当面嘲讽胡适，其他人应该说都在保持沉默，专做自己擅长的学术研究。当然，他们内心或许有想法，如汉章先生直到30年代还认为提倡白话文，废止文言文，会使中国传统文化由此缺失，认为此比焚书坑儒还祸烈。这一点，刘氏异于汉章先生，他早期主张减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提倡白话文、宜用拼音，统一国语等。到了30年代，那些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也作了自我检查，向一些人致歉，正是意识到自己过火的言行。更有趣的，不管倡导新文化也好，固守旧文化也好，他们均是强烈的爱国者。《国故》派中的马叙伦还是领袖式人物(见本书《同事兼同乡马叙伦》一文)。当年中文系学生台静农就说过:“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台静农:《〈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龙坡杂文》，台北洪苑书店1988年版，第163页)

第三，他们同时参加进德会。

第四，他们在北大同一系、研究所讲过课。

刘申叔进北大比汉章先生要迟。汉章先生于1913年上半年在北大史学门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先后在北大预科、文学门、哲学门、史学门、外语门教课。1917年8月，史学门改史学系，汉章先生、朱希祖等人从文学门转入史学门，停招学生多年的史学门重新招生。汉章先生在文学门所开的课均属小学，即有文字学、音韵学、尔雅学和说文等。刘申叔于1917年进北大。他所担任的课程:1917年至1918年是“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三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三小时)；1918年至1919年是“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两小时)、“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六小时)；1919年至1920年是“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两小时)、“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四小时)。

刘申叔和汉章先生还同时被聘为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教师。北大于1917年下半年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研究所。11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报道，国文研究所教员担任科目表，陈汉章开课训诂，每月一次，每次二至三小时。汉章先生还在哲学门开研究课。据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报道，汉章先生开的儒家玄学，二周一次，开课对象有毕业生陈钟凡等4人，三年级7人，其中哲学门有冯友兰，国学门有范文澜。刘申叔只在文科研究所国文门任课，起初指导研究科目为“文”(中国史学)和“文学史”。每月分别一次，每次一小时，讨论研究具体问题。从1918年起，调整为经学、史传、中古文学史、诸子四科。

两人教学上也有共同点。一编有讲义，二不照本宣科。汉章先生在北大开课十六门，除研究所讲课无讲义外，其他十四门都编有讲义。刘申叔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关于汉章先生上课，引两段文字:“授课时，从不携抄本，以墨写于版，浑浑洒洒，均出诸记忆，诸生退而查对原本，只字无舛。”(何志浩:《陈汉章先生传》，载《经史学家陈汉章)第31页)又:“毕业后即被聘为本校教授，为诸生讲学，手书口授，随所论述，加以疏记，皆斐然成文。遇生徒问难，为举原书历述之，略无讹误，以是被称‘两脚书橱’。”(李渔叔:《记陈伯弢》，载《经史学家陈汉章》第34页)

下面引两段北京大学学生的回忆。一是冯友兰，他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中说:“在袁世凯被推翻以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反动派。就是在这个时候，蔡元培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我也去听过一次讲，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读起来，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冯友兰当时在北大哲学门读书，他的感受与在北大文学门读书的杨亮功的感受虽有相同一面，但毕竟只是一种直观感受。而杨亮功的回忆更为深入，他说:“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和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源源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由上所述可知，刘、陈两人上课有共同点，不同的是刘怕板书，是因为字不好；陈板书甚多，是因为乡音太重。

此外，北大建校还不到二十周年时，北大学生出了一本《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刘申叔作了题词，汉章先生写了长文《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

刘申叔学问好，课又上得好，但为人孤傲，加上乖癖，不修边幅，蓬头垢面，于是成了北大三大畸人之一。后来刘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在北大不到三年，这位在传统经典上造诣极深的学者，汉章先生、黄侃的好友，不幸于1919年11月20日病故，年仅三十六岁。同年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公祭，由校长蔡元培亲自经办丧事，陈独秀主持丧事。关于刘氏著作，蔡元培在《刘申叔事略》一文中说:“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学校、教本六种……其勤敏可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