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创新创业集聚中的作用研究

国际金融研究院 华蓉晖

一、引言

斗转星移之间,人类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国政府、各行各业都寄希望于通过知识和技能的提升促进产业进步,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环境承载能力。当老龄化问题、全球变暖问题和再生能源问题必须用创新技术来解决时,以下三种趋势必然被强化:第一,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需要具备更高技能的员工才能胜任,员工必须定期更新知识和学习更多样化的技能;第二,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投资力度将不断加大,会引发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新技术又必然通过各种有效渠道扩散至潜在用户;第三,创业者更有能力和眼光发现前景光明的新技术,并及时转化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因此创业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大学在这三种趋势强化的过程中理应发挥关键作用,这是由大学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首先,大学与本地及全球知识网络有着广泛联系,本身从事科学技术的生产和一些商业技术的早期开发。其次,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培训机构的最基本职责是传授知识和技术技能,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再次,大学又是向社会传播知识与技术的主要媒介。迄今,大学已为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大批人才,但在新技术转化方面所做的贡献不多,只有少数领先的研究型大学得到过数目可观的专利技术和特许权使用费。这些为数不多的大学与创新产业间建立起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领域涉及生物技术、药品和信息技术,并渐渐在学校周边孕育出了创业社区。目前,大多数院校与业界合作的现状是,大学与业界的联系仍局限在提供咨询服务、孵化创业企业以及生产少量的专利。反过来,业界也不注重转化大学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和英国大学所做的调查显示,行业新技术的主要来源是竞争者、客户、展览会、自主研发、供应者、行业协会和其他来源(包括大学)。

发挥大学在知识经济中的引领和推进作用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逼,关系到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能否顺利打开。因此,研究大学功能如何与创业者的创新创业需求相契合,既有助于提高创新创业的活跃度,又有助于提高大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及其社会地位。

本文第二部分通过文献回顾从理论上阐述大学在创新集聚中如何发挥其独特功能;第三部分具体剖析斯坦福大学成为当地创新创业企业集聚中心的历程;在第四部分的“结论与启示”中,笔者将提出对国内大学功能定位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一)大学隐性知识的扩散引来创业企业到大学周边集聚

大学研究人员创业实践、大学教师和企业间签订咨询合同、在校园里孵化企业以及公司雇用毕业生等各种活动,都为大学的知识扩散特别是隐性知识的扩散提供了多种渠道。大学是生产知识的主要场所,其产出的知识按性质可分为显性知识(codified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两类。当知识可以用许可证、合作协议或战略伙伴关系等形式签订正规协议,并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时,这些知识属于显性知识范畴。那些不能在市场上明码标价,且不能以正规协议方式作价转让的知识,被称作“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s)”,属隐性知识范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显性知识可交易,而知识溢出的收益则无法作价。

虽然以克鲁格曼为首的一批学者承认隐性知识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但他们对隐性知识具有地域局限性的观点却不认同。他们认为,当信息在空间传播的边际成本接近于0时,没有理由去认定知识的传输会受城市、州或国家的政治边界制约。

冯·希谱尔(von Hipple)通过解释“知识”这一概念不同于“信息”,论证了“知识”的传播需要有地域临近这一必要条件。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想法”高度依赖于人们的知识背景,具有隐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点。冯·希谱尔和阿罗(Arrow)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阿罗曾把经济知识从其他的经济要素中分离出来,认为经济知识具有非竞争性的特质。因此,为任何特定用途开发出来的知识都能轻易溢出,并在完全不同的用途中产生新的经济价值。格莱泽等学者(Glaeser,Kallal,Scheinkman and Shleifer)则通过观测表明,知识产权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虽能“轻易地穿过客厅和大街”,但确实“难以穿越大洋和大洲”。

当隐性知识被大规模地产业化开发后,越来越多的企业被吸引来大学周边集聚。龙德(Ronde)通过研究指出,那些利用更多显性知识的实践社区往往具有地理分散性的特点。而以创新知识作为纽带的大学产业链则具有临近性的特点。在纳米技术等新兴学科领域,深入研究必须建立在已有知识网络的基础上,这个知识网络通常横跨多个子学科。于是,大学作为知识服务的平台,能吸引相关的企业和支持性中介机构来协同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试图证明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对其创新产出会产生影响。研究的命题是“在保持某公司知识投入量不变的前提下,若公司所在区域对知识的投资额增加,则公司的创新产出是否也会随之增加”。对该问题的论证用到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1989年,谢斐(Jaffe)对知识生产函数模型作了修改,使之能同时反映空间和产出两个维度:

其中,I表示创新产出,IRD表示私人企业的研发支出,UR表示大学的研究支出,GC用来度量大学研究和企业研究同处一个区域。用于测算的观察单元建立在空间和产业两个层面上,s表示州,i表示产业。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溢出具有本地化特征。此后,又有大量的研究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验证了正是由于知识溢出效应,使得企业外部投资能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即外部知识源的存在,确实能增加本地公司的创新产出。

(二)大学师生在知识网络中的“节点”角色也有助于创新集聚

长期以来,大学已成为与多个网络相交的知识中心[1]。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师生最适合充当链接各网络的“媒介”。在传播大学自身的研究成果及内含的宝贵隐性知识方面,学生是主要的“载体”。同时,他们也是把企业信息反馈至学校的“渠道”,通过反馈,便于学校把握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课程设计。若要“渠道”畅通,在大学与企业间展开合作项目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做法。通过合作,大学可派遣在校生去合作单位实习。在实习的过程中,学生既能与企业及时沟通大学实验室的最新研究进展,从而便于企业掌握科技发展的前沿,及时分析科技进步对生产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与此同时,学生还能通过实习了解到以前学校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以及企业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当他们把这些隐性知识带回学校后,既能对今后的研究起向导性作用,又能促成学校和业界更深入的合作研究(Bramwell and Wolfe)。

大学教授们则充当着跨界媒介的角色,在向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传授企业知识,另一方面帮助企业和他所处的多个网络中的个人或机构进行沟通交流,使企业得以与世界各地的行业专家建立起联系。此外,高校自身也能成为沟通与交流的“平台”。通过校内研发和组织各种论坛、研讨会的方式,高校能把相关领域的创业者和国内外的专家教授们召集起来,面对面地探讨交流,从而加速隐性知识的对外扩散和促进产学研联盟的构建。

Bramwell和Wolfe进一步研究了大学需要具备怎样的先决条件,才具有号召力,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服务平台”,在多个网络间提供知识交换和知识匹配服务。虽然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平台”功能,但一所大学的名声和它的研究质量无疑是决定其号召力的最关键因素。另外,Youtie和Shapira还注意到,如果大学有能力充当稳定可靠的“平台”,并通过“平台”提供跨学科的知识和合作机会的话,这所院校对企业的吸引力会大大增强。换句话说,大学的服务广度和自身的优秀程度决定了知识交换的潜力和对企业的吸引力。著名高校周边常常会集聚创新企业群。

三、实例分析——斯坦福大学在硅谷的角色研究

(一)斯坦福大学与产业间的密切合作孕育了硅谷

硅谷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区之一,是创新和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也是全球风险投资最集中的地方,是全球典型的创业社区之一。这一社区发端于加州西北部的帕洛阿尔托谷(the Valley in Palo Alto)——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的所在地。

硅谷起源可追溯至1937年惠普公司的成立。与许多东海岸的同类公司一样,它的财富也是因战争而累积起来。战前已有一小部分技术企业集聚在惠普公司周围,伴随着惠普公司一同成长,共同构成了硅谷发展的基础。战时,又有大量人才被吸引到与战争相关的行业中来,于是旧金山湾地区集聚起大批人才。

当时,在大学教育方面,与波士顿的麻省理工相比,硅谷存在明显缺陷。地处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没有开设与战争相关的工程类学科。直至被称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在斯坦福主政期间,才开设了电气工程课程,并通过设立有前途的工程学院,扩充相关的研究生教育,使斯坦福大学发展成美国名校之一。到1950年,虽然斯坦福的师资队伍不及麻省理工庞大,但它培养的电气工程专业的博士生人数已和麻省理工持平。

由于硅谷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且与华盛顿之间也没有过硬的关系纽带,促使它尝试与业界建立起新颖且富有成效的联系。在特曼的推动下,学校与产业间的密切程度超过128公路地区。特曼还鼓励师生深入了解本地商业机会,并采取三项措施助力学校与行业建立起更开放互惠的关系。一是在校内成立斯坦福研究院(SRI),从事与国防相关的研究,帮助西海岸公司拓展业务;二是通过设立荣誉合作计划(Honors Cooperative Program),向本地公司开放课堂教育,促进企业员工“回炉”学习;三是促成斯坦福工业园的建立和发展,使之成为美国第一批工业园区之一。特曼在20世纪50年代引入的这些创新措施,慢慢拉近了产业与院校间的距离,使隔阂逐渐消弭。

以大学研究为基础、以争取国防订单为目的、创业者自担风险进行创业,这三个要素的完美结合使硅谷进入了加速发展期。到1975年,该地区技术企业的雇员已大大超出10万人,工程师、电子公司、专业咨询师、风险投资人和供应商的集聚规模已能与东海岸媲美,当时,128公路专攻小型计算机产业,硅谷在商用半导体领域表现出众。

(二)斯坦福大学在硅谷地区充当了知识网络与创业网络间的“节点”角色

在硅谷,公司组织就好比联系松散的工程队联合会。未经刻意安排,硅谷的工程师和企业家们逐渐摸索出一种更灵活的产业体系,其专业和技术网络组织是围绕本地区建立的,而非在单个公司内部进行组织。创业者团队与斯坦福大学间一直保持紧密合作。另外,产业在发展初期得到了风险投资的支持。硅谷的风险投资人并非金融专业出身,他们是创办并已售出企业的企业家。因此,一旦投资出现问题时,他们能及时介入并帮助被投资企业脱离困境。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的前提条件是投资人所处的地理位置靠近被投资企业。

在硅谷,产业是细分的。细分能提高产业结构的灵活性和弹性。硅谷竞争的特点是开放式的,而非壁垒型,当地生产者之间的相互竞争有利于技术进步。此外,硅谷的商业文化是鼓励劳动者热情并深入地参与工作。它的绩效体系是奖励有所作为的员工而非奖励资深的特权阶层。这一绩效体系能确保企业和行业内各层次的员工,从最底层的技术人员到高级工程师,在知识扩散的过程中都能了解并掌握新知识。

硅谷独具特色的运作特点能确保高科技领域的科学家与创业者之间通过协作,为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思想。硅谷发展建立在区域网络化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创业者、风险投资人、研究者和其他中介服务机构既自成网络,又彼此联络,于是才能将各种新思路转化为商业创新项目。

硅谷的实践表明,集聚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合作机构的集聚是硅谷经济发展的重要催化剂。集聚既是自发的,也靠政府的政策推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坚持扶持大学研究,并支持私人部门投资于创新产业。一系列重要研究显示,硅谷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政策。Bayh-Dole Act对推进校园创业有积极影响,该法案执行后,校内科学家创办的企业数大大增加了,科学家创业更有利于隐性知识的开发利用。其他研究把大学、公共政策与企业表现联系起来,他们普遍发现大学研究和公共政策都能提高企业绩效。美国ATP与SBIR政策的衔接,促进高校以专利或专有技术的形式向企业转让技术。实证研究表明,专利技术多的企业确实更容易获得商业成功。

硅谷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商业化的网络密度越高,越能加速同业竞争,因此,集聚能提升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和创新水平。硅谷发展受益于它有效地利用了大学资源、风险投资和巨大的人才库(由科学家、工程师及技师组成)。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综上所述,大学作为生产知识的场所和传播知识的中心,有大量的显性和隐性知识有待扩散。由于隐性知识能轻易地“溢出”,又具有地域局限性,因此,大学对高科技创业者天生具有吸引力。结合斯坦福大学多年发展的成功经验,我们至少可得出以下两个一般性的结论:

1.大学可成为地区创新创业活动的中心

斯坦福大学通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步发展成为硅谷地区创新创业的动力源泉,归结于以下三因素的结合:一是开门办学。培养业界需要的专门人才,并帮助业界做好员工继续教育工作。二是合作研究。校内师资中有一大部分是招募的业界有前途的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善于发现行业技术的“瓶颈”问题,并能借助学校多学科的知识网络优势进行知识整合,产生新思路,帮助业界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政府公共政策的推动。美国ATP与SBIR政策的有效衔接与执行,既有助于促进校内科学家自主创业,又有助于促进校内专利和专用技术进行有偿转让,吸引更多创新企业集聚到大学周边分享“知识溢出”。

各国政府和政策制定者都试图复制硅谷模式,以期提高本国在知识产业中的竞争力。复制的关键是政府要有能力促进全国各地的创新集聚。事实上,至今硅谷仍无法复制,这是因为在硅谷以外的其他地方,业界和大学间是有“高墙”阻断的,他们各自形成的网络间不能够畅通无阻地交汇沟通,致使其他大学不能像斯坦福那样,充分发挥其知识中心的作用。若某一区域内的产学研机构间能毫无障碍地合作,则不但有助于优化当地的市场环境,也会使这一区域在竞争中轻易地脱颖而出。

2.大学研究者和企业间的密切合作能促进尖端技术的产业化

产学研网络间的交汇互补,有助于拓展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从而提高生产力。在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过程中,进取型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力争在科学不断进步的大环境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新机遇。电信、软件、集成电路、互联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是目前炙手可热的领域。展望未来,多媒体、机器人学、纳米技术、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等领域又将为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最近的信息通信领域,尤其是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领域的经验表明,产业化的前提条件是经过科学家们艰苦卓绝地努力探索后,科学前沿被不断地向外拓展,由此才能带来具有商业化潜力的新发现和新技术。当技术进步紧随科学进步时,大学研究者成为将新知识导入商业领域的“主渠道”。在对这些新兴领域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常常要做一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额外研究,这一做法一方面在完善和发展新技术,另一方面也在履行创业者职能。因此,在那些探索尖端科学技术的大学附近,常常集聚了许多初创企业,他们集聚在此是为了有机会分享研究过程中更多的隐性知识,他们创业的目的就是力求将学校研发出来的有商业前景的尖端技术产业化。

(二)启示

研究大学在创业集聚中的作用,是为了启发国内的政策制定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使大学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作为“知识中心”的功能。研究启示主要有以下三点:

1.大学必须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间找好平衡点

只有那些在特定的研究领域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并得到业界一致认可的大学,才能与业界进行有效和互利的知识交换。想成为这样的大学,必须满足许多条件。首要条件是大学需要在自己选择的研究领域内不断进取并保持在一流的研究水平上。只有这样,才能牢固地树立起信誉和口碑。这是一个长期耕耘和积累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同时,人才培养的主业也不可忽视。学校有必要在激励教师和匹配资源之间做好平衡工作。政府政策和公共机制能强化激励,确保重点的研究型大学既很好地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又源源不断地为行业创新提供新思路。

2.恰当的政策与资金扶持能促进产学研的有效链接

让实验室样品成为市场上的商品,这中间有一段很艰难的转化历程。在创新技术的基础上研发产品或服务,是一个复杂且冒险的过程。许多中小企业既对新技术知之甚少,又缺乏消化新技术的技能和营销能力储备。即使某些中小企业已意识到引进新技术的重要性,但迫于在市场上找不到投资、必须承担产品开发风险和经历漫长的投资回收期等这样那样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他们在利用新技术方面也就止步不前了。那些完善的有良好记录的大企业对采用未经测试的新技术也很谨慎,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可能削弱其市场主流产品的销售。因此,许多创新理念和实验室成果(包括专利)仍然在大学里“沉睡”。大学里也有研究人员则因缺乏创业天赋、商业诀窍或者与商界的联系,宁愿保有稳定的大学职位,也不愿创业。

因此,公共政策与资金应在中试环节发挥效用,以克服固有的市场失灵问题,使校内产出的隐性知识能顺畅地扩散至业界,推动经济发展。在美国,有一系列激励政策(包括ATP和SBIR政策等)帮助科研人员克服不敢冒险的心理障碍,用相对长期的制度和公共资金激励一批研究者改变自身的职业轨迹,转变为高科技创业者。由研究者本人创办企业,产业化自己的研究成果,会使研究成果中的隐性知识被充分地挖掘利用。另外,这些政策也促进了实验室专利和专有技术向业界转让,为有市场前景的实验室样品的中试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推进其市场化进程。

3.大学与业界的密切程度决定了地区创新创业的活跃度

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关键取决于两个要素:隐性知识和人才质量。隐性知识是一种很难远距离传播、具有空间粘滞性、在本地区特定条件下并在特定群体间才能得以广为散布的“既得经验”。这里的“特定条件”主要是指本地区的商业文化氛围应该鼓励产学研各机构间的知识能顺畅地交流互通,能形成普遍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既得经验”的学习过程是通过本地区大学与创业企业这两种社会组织间的互动来完成的。大学产出的隐性知识是否能被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则取决于本地区人力资源库中人才的质量。

由于大学处于“知识中心”的地位,具有研究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大学应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力求产出高质量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只有当大学与业界紧密合作后,更多的研究成果才具有产业化价值,才不会被束之高阁,成果中的隐性知识才能通过学生实习、企业员工回校园继续深造,或与业界合办论坛、研讨会等多种渠道顺畅地扩散到企业界,推动企业创新,提高生产力。目前,国内大学与业界的合作大多处于松散状态,普遍还在起步阶段,斯坦福大学推动本地区高科技创业集聚的思路与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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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laeser E L,Rosenthal S S,Strange W C. Urban economics and entrepreneurship [R].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November 2009.

[1] 知识中心是指在一个点上,各种知识网络在此交汇。处于节点上的机构或个人能作为信息流的中介,通过控制项目把各不同方向的人们聚集起来。网络闭合导致了思想火花的碰撞,产生出更快更好的解决方案。按Burt的观点,创造力是一种进出口游戏,而非发明活动。将一种思想从一个网络传播到能让它拥有更大价值的另一个网络是创造力的关键。处于节点上的机构或个人通过过滤想法、重新定向,并在网络间传播这些思路等方式,为创造性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